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候。我们每次上音乐课，学的不是样板戏里的唱段，就是毛主席语录歌，还有林副主席的教导，你像《再版前言》之类的。
那时能人也多，你像现在要是有个什么大型活动的，提前且准备呐，征稿、评选，找个机会演唱演唱，让全国人民听听，别管内行外行的再评论评论。那会儿不介，谁也不知道老人家头天夜里说什么？夜里庆祝完最高指示发表后，第二天就有能人给谱上曲子，老师很快就拿到音乐课上教我们。
我们学校就有一教音乐的女老师，也属于能人圈儿里的，自己也为最高指示谱了几首曲子，开始热情挺高，后来说她出身是资本家，被打倒了，没少受罪，我在《我的文革经历》中写过这位女老师。那会儿我虽然岁数小，但也听得出来哪首歌好听哪首歌不好听。刚出样板戏时，我们院儿高音喇叭里每天每的播放，我就特烦，老跟我们院儿的孩子说，这唱的什么呀？真难听！关键是听不懂。
架不住天天听天天学，到最后你不喜欢上都不行。我到后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几乎能从头唱到尾，都成了我的儿时记忆了！就是好多词儿不理解。到了七四、七五年，我们院儿一孩子都多大了？得有十五六了，有一次还特气愤地对我说起《长征组歌》里的一段儿唱词：操！你说这歌儿编的多流氓，敌人眼儿下有眼枪。
我当时没细琢磨过这句歌词儿，但我觉得肯定不是这词儿，我说，可能是说敌人眼下就光看见烟枪了，光想着抽大烟了，把打仗这事儿忘了，所以我军才能乘胜赶路程。后来我哥听了一笑说：什么他妈敌人眼儿下有眼枪呀？人家是敌人弃甲丢烟枪！后来这孩子当记者了。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经常恍然大悟，奥~那什么什么词是这个意思。
那会儿我们学唱歌都倍儿认真，唱歌能表达我们热爱老人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我们当时还跟大孩子学过《红卫兵战歌》，最爱唱的就是最后一句滚他妈了蛋！每当一帮孩子玩儿得正欢势的时候，谁要是提出想提前回家，我们就用这段儿送他。后来听说，这是刘辉宣兄为参加一场辩论会前写的，很快就传遍京城。（辉宣兄算得上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我在《听刘辉宣兄讲“九歌”》里有过介绍。）
我第一次学的跟文革不沾什么边儿的歌儿是一首扫墓歌儿，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公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来宣誓，献上花圈表决心。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铁镣响叮咚，不是你们洒鲜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我们要踏着烈士脚印，永远革命向前进！这首歌儿的曲子挺悠扬，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那个味儿，像小孩儿唱的，不像那种战斗曲。它唱到了山岗、草坪、风雨、叮咚，就觉得跟别的歌儿不一样，当时特爱唱。但歌词有所改动，你像把“红领巾”改成了“红小兵”，还有，我忘了。
随着文革的高潮过去，一些老歌翻唱，还有一些新创作的歌儿在电台里开始播放了，你像《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之类的。就觉得这类歌儿挺好听的，唱起来带拐弯儿，不像原来歌儿似的，唱起来直不楞登的。那会儿唱这类歌儿，一个是觉得好听；再一个是觉得唱起来与众不同，不是在学校里学的。
我真正听到的第一首所谓黄色歌曲是在我十二三岁时。那时我家搬到了民族宫前边儿的一条街的胡同里，鱼找鱼虾找虾，没多长日子我和我哥就跟当地的几个不良少年混的烂熟。其实我所谓的不良少年也就是爱打个架，有时凑一块儿抽个烟什么的；那会儿的有良少年也不怎么学习，有的就是怂，不招事儿，谁欺负他他就躲着。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反正我爹我娘好像跟我们有种默契，就是我们在社会上不管怎么混？就是别欺负老人，别欺负女孩儿，别欺负小孩儿；别偷、抢、流，基本上就不管。这些好像都成了我和我哥一生的原则，我们很少跟我爹我娘顶嘴，现在都这样。
那时胡同里的孩子老爱上我家玩儿去，白天我家大人都不在家，他们就抽烟。晚上大人都下班了，他们就拽着我们哥儿俩出去抽。胡同里太窄，又是常年住在一起的老街坊，几个孩子凑一块儿，有大人路过扫一眼就知道是谁家孩子。我跟我哥不怕，我爹我娘跟胡同里的老住户谁也不认识，我们院儿平时别人也进不去；可那帮孩子不行，备不住就有老街坊跑到他们谁家告状去。所以他们每次抽烟都跑到象来街抽去。
象来街那会儿正在修地铁，路两边儿码的都是大砖垛子，我们就躲在砖垛子后边儿抽烟。我那时小，他们都比我大。我开始不抽，可架不住他们每次都跟劝道的似的，说抽一颗，没事儿，怕抽完了头晕就别往里吸。就这么着，渐渐的我也学会了。没法弄，搁着谁在那个坏境中也得抽，你不抽这帮孙子挤得你，说你胆儿小不敢抽。
大砖垛子后边儿除了我们在那儿躲着抽烟，还有好多躲在后边儿搞对象的。当时我们一块儿抽烟的有一孩子，比我大个三四岁，他一见到有搞对象的就冲着人家那边儿唱，你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我开始以为这都是他们瞎胡编的在那儿瞎胡唱呐。后来我哥告诉我说，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里的一句，叫他们丫给改了。
有几次我们晚上去象来街大砖垛子后边儿抽烟，被工人民兵抓住了，其实他们主要是抓躲在砖垛子后边儿耍流氓的，也就是搞对象的，无意中把我们给勺进去了。教育了几次，还吓唬我们说，再逮着你们就找你们家去，要不就找你们学校去。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去了。
后来我觉得这歌儿挺好听，就开始学这类的歌儿。可词儿和调儿都不是很准，有一天我哥不知从哪儿找了本《外国民歌200首》，他识谱儿，每天一没事儿就在家里照着歌本学唱歌儿。我也跟着他学了好多歌儿，像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河谷》多了去了。有一次我们在家引吭高歌《喀秋莎》，我爹一声吼：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我哥一吐舌头，敢情老头儿听得懂呀。
那会儿学校里对唱黄色歌曲这事儿抓的挺紧，这往往是坏学生的罪状之一，叫老师听见了有时就被带到工宣队去，后来还流传着说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一工宣队的老工人，外地人，说话有口音，批评学生时说：你们老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半晌儿，张口就是你爱我来我爱你，就是不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这都快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了，只要谁唱黄歌儿被老师抓到，我们就用这句话批评他。
我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和别的学校都传唱着不同的流氓小调儿。你就听吧，一下课，教室里、教学楼的台阶上、操场的篮球架子下，到处都是哼唱的。这类歌儿没什么准调儿，也没什么准词儿，这类歌儿唱出来不是让女孩子脸儿热、心跳、害羞的那种，是让女孩子听了有种受辱的感觉，你像什么你爸爸早晨上班去，你在家里找男地，回家一看斑斑的血迹，你他妈是怎么搞地？还有什么打死你我要打死你，打死你这臭不要脸地，打死了你以后，我跳进了黄浦江，咱俩一起玩儿蛋去。还有就跟对唱似的：交个朋友是可以地，就是有个小问题，如果有了小宝贝，咱俩一起进分局；进了分局没关系，你说你是自愿地，小宝贝呀留给你，与我一点儿没关系......还有好多好多。这类歌儿我从不学，也不唱。我觉得太土，是真正的流氓小调儿，是小地癞子唱的。有些孙子眼睛滴溜乱转，专门盯着人家女孩子唱，倒唱得人家无地自容。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些词儿，就是因为那会儿在学校里哪哪都有唱的。
还有些孙子瞎胡乱唱，他不是像我似的，有时容易唱错了段儿，他能把这首歌儿唱的差出了国，差出十万八千里，差到姥姥家去。有一孙子就是，唱《美丽的哈瓦那》，跟着英雄卡斯特罗回到了阿尔巴尼亚。这都他妈哪儿跟哪儿呀、谁跟谁呀？
还有一种歌儿我不唱，就是那种太颓废的。我们后来学歌儿都用手摇留声机学，有时家里放着两三台，现在都忘了是从哪儿弄来的了。听的唱片都是那种黑胶木的，三十三转。拿来留声机后我学的第一首歌儿是一老电影《凤凰之歌》里的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当时就觉得这类歌儿听不出什么问题来，内容挺好的。后来找了好多三四十年代的歌儿，有首歌儿就特颓废，歌词大概是红的灯绿的酒，红灯绿酒醉悠悠，无限的创痛在心头，轻轻地一笑忘我忧.......红的灯绿的酒，花样的娇艳柳样的柔......是烟云是水酒......当时那种老唱片听着都有点儿刺刺啦啦的，有些听不大清楚，再一个时间太长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儿里充斥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坚决不唱！
到七五年左右出了好多挺好听的革命歌曲，也灌了唱片，但是那种七十八转薄塑料的唱片。我们也买也借，但我们的唱机听不了，磁头太重。把磁头往唱片上方重点儿，扑哧就扎一个眼儿；要是轻轻地放上去，等唱片一转，呲的长长一声儿，磁针就跟唱片上剔起一道儿长丝，就跟刨子刨出的刨花似的，还打着卷儿。那会儿真没少毁自己的和别人的唱片。
后来一帮老知青返城探家，也带了不少他们的歌儿，你像《美丽的南京我的家乡》、《从北京到延安》等，特别是《从北京到延安》，流传甚广，不管是从哪儿回来的都会唱，只是把北京或延安的地名改成自己插队的地名，内容基本一样。其实歌儿里主要唱的是知青如何赞美家乡、如何怀念家乡，述说插队生活如何艰苦之类的。但这类歌儿那时绝对不让唱，老师说是反动歌曲，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还有一首歌儿叫《伴随》，我们院儿一孩子最先唱这首歌儿时，院儿里的好多小孩儿都不理解伴随是什么意思？这孩子就把歌词写了下来，可他把伴随写成了半遂，正好这孩子他妈那会儿正患半身不遂，我估计他可能也不会写伴随那俩字，就跟他妈的病历上或药方上摘了半遂这两个字。歌里边儿有一句：“失去了伴随的人生活是苦难的”。
开始院儿里有的孩子还以为是写他妈得半身不遂这事儿的呐，可很多孩子理解不了，说听这歌儿的意思，应该是他妈把他爸抛弃了，“失去了半身不遂的人”，这歌儿里唱得明明白白！他妈半扇儿都不能动了，干嘛还要抛弃他爸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大点儿的孩子说，你们丫会断句吗？应该是“失去了，半身不遂的人生活是苦难的”。大家似乎是明白了。可还是挺纳闷儿，说他爸没死呀？也没跟他妈离婚呀？有的说，听这歌儿的内容，估计是在家里他爸对他妈够狠的。咱谁也看不见，他看得见，知道，要不怎么唱得这么情真意切。还真有当面儿问他的，后来等真相大白，他骂人家傻逼！人家骂他傻逼！
我跟我哥那会儿回老家，农村的青年也有唱不三不四的歌儿的，虽然里边儿也有哥呀、妹呀的，但都是老戏里的词儿。我们哥儿俩唱的歌儿他们都觉得挺新鲜，就让我们教他们唱。冬天，我们就躲在场院的秫秸垛旁教他们；夏天，就躲在“看青”的窝棚里点着蒿子教他们。他们学的倍儿上瘾、倍儿认真。有时邻村儿演电影，他们就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这类的歌儿，用眼瞟着过往的姑娘，显得倍儿牛逼！后来弄得我们哥儿俩一回村儿，恨不得全村儿上下传喜讯，奔走相告，老潘家那儿哥儿俩又回来了！
直到我当了兵，没事儿也老教老兵唱老歌儿。特别是我回北京后，有时科里开会前或赶上年节什么的，领导就让我唱几首老歌儿。听的时候大家兴奋、鼓掌，喊着再来一首；等听完后下来，就有人开始议论了，一看小潘小的时候就是个小玩儿闹。反正不是什么正经孩子。吃饱了就骂厨子，都什么人呀？你说我冤不冤？我九八年回部队，正在办公室里跟人聊天，这是我小二十年第一次回部队。没一会儿就来了一帮人，男女全有，其中一位领导说，我来看看大名鼎鼎的潘小京！几个小女兵在边儿上嘻嘻笑，我听那话茬儿不像夸我呐，都快二十年了。零八年，我回医院办事儿，我到一科室找我认识的一位医生，她不在。她同科室的一位女大夫问我贵姓？我刚说出我姓什么，她就说出了我的名字。她说老有人提我。都快三十年了，不知道他们还记得我什么？也许记住的恰恰就是那个爱唱“黄色歌曲”的小男兵。
那会儿我跟我们医院里的一漂亮女孩儿搞对象，就有好多人不解，说那谁谁谁那么老实一小女孩儿怎么看上小潘了？也有那么几个对我印象好的，就问，人家小潘怎么啦？那会儿正好有一部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有人说，小潘多像电视剧里的那个青年，整天点儿了浪荡的。但人挺仗义，挺有正义感。
后来我想买把吉他，可那会儿没地买去，吉他是紧俏商品。八零年，我们后勤部一离休的副部长的儿子，把他那把八成新的吉他十八块钱卖给了我。我带着蛤蟆镜，抱着吉他，更不像正经人了。
没辙！她就有人喜欢这样的。八九年，有一特有文化的漂亮女孩儿特别喜欢我，我问为什么？她说自从看了《本命年》就一下喜欢上了我，说我特像里边儿判了刑的那个人。你瞧瞧，有文化的漂亮女孩儿都有个性！无奈，我那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天、那少女，忽然间化作天仙，从此就像一段珊瑚恋。那女孩很好，静静地离开了我。
再后来，就有了邓丽君。我第一次听她的歌儿脸是如何发麻；小王是如何刺激的直要尿裤子，在我的《三十年前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里边儿全写着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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