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甲骨文考古研究领域，曾有“甲骨四堂”之说，所谓四堂者，则指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四人，这一说法，出自著名史学家陈子展评价近代甲骨学家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陈子展这样一个高度概括,为中国考古学界所肯定和接受.
而对甲骨文考古和研究贡献最大者，当属考古学家董作宾，他于1933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考古研究专著，董作宾首创了甲骨断代学，他的甲骨书法也风靡世界，而被许多名家所收藏。
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河南温县人，1895年2月24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其父亲董士魁在南阳城区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为生，与董家杂货店相邻的是“吉祥斋”刻字店，店主为南阳篆刻名家周文金。
天资聪颖的董作宾时常光顾周家刻字店玩耍，长期的耳濡目染，使董作宾对于篆刻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经常在瓦片上模仿刻字，而为人厚道的周文金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慧的小孩，经常给他讲一些篆刻的基本知识，还借给他一本《篆字汇》，董作宾曾一字不漏地临摹下来，周文金还曾让他试刻了一枚篆章，董作宾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901年，董作宾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跟随晚清秀才陈文斗学习古文典籍，开始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启蒙。
1910年，董作宾考入“元宗高等小学堂”，但未及毕业就辍学了，辍学后的董作宾帮助父亲打理杂货店，在自家杂货店一隅设置了图书柜台，“必先读之而后售之”，还摆设了一个刻字摊，有时还能赚几个铜板。
董作宾和朋友陈耀垣设馆授徒，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一个“文社”，定期聚会并互相切磋，经常向南阳著名教育家张嘉谋请教，张嘉谋对董作宾非常赏识，鼓励他报考了南阳乡贤任学春创办的“南阳县师范讲习所”，董作宾于1916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
1918年春，张嘉谋到河南省府开封任职、办教育，把董作宾也带到了开封，初时让董作宾管理家中的藏书，又推荐他报考“河南育才馆”，董作宾在开封期间始知有甲骨文，擅长篆刻的他立刻对这种未曾见过的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1919年冬，董作宾从“河南育才馆”毕业之后，与同学创办了《豫新日报》，并在河南省府实业厅担任兼职调查员。
1921年冬，董作宾应已移居北京的张嘉谋之邀，从开封前往京城，暂时寄住在张嘉谋家中，由此结识了南阳同乡徐旭生，徐旭升是前清秀才出身，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在徐旭升教授的推荐和介绍之下，董作宾在北京大学谋了一份抄写讲义的工作，因其工作勤奋，国学基础深厚，被徐旭升、冯友兰、顾颉刚等教授所器重，遂特许董作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了一名旁听生。
董作宾曾旁听了钱玄同等著名教授的课程，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由此开始了他对甲骨文的学习和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研究文、史、哲等学科和培养研究生的机构，虽然不如清华国学院名气大，但却比清华国学院早创办了很多年。
1923年，董作宾被北京大学正式录取为国学门研究生，师从王国维学习古文字学及甲骨文字，并在歌谣研究会会刊《歌谣周刊》兼任编校。
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1924年9月摄于北大）
1925年，30岁的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获史学硕士学位，董作宾没有经历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但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基本是靠自学获取，并且能够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可见其国学、古史的深厚学养和古文字的研究能力，董作宾毕业后担任了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
1926年，董作宾回到开封，在河南中州大学文学院担任讲师，讲授语言学、史学两门课程，授课之余，董作宾继续研究甲骨文、考古学，常在《文科季刊》、《文艺》等校刊上发表研究心得和论文，受到考古学界和一些大学史学系的重视。
董作宾在教学上不拘泥于课本，时常旁征博引，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和联想，从而获取更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1927年暑假，中州大学更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董作宾辞去教职，再次北上京城，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干事，后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副教授，董作宾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与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史学系主任傅斯年相识并得到傅斯年的赏识。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文科出身，但傅斯年与董作宾在北京大学没有交集，因为董作宾在北大期间，傅斯年正在国外留学，董作宾对傅斯年的鼎鼎大名时有耳闻，尽管傅斯年比董作宾还小一岁。
1928年初，董作宾因母病重，辞去在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河南南阳照顾病母，并在省立南阳中学担任国文教师。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的组织和筹备之下，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傅斯年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遂聘请董作宾担任史语所编辑员，并安排其负责调查“洛阳石经”和“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情况。
董作宾欣然受命并到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调查，他发现了安阳当地村民在殷墟遗址胡乱挖掘甲骨出卖，致使殷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已经对甲骨文小有研究的董作宾目睹此状，深感痛心且心急如焚，立即撰写了调查报告向傅斯年汇报，并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并系统地挖掘殷墟遗址，傅斯年随即委托董作宾主持殷墟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国文物考古史上第一次对殷墟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由董作宾拉开了序幕。
董作宾制定的《殷墟发掘计划书》
1928年10月13日至31日，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殷墟遗址考古发掘，获得了甲骨残片784片，董作宾认真撰写了殷墟考古挖掘报告，摹写了出土的甲骨文字，并就许多甲骨文字的考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报告为殷墟遗址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依据。
傅斯年在收到董作宾这份殷墟考古报告之后，立即在马衡和李济之间遴选国家考古负责人，最终确定李济入选，傅斯年急电正在美国的李济尽快回国，聘任李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主持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和考古工作。
从1928年至1937年，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共进行了15次，董作宾先后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的殷墟考古发掘工作，自从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安阳小屯殷墟遗址的发掘之后，他即把自己与甲骨文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甲骨学”事业，其学术成就世所公认，成为中国甲骨学研究领域中少数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当年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的相识，彻底改变了董作宾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轨迹。
董作宾在殷墟发掘现场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是为了寻找有文字的甲骨，即寻找甲骨文，以考证中国文字的历史，1929年10月，在李济、董作宾主持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因为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而轰动了中国学术界。
远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中研院史语所索要拓本，董作宾毫无保留地满足了郭沫若的要求，将刚刚出土不久的“大龟四版”拓本寄给郭沫若进行研究，这些拓本对充实郭沫若的著作《卜辞通纂》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序言中写到：“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于与李济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的新纪元。”
而郭沫若却没有遵守事前的承诺，彻底失信于董作宾，因为在国家没有正式公布之前，郭沫若就以个人名义抢先发表了这些甲骨文的拓本，而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董作宾在研究和解读甲骨文时具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中国甲骨学领域至今还流传着董作宾研究甲骨“卜”字形、声、义的趣谈。
甲骨文中“卜”字出现的频率非常多，时常有倒竖各异的“卜”字，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当时还没有确切的解释，董作宾面对拓片而苦思冥想。
他到药店买来甲骨，依照古人方式在甲骨上面钻刻，然后点燃香火靠近钻凿之处灼烤，灼烤到一定程度之后，龟甲上发出与“卜”音相近之声，而龟甲之背面便成“卜”形，他对照甲骨拓片反复比对，得知这种“卜”兆之象，即是“卜”字的原始字形，早期“卜”字，中间总是一直竖，但旁边的一点可在左在右，可向上向下，视钻灼的部位而定，中间一直国定不变，由此对“卜”字的形、声、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一字窥全豹，董作宾揭开了甲骨文研究中不少难解之谜。
董作宾（左一）在现场指导发掘
中国历史上假古董假文物就十分盛行，自从甲骨文面世之后，仿冒的甲骨刻字就开始出现在文物市场上，仿品真假难辨，董作宾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他在安阳结识了一位以刻假甲骨文为业的雕刻家，学到了许多辨别真伪甲骨文的知识，他用放大镜仔细审视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对照20倍放大照片仔细观察，发现了刻契甲骨文有固定的习惯特点，有的先刻直画，再刻横画，有的则先刻横画，再刻直画，刻直时完全刻直，刻横时完全刻横，从不像写字那样交叉进行。
董作宾在精心研究甲骨文时，又发现刻辞的习惯因时代不同而异，这一发现对考证刻辞的年代大有补益，进而对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也大有帮助。
1931年，已是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的董作宾撰写了《大龟四版的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因为在大龟版上发现了占卜者，称之为“贞人”，大龟四版上共有六个不同的贞人名字，“贞人”和不同时代贞人不同名字的确定，为甲骨断代和殷朝诸王分期奠定了基础。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
1933年，董作宾又完成了《甲骨文研究断代例》，他将《大龟四版的考释》中的断代标准，进一步明确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标准，又将殷墟遗址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五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等五个时期。
七十余万字的巨作《殷历谱》，是董作宾研究甲骨文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从1930年就开始着手研究，直到1935年才理出头绪，历经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撰写完成了这篇扛鼎之作。
《殷历谱》以年历谱为主架，另有祀谱、交食谱、日至谱、闰谱、朔谱、月谱、旬谱、日谱、夕谱等，把甲骨卜辞材料梳理成章，一个总谱与九个别谱交互映衬，集历史、天文、历法、礼制为一体，填补了从盘庚十五年（公元前1384年）到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111年）灭纣这二百七十三年殷朝历史的空白，将中华民族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三百年。
《殷历谱》
董作宾可谓是一个为国家增寿、为民族续命的人，重庆国民政府专门为其颁发了嘉奖令，而董作宾的历史贡献也将被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殷墟文字》甲、乙编是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字拓本之总汇，是研究甲骨学原始资料之大全。《殷墟文字甲编》收入了1928年至1934年第一次至第九次殷墟考古发掘所得甲骨3866片，其中有一部分甲骨是正反两面都有文字，因而编号就一分为二，所以拓本编号共有3938个。
在董作宾组织编辑成书并撰写了序言之后，于1936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签约出版，但由于抗战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而未能及时出版。
1939年，董作宾又把原拓本寄给迁往香港的商务印书馆，1941年底香港也沦陷了，第二次出版又一次受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殷墟文字甲编》才第三次付印出版问世，前后历经近10年时间，可谓是历尽艰辛，董作宾的心血之作终结硕果。
《殷墟文字乙编》是殷墟考古发掘第十次至第十五次出土的甲骨文字汇编，第十次至第十二次殷墟考古重点是侯家庄殷代陵墓，只得到了许多金石和陶器，没有发掘到甲骨文字，因此《殷墟文字乙编》所汇集的是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的甲骨文字，但《殷墟文字乙编》所收集的材料超过《殷墟文字甲编》的四倍以上，内容十分丰富且新颖，其研究价值也远在《殷墟文字甲编》之上，共汇集了殷墟出土甲骨18307片，整理编号为18405个。
董作宾原打算继续编辑《殷墟文字丙编》，并且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殷墟文字丙编》终究没有能够问世。
“七七事变”之后，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南京迁址长沙，再迁至桂林，后又由桂林取道越南迁至昆明。
194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迁至四川宜宾古镇李庄，并在李庄度过了艰辛的六年抗战时光，董作宾与史语所的同仁辗转南北，颠沛流离，保护着从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甲骨，历尽劫难，纵贯半个中国，确保了国宝的平安，并没有因战乱而散失，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谓是功莫大焉。
董作宾在工作中
1946年初，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李庄复员迁回南京不久，就收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顾立雅（Dr.H.G.Creel）博士的邀请涵，聘任董作宾担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顾立雅曾参与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董作宾是老相识、老朋友。
1947年1月15日，董作宾携三子在上海乘邮轮抵达旧金山，又乘火车抵达芝加哥，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海外讲学生活，董作宾在芝加哥大学以中文讲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周代金文和中国古文字学等课程，顾立雅博士协助期翻译。
董作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期间，相继撰写了《殷墟甲骨文字甲编自序》、《殷墟文字乙编序》两篇长文，还用朱墨两色手写了《武丁龟甲辞十例》，赠送“哈佛燕京学社”一份，后由杨联升摘要英译并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董作宾的原文手迹付印其后。
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
1948年4月，尚在芝加哥大学讲学的董作宾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是当时中国科学文化界最高荣誉，在人文组28名当选院士中，考古学界就占了4人，其顺序为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和郭沫若，可见入选比例之高。
董作宾与李济也一致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横贯多学科、才华横溢的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研究造诣颇高，虽然不曾参与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但考古院士应有其一席之位。
董作宾甚至在美国为此致信胡适：“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
这封信彰显了董作宾的高风亮节，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院士位置让给郭沫若，但郭沫若却对此并不领情，认为其排名在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郭沫若甚至还拒绝接受院士这一崇高的国家荣誉，这在81为当选院士中，郭沫若是唯一一个不接受中华民国院士荣誉之人。
1948年12月中旬，董作宾从美国讲学归来，适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董作宾又与李济等人忙于搬迁事宜，将史语所成立20余年的珍贵资料和所藏甲骨悉数运往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搬迁台湾最完整的一个所，与10年前撤离南京时如出一辙，其中艰辛难以诉说。
1949年，初到台湾的董作宾致力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选址和恢复工作，史语所暂在桃园县杨梅镇安家落户，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董作宾也到台湾大学出任兼职教授，为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
董作宾在台大工作照
1950年，董作宾与友人一起创办了《大陆杂志》，当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突然离世，56岁的董作宾接替傅斯年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发表了《武王伐纣年月日考》，先后编辑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4年，在董作宾主持之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岁随中央研究院迁址台北南港，翌年8月，年满60岁的董作宾辞去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职，应香港大学之聘请，出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作。
无论是研究中国历史或是中国文化，总是要检索以往年代与中国历法年月日相关资料，但却缺少相应的工具书来进行检索。
从1956年至1957年，董作宾编写完成了中英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这部煌煌巨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自黄帝元年，下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即自公元前2674年至公元前1年；下编自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至公元2000年。
董作宾在蔡元培墓前留影
上编以“四分”为基础，借用汉传殷历定出夏商二代年历谱，下编把每年分为“年世”、“中历”与“西历”三栏，把这两千年的朝代、帝王、年号、年数、年干支、月干支、朔干支、闰月、西历元旦以及儒略周年等全部列出，相互参照，查检极为方便。
《中国年历总谱》上下两编共有860页，记了4674年的历谱，文字大部是干支和阿拉伯数字，井然有序地排比出来。董作宾自己曾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其为考史之助也。”
董作宾之弟子、著名学者石璋如教授曾这样评价《中国年历总谱》的编写：“兹事甚细，非智者莫能为矣。”
1958年，董作宾在完成《中国年历总谱》之后，又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专任研究员并兼主持甲骨文研究室工作。
董作宾之墓
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市病逝，享年68岁，一代甲骨文考古大师终于走完了其生命旅程，其墓地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侧门对面的上坡上，在这里与董作宾相伴长眠还有胡适、吴大猷等人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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