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与泗州城沉没的前世今生
赵汗青
洪泽湖，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在江苏省西部淮河下游，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33º06′-33º40′，东经118º10′-118º52′之间，为淮河中下游结合部。原为浅水小湖群，古称富陵湖，两汉以后称破釜塘，隋称洪泽浦，唐代始名洪泽湖。1128年以后，黄河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淮河失去入海水道，在盱眙以东潴水，原来的小湖扩大为洪泽湖。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既是淮河流域大型水库、航运枢纽，又是渔业、特产品、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
一
文史学家唐元海早在2005年就介绍：洪泽湖地区，在距今1亿年至300万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壳运动发生断裂，郯庐断裂带和淮阴断裂带，从湖西和湖东穿过，形成苏北拗陷区，拗陷区西部边缘在淮河入湖口处。近代以来，湖区断裂仍有活动，地震裂度为7度。
现在的洪泽湖盆地呈浅碟形，湖底平坦，湖内海拔高程平均为10～11米，最低凹的湖底在7.5米左右，湖中有一个200平方公里的大淤滩，一般高程在11～12米。湖区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湖盆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形。湖区北部是岗洼相间地形，洪泽湖三大湖湾，溧河洼、安河洼、成子洼分布在北部、南部为低山丘陵区。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淮河泛滥带来的泥沙，在河床两侧淤积成肥沃的平原。平原上的洼地长期积水后形成许多小湖泊。可以说，在洪泽湖形成之前，这里是一个河湖相间的洼地，湖群众多。分布于淮河两岸的小型湖荡洼地，见诸于历史记载的，淮河右岸有破釜涧（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左岸有安河洼、安湖、影塔湖、沙湖等。这些左右岸诸湖洼，它们之间大都有水道相通。在这块水草茂盛土地肥沃的地方，自古就是淮夷民族居住的地方。春秋时期，淮夷盟主徐国都城在洪泽湖北岸的泗县境。《括地志》云：“徐城县（隋置）北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国。”徐偃王治国有道，曾很强盛，后被吴所灭。
洪泽湖区开发历史很久，自春秋后期吴王开邗沟，湖区东部常为南北航运枢纽。秦汉以后这里逐渐被开发，东汉元和三年至永元六年（86～94年），下邳相张禹开发徐县（今湖区西部）北面浦阳陂水利。陂水宽二十里，长近百里，东西有良田万顷。张禹开水门，灌溉垦殖，成田千余顷，收谷100多万斛(1)。章和元年（87年），广陵太守马棱在湖东开发，“兴复陂湖，灌田二万余顷”(2)东汉时，把江淮财富运往洛阳也经过这里。三国时，魏吴对抗，曹丕曾由淮泗水路进军长江下游。魏在淮河流域大兴屯田，据记载，邓艾在淮河下游修白水塘，塘立3堰，开8处水门，使白水塘与破釜塘相通，置屯田49所，溉田63万亩《元和郡县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临淮郡（治徐县，今泗洪县东南三十里）有29个县，268283户，1237764人。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后，隋炀帝游江都，途经破釜涧（在盱眙县北30里），时因大雨，洪水泛滥，遂改破釜涧为洪泽浦（洪泽即由此得名）。洪泽湖的名称到明万历时潘季驯《河防一览》书中才首次出现。
唐代对水利工程兴修十分重视。唐初时，因中原连遭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要复兴经济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发展灌溉事业。据有关史籍统计，安史之乱之前，淮河流域淮南道水利灌溉工程只有四项，河南道有20顷；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战乱频繁，农田水利工程减少，只有7顷，而淮南道水利工程增至13项。这时唐王朝贡赋所需，全赖于江淮地区，这是农田水利工程增多的原因之一。唐代在洪泽湖地区屯田事业也很发达，证圣时（695年），开置白水塘、羡塘屯田。大历三年（768年），洪泽、射阳置官屯(3)。到长庆时（821～824年），大兴白水塘屯田灌溉工程，调发扬、徐、青三州民工在洪泽东开青州泾、徐州泾、竹子泾、棠黎泾、大府泾等输水干渠，与白水塘相通。
北宋初年，洪泽地区的一些灌溉工程，似尚能灌田。到北宋熙宁年间，推行王安石新法，在全国兴起的水利建设高潮中，山阳、淮阴引湖水工程，青州涧、渡塘涧，虹县的万安湖等得到了兴修。
元代重视两淮地区屯田水利，“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4)。先在芍陂屯田，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又“立洪泽南北三屯，设万户府统之”。“其直立处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黄家疃等处，为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四名，为田三万五千”多顷(5)。元代两淮屯田所获，仅芍陂、洪泽两处，就得到“岁米数十万斛”(6)。
古代，洪泽湖地区，具有南北航运枢纽的地位，水上交通很发达，泗水清口，邗沟入淮口，通济渠汴口，都在这一地区。唐宋两代，为避泗州至楚州（今淮安市）二百多里淮河风浪之险，开辟的新航道工程有广济新渠、龟山运河、洪泽新河、泗州直河等。
洪泽湖地区，在成湖之前，历经各代长期开发经营，逐渐形成田连阡陌，村镇棋布的农业富庶之区。泗州城、洪泽镇、渎头镇是湖区三大重要城镇，除泗州城外，洪泽镇、渎头镇地处泗口和汴口之间的淮河岸边，为水上交通要道和官路南来北往的驿站。隋炀帝游江南，曾在洪泽镇“浦宿”；宋代置巡检司，清初设洪泽护盐关等机构。
二
泗州设置，始于南北朝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治所在宿豫县（今江苏省宿迁市），隋开通济渠（唐宋称汴渠）自板渚向东，至开封转东南经商丘、宿县、泗洪，至盱眙县北入淮河。为了加强对汴渠漕运管理，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徙泗州于汴口临淮县，遂改临淮县为泗州城。
泗州城南临淮水，西靠汴河，唐宋两代是漕运中心，有“水陆都会”之称，据《帝年纪略》和《泗州志》记述，这里是“北枕清口，南带濠梁，东达维扬，西通宿寿，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天下无事，则为南北行商之所必历，天下有事，则为南北兵家之所必争。
自州治迁至临淮以后，辖县多达七个，少至三县。“泗州直属疆域，东至清河界洪泽九十里，西至五河县潼河口一百二十里，南至盱眙县淮河二里，北至宿迁界梅花道口一百五十里。辖七乡五十三里，计有镇集二十二个，是洪泽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我国历史上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港口历史名城。
泗州城旧有东、西两座土城，中隔汴河，有汴河桥相连。明代初期始将二城合一，建成砖石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城墙原高二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遭倭寇围攻，后加高至二丈五尺，据《泗州志》载，泗州共有五座城门，东、西、北各一门，南面有南门和香花门。香花门是为了迎僧伽大师真身从长安归泗州而特建，为了防洪水侵扰，每座城门都建月城和门楼，城外大水，先堵月门，行人从月城堤上出入。城上建城铺45座，每200户看守一座，城上还建防敌炮台六座。每座城门下都建有水关，香花门与北门水关相对应，宋代有漕船、舟楫出入，到明代后期，水关先后淤废。
泗州城内外先后共建有名的桥16座，其中城内有8座：即优龙桥、回龙桥、天梯桥、通会桥（也称汴泗桥）、永宁桥、走马街桥、马家桥、魏家桥。城外8座桥为：东门外板桥，西门外板桥，南门外濯清桥，北门外板桥，新桥、通济桥、胭脂桥、浮桥（横跨淮河，连接泗、盱两地）。泗州城外有护城河，环城皆濠，濠外有堤，濠水相通。因沟濠纵横，不仅桥多，各城门都有吊桥，以利通行。
唐宋以后，泗州城为历代州郡所在地，唐朝淮东节度使，南宋淮南东路宣抚使，明代和清初期，庐、凤、淮、扬、滁、徐的钦差以及监察御使，凤泗兵备道，江北提刑按察使等官署都曾驻设在泗州。当年泗州街景整齐，商贸发达，根据《帝年纪略》和《泗州志》记载，泗州城内外，共有五个集贸市场，十五条大街，三十四条巷道。明洪武初年置泗州卫，都督府辖九千户，人口约三万多。在城内有州衙、都察院、巡监察院、理刑厅、泗州卫、馆驿、仓廒、课税局、阴阳学及邮传总铺等官衙单位；有儒学署、训导署、学正署、社学、决科书院、龙泉书院、泗水书院等文教建筑；还有漕粮中转的常丰仓等仓储建筑。此外，在泗州城内还有钟、鼓楼各一处，寺、庙、庵、祠等建筑53处，还有坛、堂、亭、阁12处，表、坊、碑、碣等24处，还有唐代建造的灵瑞塔和明远大师塔。
泗州城不仅有众多建筑壮观的名胜古迹，而且还有优美的环境，直到明代，泗州还有十二景：即“九岗山形蜿蜒，一字河流环带，对岸盱山耸翠，面城淮水浮烟，瞻柏陵园葱蔚，采莲濠畔芬芳，关内渔舟咏月，堤前商橹吟风，龟壁遥睇砥柱，鹅湖闲泛恬波，普照泛图映日，皇华楼阁临流。”(7)
泗州城依山傍水，岗阜翠绿，是一座“山水朝拱，风气凝萃”，景色秀丽的历史名城。宋代书画家、诗人米芾知涟水军，道经泗州，曾留有：“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赞美泗州优美环境的绝句。唐、宋、元、明各代，许多文人墨客，驻足泗州，留下大量脍炙人口诗文。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泗州城北门外十三里处杨家墩，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明代第一陵——“三祖陵寝”(8)，这就更提高了泗州城的地位，增加了泗州的繁荣。
泗州城历经唐宋元明四代，繁荣兴旺了900多年的历史名城，为什么到了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湮没在浩浩的洪水之中，这与洪泽湖的形成和扩张有关。
三
北宋以前，淮河乃是一条清水河、下游河口段河床深阔，入海口在涟水云梯关，潮波可达盱眙以上。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楼钥《北行日录》记载：“至洪泽，过渎头，舟胶候潮，潮应，乘风过欧家渡。”《山海经》内东经指出：“淮水”入海淮浦（今涟水县西北）。
从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大规模南泛夺淮之前，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洪泽湖地区大小诸湖并存而又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1194年，黄河夺淮河下游入海，因为黄河是一条多沙河流，随着大量的黄水入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使黄淮汇流处的清口以上河段水位抬高，导致淮水下泄受阻，致使洪泽洼地积水扩大，富陵、万家、泥墩、破釜、白水塘等大小诸湖荡逐渐连成一片，汇成一个较大的湖泊。这是洪泽湖形成的开始阶段。据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成书的《淮安府志》附图可以看出，当时淮河下游湖群虽已开始汇聚拓展，但是湖区淮、湖、运并存的形势依然存在。
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加剧，洪泽湖形成加快，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明弘治七年（1494年），刘大夏主持治河时，堵塞黄陵冈，修筑太行堤，截断黄水北流各泛道，逼黄水南泛，主要走汴泗、睢泗、涡河入淮，使黄河泥沙在淮河下游淤积日益加重。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河道总理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到隆庆四年（1570年）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历经十八年，才全面完成从郑州以下至苏北云梯关一线黄河两岸提防。黄河两岸提防形成以后，正如《行水金鉴》卷三十九所说：“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黄河失去了在淮北平原多股泛流这一天然“沉沙池”，四分之三的泥沙带到了下游河道和河口淤积，在黄、淮、运交汇的清口一带河身不断抬高。黄河河床高于淮河，黄强淮弱。淮水在清口受阻，下泄不畅，逐渐在洪泽湖一带聚集，湖面越来越宽阔，高家堰原来的土堤就成为山阳（今淮安）、高宝地区的防洪屏障。
在明嘉靖后期和隆庆时期，河患频繁，不断在徐、邳、睢一线决口。洪水横流，加剧淮河负担，每到汛期，淮河水位抬高，常常在高家堰一带决口，不断冲击运河、淮扬和里下河地区，灾害连年不绝。
随着清口淤积，淮水下泄困难，湖内蓄水量增加，靠原来矮残高家堰土堤，已不能阻挡水东侵决溢为害。为此，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时，提出“蓄清刷黄”治河方针，在武家墩以南，越城以北，在原有高家堰土堤基础上，筑了六十里的土堤，切断湖周汊流，抬高洪泽湖水位，使其专出清口刷黄，淮黄合流入海。这时的洪泽湖不仅起着淮河防洪作用，而且变成了拦蓄淮水与济运治黄联系起来了。使洪泽湖开始成为淮河下游的一个大型水库。
清代黄淮下游入海水道淤垫严重，黄水从清口倒灌洪泽湖。康熙十五年（1676年），淮河河身由原深6～13米淤浅到1～3米。 “清口与烂泥浅尽淤”，“洪泽湖底渐成平陆”(9)高家堰石工原一丈多高，已淤漫三尺，天然减水坝过水终年不断，共冲出九道河。这时靳辅出任河督，他除奉行潘季驯“蓄清刷黄”，“蓄水济运”政策外，还利用洪泽湖替黄河分洪，实施“减黄助清”办法。从砀山毛城铺至睢宁龙虎山沿黄等处建造了39座减水坝，当黄河暴涨，分水南下入湖，以加大洪泽湖水量，抬高洪泽湖水位，增强御黄能力。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主持挑浚清口，开挖张福口等五道引河；接着又培修高家堰堤岸，堵塞各决口，从周桥向南至翟坝接筑土堤二十五里。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上创建六座减水坝。至此，洪泽湖大堤基本定型，北起淮阴老坝头，南至洪泽县蒋坝镇，全长60.1公里。通过靳辅的系统整治，使洪泽湖进一步扩大，洪泽湖已成为一座大型人工湖。据中国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康熙十九年淮河大水淹没泗州城后，残留的滨湖砂堤推算，当时洪泽湖水位高达18米左右，湖面积可达4000平方公里左右。
四
从唐宋时期，随着南北漕运的发展，繁荣兴旺了九百多年，淮河下游的一座港口——泗州城，在黄淮水灾频繁的袭击下，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终于被一场特大洪水吞噬了。根据史料分析，泗州城被淹没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址地势低洼；二是黄河夺淮后的频繁水灾；三是明清两代推行“蓄清刷黄”、“济运保漕”政策所致。
关于泗州城址地势低洼问题。从本文第一部分可知，泗州城地处洪泽湖西部，在成湖前，淮河两岸均为湖荡洼地。据《泗州志》记载：“考泗之从来夙称水国，地势低洼，闻诸父老言，唐李谆风建城时，卜泗终有覆盆之忧。”泗州不仅地形低洼，淮河河床也深广，在南宋时期，在盱眙可看到海潮倒灌现象。
唐宋时期，泗州城地面海拔高程查无史料。我们只能从现在钻探资料获取。据1978年建成的盱眙淮河大桥施工技术资料记载，在靠近淮河主河道边的小周滩、二淮河滩及芦苇滩钻探时，在8.1～6.7米高程的地面，遇到大量石块、砖瓦片、烂木料等，这应为泗州城墙及房屋遗迹。再对照《帝年纪略》所载泗州城廓图，淮河大桥工程部分桩基础，正巧在州城东门附近穿城而过。由此断定，古代泗州城地面高程约为6.7米。
由于泗州城地势低洼，在唐代建城不久，即遇到了水灾，贞元八年（792年），泗州城就有被水淹的记载。为了防洪，北宋时开始筑城。欧阳修在《先春亭记》中记述，景祐三年（1036年），泗州知州张殿承主持筑城外防洪堤“九千二百尺……，高三十五尺，土石为坚，捍暴备灾。”这次筑堤用人力八万五千个，用米一千三百石。防洪堤筑好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南宋以后，汴渠漕运萧条，泗州城经济地位下降，城外防洪堤年久失修。到了明代，西、南两面护城堤已遭毁坏，仅东、北两面尚存堤址。因泗州为帝乡城池，又有明代三祖陵寝建在城北十三里杨家墩，泗州城又复苏起来。
城墙难抵挡住洪水侵袭，从明初将两城合一，城外筑防洪堤以后，虽然能防御一般洪水，但遇到黄淮水同涨，洪泽湖水位提高，淮河洪水出路清口受阻，泗州城遭受洪水灾害是难以避免的。据《淮系年表》、《帝乡纪略》等记载，明正统二年（1437年）夏，河、淮泛涨，泗州城东北陴垣崩，水内注，高与檐齐，泗人奔盱山漂流。明天顺四年（1460年），夏淮水溢，水自北门水关入城，水势高至大圣寺佛座。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淮河发生百年不遇大水，淮水灌泗州，“涨至陵门，遂浸墀陛”(10)据明代卫前街水尺推算，以上大水年，泗州城内水位海拔高度应在9～10米左右，城内地面水深应在2～3米左右。为了提高城区防洪能力，从正德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代先后五次进行修城筑堤。万历四、五年间（1576～1577），巡按御史邵陛命杨化、州守陈永直督修泗州城外石堤，堤长一千四百二十七丈（4566米），高九尺有奇（2.88米），阔一丈有奇（3.2米）。又建水闸于香花门和南门外，以泄城内、堤内积水。泗州城人民为感恩邵陛，除在城内建祠、立碑纪念外，还将此堤命名为邵公堤。
明代后期，由于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政策，把黄河河床固定以后，使淮河出路受阻，造成淮河中下游水灾更加频繁，据万历年间陈应芳《敬止集．论水患疏数》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黄淮暴溢，横决高堰，入灌诸湖，遂成巨浸，当数十年所仅见耳！”从此开始了连续水灾年“屈指计之，隆庆五年（1571年）水矣，万历二年（1574年）水矣，四年大水，五年又水矣，以至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年无岁不大水矣！”
关于黄河夺淮带给淮河流域的水灾，从金明昌五年（1194年）到明万历以前，黄河在淮北平原多股分流入淮，每年把大约580多亿立方米天然径流量洪水注入淮河中下游河道、湖泊,淮河河道、湖泊容纳不了，即漫溢泛滥成灾。另外，黄河南泛夺淮河下游入海，把每年16亿吨左右的泥沙带到淮河中下游河道湖泊淤积，抬高了淮河水位，加上黄强淮弱，黄河水在清口倒灌洪泽湖，使洪泽湖水位抬高，一遇夏季大水，泗州城必遭水灾之苦。
淮河水灾频繁，泗州城遭受的水灾也随着逐年加剧。据《明史．河渠志》、《淮系年表》、《泗州志》、《帝乡纪略》等史籍记载统计，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至金明昌五年（1194年），共1059年，泗州城被淹事件29次，平均36年发生一次水灾。从1194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洪泽湖水库初步建成以前，共计384年，泗州城被淹事件达43次，平均8.9年发生一次严重淹城水灾。黄河夺淮后比夺淮前，泗州城遭淹频次增加4倍。
苏北淮阴清口，是黄淮运交汇的地方，为了防止清口淤塞，保证漕运畅通，明清两代推行“蓄清刷黄”政策。多次修筑，加高延长洪泽湖大堤，使洪泽湖水位常保持高于黄河的水位。以全淮之水出清口刷黄济运。据研究，洪泽湖区不同时期水位基准：在“明万历以后洪水是11.2～12.5米，康熙前期在12.8～13.25米。” (11)这两个时段的洪水位，已经高于泗州城墙的高度，虽然泗州城有防洪大堤，洪泽湖大堤上还有五座减水坝泄洪，但是在这样的高水位下，泗州城遭灭顶之灾随时都可发生。在明代还有怕危害祖陵的顾忌，多次修筑防洪堤，在治水策略上也采取过“分黄导淮”和在洪泽湖大堤增设减水坝等措施，但都是亡羊补牢，无力回天。到了清代，无“祖陵”之忧，为了维护漕运命脉，大搞“蓄清刷黄”和“减黄助清”，利用洪泽湖为黄河分洪，进一步提高了洪泽湖水位，使水淹泗州城事件更加频繁，泗州城覆灭厄运已成定局。
据统计，从明万历六年（157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共102年，在这个期间，泗州城遭水灾淹城事件达29次，平均3.5年就发生一次淹城事件。每次大水淹城，都会发生街巷行舟，房舍顷颓、民多逃亡的惨景。清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淮河大水，泗州城东南溃决，水灌入城，水深一丈多，不少人被淹死。十月水退，城内房屋已倒塌一半，街道上乃有大片积水，“路径阻绝，唯有南门至州署前耳”。有人警告说：“泗之城郭人民不即陆沉为沼者，仅持一堤耳！倘修饬少疏，蚁穴一溃，全城鱼矣，不可刻防也(12)泗州城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处境。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淮河上下游地区，连续70天阴雨，“淮、黄并涨，有滔天之势”(13)“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14)
泗州城湮没地下已经300多年了。在明清两代，由于受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强大自然力面前，只好采取牺牲局部，换取漕运畅通的治水政策。统治者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大筑洪泽湖大堤，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城毁人亡，还使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被淹。“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在封建王朝时代，淮河儿女面对悲剧，只能发出对苍天的诘问和无奈的叹息。
1982年，江苏省淮阴市曾对明祖陵地面淤土清理至原始地面进行测量，实测海拔高程为11.57米。据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总理河道刘天和所测陵地与淮河水面高差，推算明代以前淮河岸边地面高程是6.56米（这个数与淮河大桥钻探得数基本吻合），而淮河水面高程应为4.39米，苏北黄海废黄河口高程为4.5米，从这两个数字可以说明，在南宋时，在盱眙段淮河里有海潮倒灌现象是可信的。
泗州城城墙海拔高程，据1974年江苏省泗洪县水利局调查时，实测南城墙炮台墙顶海拔高程在10.7米左右。现在洪泽湖底平均海拔是10～11米。这说明，经过700多年黄河南泛，不仅黄淮洪水淹没了泗州城，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对洪泽湖区的淤积，还埋葬了泗州城。
注释：
(1)《后汉书．张禹传》卷74
(2)《后汉书．马援传》附马梭传
(3)《太平寰宇记》卷124
(4)(6)《元史》卷—00，“兵志、屯田”
(5)《元史．昂吉儿传》
(7)《泗州志》
(8)三祖陵：朱元璋祖父朱初一，曾祖父朱四九，高祖朱百六的葬地。
(9)《靳文襄公奏疏》卷一《河道弊坏已极》
(10)明代刘天和《问水集》卷六
(11)1983年华北水电学院研究生张卫东论文《洪泽湖水库的修建——十七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
(1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凤阳府部汇考四》卷830
(13)《明实录》万历二十四年十月
(14)清康熙二十七年莫之翰撰《泗州志》
京剧《泗州城》则是一出最典型的武旦戏。泗州城水母幻化人形，欲与书生乌延玉成婚。乌骗取水母身上的明珠，逃出洞房。水母大怒，率领水族兴动波涛，淹了泗州城。观音菩萨遣众神将与之搏斗，终将水母擒获。这出戏最能展现武旦的功夫了，在格斗中要刻意安排京剧特伎——打出手。水母在众神将的夹击下，困兽犹斗。在出手锣鼓伴奏下与天兵斗法。刀枪棍棒满台飞舞，抛、真、踢、接，目不暇接。水母以拍枪、挑枪、踢枪、前桥踢、后桥踢、虎跳踢、乌龙绞柱踢、及连续跳踢等高难度舞蹈动作表现惊险的战斗场面。极具戏剧的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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