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通常是中國的返校日，而作為友鄰的日本也不例外。這個日子本是重返純真校園、和同學闊別重逢、與朋友分享假期趣事的時間節點，卻逃離不了一個“魔咒”——9月1日開學日，也是每年日本18歲以下未成年人自殺率最高的一天。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日本政府數據稱，1972—2013年間，日本有超過1.8萬未成年的青少年選擇以自殺方式抱憾離開世界，而9月1日開學日前後更是“自殺潮”的高發期。
日本《讀賣新聞》援引“東京自殺綜合對策推進中心”的調查報告稱，中小學生自殺高峰從9月上旬移至8月下旬，可能與暑期長假結束、新舊學期交替等因素息息相關。
為什麼本該充滿歡笑和憧憬的“返校日”變成了“自殺日”？日本的教育體制到底出現了何種問題？在本系列文章中，筆者將對該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如果說起升學壓力和課業壓力，中國的學生應該深有感觸。的確，放眼世界也很難找出第二個國家如中國一樣面臨著“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狀態。但是，正是因為從小在高壓環境下練就的強大內心，也讓中國學生相較於日本學生有著更勝一籌的抗壓能力。
2010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韓國青少年開發院及美國艾迪資源系統公司聯合發佈了一項針對四國高中生學習意識進行的比較研究成果。毫無疑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學生學習壓力最大，自主學習的意識最強。
相比之下，日本的數據則顯得非常有意思——雖然學業壓力緊隨其後，但日本學生大多數缺乏動力，反而是要靠父母催促和通過不停上補習班才能喚醒些許鬥志，但這種靠外部力量施壓的方式難以持續。
日本在二戰以後的1947-1949年這三年，全國出生的新生兒超過806萬人，被學者堺屋太一稱為“團塊世代”。“團塊世代”突然湧現，並密集地分佈在社會各個角落同步成長，其結果帶來的就是同齡人之間的激烈競爭。
經歷過九年義務教育後，在20世紀60年代時，高達2/3的“團塊世代”均可進入高中就讀，經過所謂的“受驗地獄”優勝劣汰的殘酷競爭的三年，其中有16%的優勝者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大學生首次突破100萬人口，並開啟了日本高學歷社會之門，帶來了現代日本偏重學歷的社會構造。在一定程度上，學歷甚至可以成為在日本暢通無阻的“通行證”。
當學歷被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時，“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在日本也成為真實的寫照。
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經歷過“團塊世代”殘酷競爭的日本父母對子女學業要求不斷提高，日本學校也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填鴨式教育”。這期間，週末補習班不斷，課外輔導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在東京首都圈內，很多補課機構為了爭搶生源，提供從接送車、盒飯到作業輔導“一條龍”服務。
1980年以來，日本飽受詬病的填鴨式教育模式終於被放棄，開始實施“寬鬆教育”。遺憾的是，雖然教育理念發生了改變，但是深刻根植於日本人國民性中對學歷的期許卻絲毫未改，“考名校”、“進大企”成為日本家長的期待孩子的“成名之路”。
但是，“寬鬆教育”卻於20餘年後帶來了種種弊病——學歷低下、閱讀量不足、意欲衰退、能力萎縮、不再擁有對於學問的追求與敬畏等問題短期內難以消解。
為了滿足家長的期許，日本的課外補習班又“捲土重來”。據日本文教省統計，日本家庭平均每年投入補習班等校外活動費用佔到46.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3萬元）。而根據日本共同社發佈的報告，2017年日本小學生中大約40%的學生上補習學校，到了初中增長到65%。
有意思的是，在小學階段，約70%的私立小學學生參加課外輔導，同期公立學校學生比例僅為39%。但是，到了初中階段，該數據則發生了逆轉，大約71%的公立學校學生每年支付補習費2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萬元），而私立只有53%學生支付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元）進行補習。
課外的自加壓力和假日補習，讓日本學生壓力甚大，睡眠不足。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在2009年和2016年兩次抽樣調查中，日本高中生“上課睡覺”的比例存在較大幅度的提升，增加17.6個百分點。
這些“特困生”（特別容易犯困的學生）大多面臨睡眠障礙，且面臨記憶力下降、身體睏乏、反應力降低等問題，情緒波動影響大，容易在情緒爆發時刻選擇自殺。
開學日本該開心歡樂，充滿歡聲笑語和無限憧憬。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孩子，如果當你們發現懼怕校園、畏懼開學，並出現悲觀厭世的情緒，請記住——生而為人，你不必抱歉。無論有多不堪回首的校園經歷，請一定重新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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