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通常是中国的返校日，而作为友邻的日本也不例外。这个日子本是重返纯真校园、和同学阔别重逢、与朋友分享假期趣事的时间节点，却逃离不了一个“魔咒”——9月1日开学日，也是每年日本18岁以下未成年人自杀率最高的一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日本政府数据称，1972—2013年间，日本有超过1.8万未成年的青少年选择以自杀方式抱憾离开世界，而9月1日开学日前后更是“自杀潮”的高发期。
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东京自杀综合对策推进中心”的调查报告称，中小学生自杀高峰从9月上旬移至8月下旬，可能与暑期长假结束、新旧学期交替等因素息息相关。
为什么本该充满欢笑和憧憬的“返校日”变成了“自杀日”？日本的教育体制到底出现了何种问题？在本系列文章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说起升学压力和课业压力，中国的学生应该深有感触。的确，放眼世界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国家如中国一样面临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状态。但是，正是因为从小在高压环境下练就的强大内心，也让中国学生相较于日本学生有着更胜一筹的抗压能力。
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及美国艾迪资源系统公司联合发布了一项针对四国高中生学习意识进行的比较研究成果。毫无疑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学生学习压力最大，自主学习的意识最强。
相比之下，日本的数据则显得非常有意思——虽然学业压力紧随其后，但日本学生大多数缺乏动力，反而是要靠父母催促和通过不停上补习班才能唤醒些许斗志，但这种靠外部力量施压的方式难以持续。
日本在二战以后的1947-1949年这三年，全国出生的新生儿超过806万人，被学者堺屋太一称为“团块世代”。“团块世代”突然涌现，并密集地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同步成长，其结果带来的就是同龄人之间的激烈竞争。
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后，在20世纪60年代时，高达2/3的“团块世代”均可进入高中就读，经过所谓的“受验地狱”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的三年，其中有16%的优胜者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大学生首次突破100万人口，并开启了日本高学历社会之门，带来了现代日本偏重学历的社会构造。在一定程度上，学历甚至可以成为在日本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当学历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时，“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在日本也成为真实的写照。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经历过“团块世代”残酷竞争的日本父母对子女学业要求不断提高，日本学校也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填鸭式教育”。这期间，周末补习班不断，课外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东京首都圈内，很多补课机构为了争抢生源，提供从接送车、盒饭到作业辅导“一条龙”服务。
1980年以来，日本饱受诟病的填鸭式教育模式终于被放弃，开始实施“宽松教育”。遗憾的是，虽然教育理念发生了改变，但是深刻根植于日本人国民性中对学历的期许却丝毫未改，“考名校”、“进大企”成为日本家长的期待孩子的“成名之路”。
但是，“宽松教育”却于20余年后带来了种种弊病——学历低下、阅读量不足、意欲衰退、能力萎缩、不再拥有对于学问的追求与敬畏等问题短期内难以消解。
为了满足家长的期许，日本的课外补习班又“卷土重来”。据日本文教省统计，日本家庭平均每年投入补习班等校外活动费用占到46.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而根据日本共同社发布的报告，2017年日本小学生中大约40%的学生上补习学校，到了初中增长到65%。
有意思的是，在小学阶段，约70%的私立小学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同期公立学校学生比例仅为39%。但是，到了初中阶段，该数据则发生了逆转，大约71%的公立学校学生每年支付补习费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而私立只有53%学生支付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进行补习。
课外的自加压力和假日补习，让日本学生压力甚大，睡眠不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2009年和2016年两次抽样调查中，日本高中生“上课睡觉”的比例存在较大幅度的提升，增加17.6个百分点。
这些“特困生”（特别容易犯困的学生）大多面临睡眠障碍，且面临记忆力下降、身体困乏、反应力降低等问题，情绪波动影响大，容易在情绪爆发时刻选择自杀。
开学日本该开心欢乐，充满欢声笑语和无限憧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当你们发现惧怕校园、畏惧开学，并出现悲观厌世的情绪，请记住——生而为人，你不必抱歉。无论有多不堪回首的校园经历，请一定重新振作起来，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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