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廊坊到北京，鐵路運行74公里。1988年，趙紅衛要在這段求學路上花費1個多小時。如今，這段探親路被高鐵縮短至21分鐘。
30年，中國鐵路技術不斷更新換代;30年，進京求學的小姑娘成了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首席工程師;30年，趙紅衛將最美的芳華獻給了驚豔世界的“中國速度”。
厲害了!外國高鐵列車在中國“齊步走”
2017年6月26日，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正式開通運行，並於9月實現了350公里/時的全球商業運營高鐵最高時速。復興號上安裝使用的列車網絡控制系統，正是趙紅衛帶領團隊研發的。
實現列車網絡控制系統“中國造”，到底有多牛?
高鐵，是世界鐵路科技同行角逐的舞臺;高速動車組列車網絡控制系統，更是森嚴壁壘的核心領域。10多年前，中國研發“和諧號”動車組，引進了日本、德國、法國等國多種型號列車。標準不統一帶來了很多麻煩：車上的零部件不能互換，每種車都要有備用車停在車站，每換一種車型司機就要重新學習操作……
13年前，趙紅衛結緣高鐵。在與國外高鐵公司的談判中，趙紅衛認識到動車組的工作都是基於列車網絡控制系統，而中外差距之大讓她深受觸動。“就好像我們要蓋一個高樓大廈，最基礎的磚都沒有。從那個時候，我們就下定決心要進行整個系統的開發。”
面對差距，沒有惴惴;面對挑戰，有充分的自信。中國科研工作者的理性與執著，中國知識女性的柔韌與從容，在趙紅衛身上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獨特的魅力。
敢挑戰，一腔熱忱許芳華
1969年，趙紅衛生於河北廊坊的一個軍人家庭。從小家教嚴厲，尤其是父親對她的影響很深。“小時候每次考試卷要家長簽字，如果沒考100分他都不簽字，只能找我媽籤。”回過頭來，趙紅衛很感激家庭對於自己學業和成長的要求，歷練了一個科研者堅韌務實、不懼挑戰的寶貴品格。
2010年和諧號CRH380BL動車組在京滬高鐵進行科學試驗時，趙紅衛團隊承擔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要在3個月時間內，將16輛編組動車組改造成12輛編組動車組，並且試驗動車組最高速度。這樣的任務，甚至連國外同行也認為不可能。
在那3個月裡，她和團隊成員集中攻關，分析可能影響功率發揮的各種因素，制訂了詳細的實施方案，通過對任務的逐層分解，在試驗室的仿真試驗，加上全部試驗人員在現場的共同努力，最終圓滿完成了試驗任務。
第一次去現場，為了尋找最佳的設備安裝位置，她徒手爬上了弧形車頂，任務完成了，腿還在顫抖;
武廣高鐵運行實驗，只有晚上才可以進行動車組檢修。幾十晚不眠不休，她寫下了一本密密麻麻的“技術手冊”;
在大秦線開展實驗，現場條件艱苦，為了少上廁所，她一路上都不敢喝水……成功的那一刻，趙紅衛和同事們流淚擁抱。
“我一路走來，鐵科院有一些老專家對我影響是很大的。”趙紅衛回憶，“我讀碩士時的導師許明樹先生，在做實驗的時候他總是親力親為。即使退休了，也沒有停止學習，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他還在學習C語言編程。”在鐵路科研領域，他們對學習永遠抱有熱情，對研究數據一絲不苟，即使年紀大了去現場試驗也毫不含糊……這些都深深感染著她。
在鐵科院院史館裡， 1400多張珍貴照片，400多件藏品，定格了鐵路運輸發展的重要時刻，也記錄了一代代鐵路人的真摯情懷。
回憶建館時，院裡的老專家們幾經考慮，最終選了一句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詩，做成石刻放在入口的醒目位置：
“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
時速350公里之後，“中國速度”還會更快嗎?
高鐵技術始於日本、興於歐洲，如今中國一馬當先。十幾年時間，從追趕到引領，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標準，中國高鐵走過了高效而輝煌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之路。
2012年，趙紅衛多了一個身份——UIC國際鐵路聯盟機車車輛分委員會數據與通信專業組組長。在這個主要由西方國家組成和把控的聯盟中，她是第一位擔任專業組組長的亞洲人。
“在這個組裡能夠接觸到德鐵、法鐵、意大利鐵路，以及很多國外鐵路公司的同行專家，共同討論技術的發展方向”，趙紅衛說，她先後主持了一些國際標準的制定和修訂，在技術標準的制定中積極代表中國發聲。
有人問，時速350公里之後，中國高鐵還會更快嗎? 答案是肯定的。
為了支撐“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研發時速400公里的互聯互通變軌距的高速動車組。也許在不久的某一天，人們將從北京乘坐這趟列車到達西班牙馬德里。目前中國高速列車時速是350公里，航空的時速是800公里，在350公里到800公里的速度空白裡該怎麼辦?中國高鐵正在研製時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車。
但是，中國高鐵追求的已不僅是速度。
“高鐵動車組下一步要朝著綠色智能的方向發展，採用新材料新能源，節能降耗是我們的研發目標。”趙紅衛透露，現在她們團隊的工作都是在圍繞綠色智能展開。比如，在車上增加更多的傳感器測點，能夠做到自動感知自動診斷自動決策，使動車組更加智能化，為旅行提供更加舒適溫馨的乘車運行環境。
“現在地鐵已經實現了無人駕駛，預計2022年冬奧會，百姓也能坐上自動駕駛，有人值守的高鐵了!”
另一種榜樣，復興號之外的趙紅衛
一次國產化軟件裝車，趙紅衛在京津線上添乘，往返15次，都沒有迴廊坊的家。母親笑著調侃她，“你比大禹還厲害呢!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你15趟也不回來看一看。”
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這或許是每一個女科研工作者都會面對的問題。
趙紅衛的兒子讀高三。前不久，學校舉辦18歲成人禮，要求家長和孩子給對方寫一封信。“我打草稿用了一個小時，覺得這事比較隆重，又用小楷給他抄了2個小時。”兒子的回信令她意外。
“他寫道，每天看到媽媽下了班好像沒有勁兒再幹別的，那個疲勞的樣子，讓我覺得幹什麼事一定要忘我地付出，才會有成績。”趙紅衛驚訝於兒子的成長，在自己心裡他還是一個孩子，卻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觀察與思考能力。另一面，她也愧疚，“別的媽媽應該更多的是照顧孩子，而我只是兒子的參照物。心裡有點不平衡，不過很欣慰，兒子很獨立。”
“想對18歲的自己說什麼?”筆者因循而至，不禁好奇。
她發來一句話：“你今天的任何努力都是有意義的，願你不負青春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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