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个比较特殊的朝代，特务组织横行，宦官频繁涉政，最不可思议的是言官，敢与皇帝对着干。唐太宗的直言纳谏只有魏征一人，可是明朝却有两百多个魏征。
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朱元璋建立大明后，非常重视舆论监督，因此建立了一套古代最完善的监察制度。设立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专门用来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这个群体的人数长期保持在200人左右，是中国历朝之最，这两个机构只对皇帝负责，不隶属于任何部门。
除了监察职能外，言官还可以参加讨论军事、人事以及重大案件，如果言官认为内阁和皇帝的签署文件和报告有不妥之处，可以驳回。朱元璋在言官制度中规定：言官要轮流值日，发现不合理就要“直谏”，“勿有所顾避”。如果皇帝受蒙蔽而不自省，言官必须“舍身以诤”。
明朝言官的选拔标准非常有意思，大多是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最优秀者充任，年龄大多在30-50之间，年龄不能太长，否则就没有闯劲；言官官职一般也不高，大多不高于正七品，否则容易爱惜羽毛。这样选拔出的言官，说话做事就没有那么多顾忌，敢于撕破脸皮。
嘉靖皇帝晚年痴迷道教，荒废朝政，海瑞当时还是个七品官员，在棺材铺买好棺材，将家人托付给朋友，然后向嘉靖皇帝上了一封万字的《治安疏》，可称为“史上第一骂”，嘉靖皇帝暴跳如雷，却只能押他入狱；万历皇帝三十年怠政，雒于仁上书著名的《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是指着万历的鼻子大骂。
平心而论，不论是海瑞还是雒于仁，用词太过，奏折不再是进谏，而是人身攻击。对皇帝如此，对官员更不用说，明朝历代首辅无一不遭受言官的弹劾，严嵩当权时，杨继盛为首的言官就从未停止过弹劾。言官为什么不怕死，有四点原因：1.程朱理学教化作用强大；2.明朝内阁制让大臣受到尊重；3.明朝士人重视青史留；4.明朝的言官体系独立。
尽管如此，明朝的言官也受到后世的非议，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言官用词夸张，有哗众取宠、意气用事之嫌；二是言官成为派系斗争的开路先锋；三是言官的争论不休，耽搁一些重大事件的进程，比如崇祯对李自成、后金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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