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楚国本是春秋时期的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土不过同”1的小国,至战国时期发展成为西达巴蜀、东兼吴越、南及岭南、北抵河南南部的泱泱大国,是战国七雄中唯一的南方诸侯国。

长沙,地处湘江下游,腹地平衍,北临洞庭,为荆郢之唇齿;南界五岭,控湖湘之上游,西接黔中,东交瓯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楚人入据今长沙地区后,楚国统治者在此移民屯垦,建立楚邑,屯聚粮草,修筑戍城、戍所,驻扎军队,驻节文臣武将,将之经营成了当时楚国南方的重镇。

春秋中晚期,楚国势力分东、西两路南下汇合后,今长沙地区随即成为楚国向南往湘江中上游直至岭南地区纵深推进的重要战略据点。据已有考古发现,湖南楚墓主要集中在长沙,表明春秋后期今长沙地区已初步具备楚国南部重镇的雏形。

战国前期和中期,各国纷纷举起变法大旗,楚国也于楚悼王十七年(公元前385)用吴起变法,同时“南攻杨越,北并陈、蔡”,以巩固对衡阳与衡南湘水上游的控制,并南伐岭南粤北,今长沙地区的战略地位便显现出来,加速了其作为楚南重镇的形成。

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楚伐东南霸主越国,大获全胜,就得益于今长沙地区的强大经济支持。在伐越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有齐国使者的一段话:“复雠 、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由此可见,战国时期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小城邑,在楚国粮食生产、屯聚、运输方 面所具有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是楚越之争的战略要地。取得征服越国战争的胜利后,楚国已成天下之强国,其地域范围,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郇阳。”2000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有洞庭郡之记载,但该郡却不在《史记》所载秦三十六郡之中。有学者据此研究后认为,当是沿用楚国旧郡之名,是秦以前楚国在今长沙地区所设置的洞庭郡,长沙楚城则是洞庭郡的首府。既然已成为郡治,那么此时长沙“楚南重镇”的地位当已确立,《山带阁注楚辞》所引“长沙为楚东南之会”一语当不为虚。

为了防卫当时的长沙楚城,楚国在城外依山临水之处修筑了戍城、戍所,并有文臣武将驻节于此,以守卫重镇长沙。1951—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子弹库、浏城桥等处发掘了一批大中型战国时期楚墓。其葬具分别为二棺二槨或二棺一槨,随葬礼器中的列鼎是5件一套。据《周礼》,这都是属于大夫一级的规格,可知这些墓的主人都是职位仅次于卿的大夫级官员。浏城桥 l号墓有随葬兵器93件,表明这位身为大夫的墓主人又是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军;2002年,在长沙市一医院工地发现的战国时“侯”一级人物墓葬中,出现了戈、矛、剑、箭簇等兵器,其中剑还带有“王”字,则证明墓主也是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军。而地方志中关于楚怀王时曾封亲信重臣上官大夫靳尚于宁乡的记载,则又从一侧面为长沙在楚国时的重要军事政治地位提供了旁证。据说,靳尚死后即葬在今宁乡麻山乡罗田村,墓旁有田名“上官丘”;今天名叫靳江的那条河,原名是瓦官水口或剑江,因其流过靳尚墓前而改名靳江。

楚国在今长沙设置重兵把守城邑,还可从楚墓中出土的兵器得到佐证。今发掘清理的长沙楚墓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用于攻伐征战的兵器。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仅剑一类,就有铜剑500多柄,铁剑和钢剑31柄。有的墓葬,戈、剑、矛成套出现,甚至同一墓葬竟出土有完整的2套。种类也十分齐全,有剑、戈、矛、戟、铤、镞、弩、盾、弓、矢等,包括了步战、车战、近战、远射、攻击、防卫所需的各种兵器,也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杨家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一柄钢剑,长38.4厘米,宽2—6厘米,系以中碳钢制成并经反复锻打和高温退火,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把钢剑。浏城桥 l号墓出士的长达3.1米的木柄铜戟、2.8米的藤柄铜矛等长兵器,坚锐轻便,颇为少见。扫把塘楚墓出士的弩机,全长51.8厘米,各种构件保存完好,系利用杠杆原理制成,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把全弩。这些出土于地下的数量惊人、种类齐全的兵器,连强秦的国君也为羡慕不已,叹曰“吾闻楚之铁剑利”,是当时长沙作为军事重镇直观而生动的物证,让人仿佛看到了当年楚人骁勇善战的飒爽英姿,听到了驰骋战场奋勇厮杀的金戈铁马声。

楚人进入今长沙地区后,经过数百年的战争,取代原来的长沙古越人而成为长沙居民的主体;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促进了长沙的开发;朴实淳厚的古越文化也为色彩斑谰的楚文化所替代,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

到楚怀王时,楚国由于政治腐败,外交失策,国势日弱,各诸侯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乘机对楚国发起了接二连三的战争。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国都沦亡,山河破碎,使楚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为之哀恸。这时,被放逐湖湘正在长沙的爱国诗人屈原,闻此噩耗,悲愤不已,感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颜色憔瘁,形容枯搞”,写下著名的诗篇《渔父》、《怀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遂于是年五月初五日,自投泪罗江而死。屈原悲愤殉国,极大地震动了湖湘人民,长沙楚民无不悲痛奔号。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他大量不朽的诗篇,从此在湖湘间流传下来,成为激励人们为救国救民而艰难求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力量。

在屈原自沉汨江之时,秦楚战争还在猛烈地进行。公元前277年,秦国分两路进军,大举击楚,一路以蜀守张若带领,自四川顺江而下,攻占巫郡;一路由白起统率,从郢城南下,占领黔中郡。 随后,两路挥戈东进,直逼湘江流域。据《韩非子·初见秦篇》载:“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这里的“江南”, 即指长江、洞庭湖以南至南岭的广大地区。楚国的江南重镇长沙,很可能也在这次战争中被秦军所夺取了。

然而,秦军却突然中止了它的进攻。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收集东部兵力10余万,乘机反攻,“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收复了大片失地。“江旁”即指“江南”,其“十五邑”似应包括长沙在内。从此,长沙又成为楚国西南边陲重镇,大批楚国的贵族、官员流亡而来,与本地军民一道,在这里坚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秦斗争。

公元前230年,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几年中即灭掉中原的韩、魏等国,接着举兵伐楚。楚王惊怖之余,答应“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以阻缓秦军凌厉的进攻。但长沙军民没有停止抵抗,并一度发兵北上,袭击秦国的南郡。于是,秦国最后灭楚的战争在江东展开。公元前224年,秦王以老将王翦统带60万大军攻打楚国,杀楚将项燕,大败楚军。次年,攻拔楚都,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统兵南下,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至此,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建国800多年,一度中分天下、统一中国南部的楚国宣告灭亡。

1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云:“方百里为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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