一些国家开始规定产假的“爸爸配额”，强制奶爸们在家带孩子，让妈妈回归工作。
单纯的产假和补贴并不能鼓励“二孩”、“多孩”的生育。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提高女性发展水平，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生育率才能有效、平稳地提高。
总和生育率2.1被认为是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更替水平。它指每个妇女到49岁时生育孩子的总数。每个新生儿对应一位父母，而之所以多出0.1，是因为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并且一部分女性会在育龄期前死亡，无法生育。
199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曾达到2.1，随后逐渐下降，保持在1.5~1.6之间。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这比英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还要低。
很多人认为，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是因为36年来一直实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而一旦全面放开二胎甚至更多胎，我国人口将面临爆炸。
2015年，经过4年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二胎全面放开了。而此后的出生人口，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出现“井喷”式增长。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根据人口演变的规律，一旦陷入超低生育率，就再也回不去了。”
学术上称这种现象为“低生育率陷阱”。欧洲作为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持续性的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为了摆脱“陷阱”，欧洲各国一直尝试各种各样旨在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并且在一个又一个阶段的生育率反馈中不断调整、摸索。
他们所走过的路，应当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可借鉴的经验。
政府鼓励生育的第一步通常是给准妈妈们提供更长的假期和更高的带薪比例。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7-19》，全球有191个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享有法定带薪产假。其中，产假时长在4个月以上的有11个，还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准妈妈们能100%带薪休假2个半月以上。
该组织规定，女性产假期间应享受不低于原薪水三分之二的工资标准。纵观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产假时间都在26周以上，且带薪比例不低于原薪水的80%。
我国法律则规定，女职工生育可享受98天（即14周）的产假，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为“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而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则按照女职工产假前的工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国家。人口专家认为，这样的政策使得美国女性在职场中处于绝对劣势，长远来看甚至会影响女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美国劳动保障部的研究也发现，全国有23%的准妈妈们只休不到2周的产假，这对母亲和新生儿的身体健康是极大的伤害。
当美国的女性为了性别平等，在努力争取带薪产假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女性需要的不只是更长时间的产假和更高的带薪比例。
研究学者发现，如果只是单方面提供女性在家照料孩子的机会，生育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而鼓励女性就业、促进性别平等反而能有效的鼓励生育。这两种导向的家庭政策是导致欧洲各国生育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这些国家开始思索如何进一步优化家庭政策，让奶爸们回家带孩子，而妈妈们则有更多的机会回归工作。
他们首先给了新晋奶爸们法定陪产假、育儿假的权利。有国家直接规定了爸爸可休的产假天数，而更多的国家统一提供固定时长的产假、育儿假。父母双方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分配时间。
法国和西班牙的宝爸宝妈们可以分别享受2年和3年的育儿假（无薪），德国则允许新晋爸妈们带薪65%休14个月的假期。卢森堡给宝爸宝妈各提供半年的育儿假，每月补贴1800欧元。捷克的育儿假更甚，长达4年（父母自由分配），每月可补贴400到600欧元。
看似平衡，但大部分的爸爸的选择是——将假期转让给妈妈。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奶爸们休不满3个月育儿假，便回到工作岗位。而90%的育儿假都是由妈妈休完的。
调查还显示，新爸爸们不愿休陪产假或育儿假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另一半更能胜任照顾婴儿”，其次是担心上司以及同事对自己的评价、怕影响工作、错过升职机会等。
于是，一些国家开始规定产假的“爸爸配额”，强制奶爸们在家带孩子，让妈妈回归工作。
瑞典在1995年首次规定了“爸爸配额”，要求产假中的30天必须由爸爸休，不休则作废。2002年，“爸爸配额”由30天增加到60天。这项政策立竿见影。到2014年，奶爸们休的育儿假天数占比达到25%。
今年，瑞典的“爸爸配额”又增加到90天。
在挪威，新晋爸妈们可以选择两种育儿假方式——49周（带薪100%）或59周（带薪80%）。产前三周和产后10周属于妈妈，之后爸爸必须休满10周，剩下的26周或36周宝爸宝妈再自行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瑞典和挪威的育儿假已经包括产假的天数。
为什么让爸爸参与“带娃”如此重要？
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表示，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劳动参与度增加，女性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变化。
根据社科院最新发表的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研究报告，当前我国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6~1.9之间，而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仅为1.3~1.5。生育意愿远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因此，只有缓解女性作为母亲和作为职场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分工模式，女性的生育意愿才能有所提高。
此外，普及优质的妇幼保健服务，积极建设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公共服务，从而降低儿童抚养成本，也应是当前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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