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正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時候。我們每次上音樂課，學的不是樣板戲裡的唱段，就是毛主席語錄歌，還有林副主席的教導，你像《再版前言》之類的。
那時能人也多，你像現在要是有個什麼大型活動的，提前且準備吶，徵稿、評選，找個機會演唱演唱，讓全國人民聽聽，別管內行外行的再評論評論。那會兒不介，誰也不知道老人家頭天夜裡說什麼？夜裡慶祝完最高指示發表後，第二天就有能人給譜上曲子，老師很快就拿到音樂課上教我們。
我們學校就有一教音樂的女老師，也屬於能人圈兒裡的，自己也為最高指示譜了幾首曲子，開始熱情挺高，後來說她出身是資本家，被打倒了，沒少受罪，我在《我的文革經歷》中寫過這位女老師。那會兒我雖然歲數小，但也聽得出來哪首歌好聽哪首歌不好聽。剛出樣板戲時，我們院兒高音喇叭裡每天每的播放，我就特煩，老跟我們院兒的孩子說，這唱的什麼呀？真難聽！關鍵是聽不懂。
架不住天天聽天天學，到最後你不喜歡上都不行。我到後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幾乎能從頭唱到尾，都成了我的兒時記憶了！就是好多詞兒不理解。到了七四、七五年，我們院兒一孩子都多大了？得有十五六了，有一次還特氣憤地對我說起《長征組歌》裡的一段兒唱詞：操！你說這歌兒編的多流氓，敵人眼兒下有眼槍。
我當時沒細琢磨過這句歌詞兒，但我覺得肯定不是這詞兒，我說，可能是說敵人眼下就光看見煙槍了，光想著抽大煙了，把打仗這事兒忘了，所以我軍才能乘勝趕路程。後來我哥聽了一笑說：什麼他媽敵人眼兒下有眼槍呀？人家是敵人棄甲丟煙槍！後來這孩子當記者了。 直到現在我有時還經常恍然大悟，奧~那什麼什麼詞是這個意思。
那會兒我們學唱歌都倍兒認真，唱歌能表達我們熱愛老人家，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感情。
我們當時還跟大孩子學過《紅衛兵戰歌》，最愛唱的就是最後一句滾他媽了蛋！每當一幫孩子玩兒得正歡勢的時候，誰要是提出想提前回家，我們就用這段兒送他。後來聽說，這是劉輝宣兄為參加一場辯論會前寫的，很快就傳遍京城。（輝宣兄算得上是“文革”中的風雲人物，我在《聽劉輝宣兄講“九歌”》裡有過介紹。）
我第一次學的跟文革不沾什麼邊兒的歌兒是一首掃墓歌兒，翻過小山崗，走過青草坪，烈士公墓前來了紅領巾，舉手來宣誓，獻上花圈表決心。想起當年風雨夜，山崗鐵鐐響叮咚，不是你們灑鮮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我們要踏著烈士腳印，永遠革命向前進！這首歌兒的曲子挺悠揚，有《讓我們蕩起雙槳》的那個味兒，像小孩兒唱的，不像那種戰鬥曲。它唱到了山崗、草坪、風雨、叮咚，就覺得跟別的歌兒不一樣，當時特愛唱。但歌詞有所改動，你像把“紅領巾”改成了“紅小兵”，還有，我忘了。
隨著文革的高潮過去，一些老歌翻唱，還有一些新創作的歌兒在電臺裡開始播放了，你像《我愛祖國的藍天》、《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之類的。就覺得這類歌兒挺好聽的，唱起來帶拐彎兒，不像原來歌兒似的，唱起來直不楞登的。那會兒唱這類歌兒，一個是覺得好聽；再一個是覺得唱起來與眾不同，不是在學校裡學的。
我真正聽到的第一首所謂黃色歌曲是在我十二三歲時。那時我家搬到了民族宮前邊兒的一條街的衚衕裡，魚找魚蝦找蝦，沒多長日子我和我哥就跟當地的幾個不良少年混的爛熟。其實我所謂的不良少年也就是愛打個架，有時湊一塊兒抽個煙什麼的；那會兒的有良少年也不怎麼學習，有的就是慫，不招事兒，誰欺負他他就躲著。我不知道別人傢什麼樣，反正我爹我娘好像跟我們有種默契，就是我們在社會上不管怎麼混？就是別欺負老人，別欺負女孩兒，別欺負小孩兒；別偷、搶、流，基本上就不管。這些好像都成了我和我哥一生的原則，我們很少跟我爹我娘頂嘴，現在都這樣。
那時衚衕裡的孩子老愛上我家玩兒去，白天我家大人都不在家，他們就抽菸。晚上大人都下班了，他們就拽著我們哥兒倆出去抽。衚衕裡太窄，又是常年住在一起的老街坊，幾個孩子湊一塊兒，有大人路過掃一眼就知道是誰家孩子。我跟我哥不怕，我爹我娘跟衚衕裡的老住戶誰也不認識，我們院兒平時別人也進不去；可那幫孩子不行，備不住就有老街坊跑到他們誰家告狀去。所以他們每次抽菸都跑到象來街抽去。
象來街那會兒正在修地鐵，路兩邊兒碼的都是大磚垛子，我們就躲在磚垛子後邊兒抽菸。我那時小，他們都比我大。我開始不抽，可架不住他們每次都跟勸道的似的，說抽一顆，沒事兒，怕抽完了頭暈就別往裡吸。就這麼著，漸漸的我也學會了。沒法弄，擱著誰在那個壞境中也得抽，你不抽這幫孫子擠得你，說你膽兒小不敢抽。
大磚垛子後邊兒除了我們在那兒躲著抽菸，還有好多躲在後邊兒搞對象的。當時我們一塊兒抽菸的有一孩子，比我大個三四歲，他一見到有搞對象的就衝著人家那邊兒唱，你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著我不聲響。我開始以為這都是他們瞎胡編的在那兒瞎胡唱吶。後來我哥告訴我說，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裡的一句，叫他們丫給改了。
有幾次我們晚上去象來街大磚垛子後邊兒抽菸，被工人民兵抓住了，其實他們主要是抓躲在磚垛子後邊兒耍流氓的，也就是搞對象的，無意中把我們給勺進去了。教育了幾次，還嚇唬我們說，再逮著你們就找你們家去，要不就找你們學校去。嚇得我們再也不敢去了。
後來我覺得這歌兒挺好聽，就開始學這類的歌兒。可詞兒和調兒都不是很準，有一天我哥不知從哪兒找了本《外國民歌200首》，他識譜兒，每天一沒事兒就在家裡照著歌本學唱歌兒。我也跟著他學了好多歌兒，像什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車》、《小路》、《紅河谷》多了去了。有一次我們在家引吭高歌《喀秋莎》，我爹一聲吼：唱的什麼？亂七八糟的。我跟我哥一吐舌頭，敢情老頭兒聽得懂呀。
那會兒學校裡對唱黃色歌曲這事兒抓的挺緊，這往往是壞學生的罪狀之一，叫老師聽見了有時就被帶到工宣隊去，後來還流傳著說不知道是哪個學校的一工宣隊的老工人，外地人，說話有口音，批評學生時說：你們老唱著莫斯科郊外的晚半晌兒，張口就是你愛我來我愛你，就是不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後來這都快成了我們的口頭禪了，只要誰唱黃歌兒被老師抓到，我們就用這句話批評他。
我上中學時，我們學校和別的學校都傳唱著不同的流氓小調兒。你就聽吧，一下課，教室裡、教學樓的臺階上、操場的籃球架子下，到處都是哼唱的。這類歌兒沒什麼準調兒，也沒什麼準詞兒，這類歌兒唱出來不是讓女孩子臉兒熱、心跳、害羞的那種，是讓女孩子聽了有種受辱的感覺，你像什麼你爸爸早晨上班去，你在家裡找男地，回家一看斑斑的血跡，你他媽是怎麼搞地？還有什麼打死你我要打死你，打死你這臭不要臉地，打死了你以後，我跳進了黃浦江，咱倆一起玩兒蛋去。還有就跟對唱似的：交個朋友是可以地，就是有個小問題，如果有了小寶貝，咱倆一起進分局；進了分局沒關係，你說你是自願地，小寶貝呀留給你，與我一點兒沒關係......還有好多好多。這類歌兒我從不學，也不唱。我覺得太土，是真正的流氓小調兒，是小地癩子唱的。有些孫子眼睛滴溜亂轉，專門盯著人家女孩子唱，倒唱得人家無地自容。我之所以能記住這些詞兒，就是因為那會兒在學校裡哪哪都有唱的。
還有些孫子瞎胡亂唱，他不是像我似的，有時容易唱錯了段兒，他能把這首歌兒唱的差出了國，差出十萬八千里，差到姥姥家去。有一孫子就是，唱《美麗的哈瓦那》，跟著英雄卡斯特羅回到了阿爾巴尼亞。這都他媽哪兒跟哪兒呀、誰跟誰呀？
還有一種歌兒我不唱，就是那種太頹廢的。我們後來學歌兒都用手搖留聲機學，有時家裡放著兩三臺，現在都忘了是從哪兒弄來的了。聽的唱片都是那種黑膠木的，三十三轉。拿來留聲機後我學的第一首歌兒是一老電影《鳳凰之歌》裡的插曲山中的鳳凰為何不飛翔，當時就覺得這類歌兒聽不出什麼問題來，內容挺好的。後來找了好多三四十年代的歌兒，有首歌兒就特頹廢，歌詞大概是紅的燈綠的酒，紅燈綠酒醉悠悠，無限的創痛在心頭，輕輕地一笑忘我憂.......紅的燈綠的酒，花樣的嬌豔柳樣的柔......是煙雲是水酒......當時那種老唱片聽著都有點兒刺刺啦啦的，有些聽不大清楚，再一個時間太長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就覺得這首歌兒裡充斥著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反映了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堅決不唱！
到七五年左右出了好多挺好聽的革命歌曲，也灌了唱片，但是那種七十八轉薄塑料的唱片。我們也買也借，但我們的唱機聽不了，磁頭太重。把磁頭往唱片上方重點兒，撲哧就扎一個眼兒；要是輕輕地放上去，等唱片一轉，呲的長長一聲兒，磁針就跟唱片上剔起一道兒長絲，就跟刨子刨出的刨花似的，還打著卷兒。那會兒真沒少毀自己的和別人的唱片。
後來一幫老知青返城探家，也帶了不少他們的歌兒，你像《美麗的南京我的家鄉》、《從北京到延安》等，特別是《從北京到延安》，流傳甚廣，不管是從哪兒回來的都會唱，只是把北京或延安的地名改成自己插隊的地名，內容基本一樣。其實歌兒裡主要唱的是知青如何讚美家鄉、如何懷念家鄉，述說插隊生活如何艱苦之類的。但這類歌兒那時絕對不讓唱，老師說是反動歌曲，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還有一首歌兒叫《伴隨》，我們院兒一孩子最先唱這首歌兒時，院兒裡的好多小孩兒都不理解伴隨是什麼意思？這孩子就把歌詞寫了下來，可他把伴隨寫成了半遂，正好這孩子他媽那會兒正患半身不遂，我估計他可能也不會寫伴隨那倆字，就跟他媽的病歷上或藥方上摘了半遂這兩個字。歌裡邊兒有一句：“失去了伴隨的人生活是苦難的”。
開始院兒裡有的孩子還以為是寫他媽得半身不遂這事兒的吶，可很多孩子理解不了，說聽這歌兒的意思，應該是他媽把他爸拋棄了，“失去了半身不遂的人”，這歌兒裡唱得明明白白！他媽半扇兒都不能動了，幹嘛還要拋棄他爸吶？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一大點兒的孩子說，你們丫會斷句嗎？應該是“失去了，半身不遂的人生活是苦難的”。大家似乎是明白了。可還是挺納悶兒，說他爸沒死呀？也沒跟他媽離婚呀？有的說，聽這歌兒的內容，估計是在家裡他爸對他媽夠狠的。咱誰也看不見，他看得見，知道，要不怎麼唱得這麼情真意切。還真有當面兒問他的，後來等真相大白，他罵人家傻逼！人家罵他傻逼！
我跟我哥那會兒回老家，農村的青年也有唱不三不四的歌兒的，雖然裡邊兒也有哥呀、妹呀的，但都是老戲裡的詞兒。我們哥兒倆唱的歌兒他們都覺得挺新鮮，就讓我們教他們唱。冬天，我們就躲在場院的秫秸垛旁教他們；夏天，就躲在“看青”的窩棚裡點著蒿子教他們。他們學的倍兒上癮、倍兒認真。有時鄰村兒演電影，他們就哼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這類的歌兒，用眼瞟著過往的姑娘，顯得倍兒牛逼！後來弄得我們哥兒倆一回村兒，恨不得全村兒上下傳喜訊，奔走相告，老潘家那兒哥兒倆又回來了！
直到我當了兵，沒事兒也老教老兵唱老歌兒。特別是我回北京後，有時科裡開會前或趕上年節什麼的，領導就讓我唱幾首老歌兒。聽的時候大家興奮、鼓掌，喊著再來一首；等聽完後下來，就有人開始議論了，一看小潘小的時候就是個小玩兒鬧。反正不是什麼正經孩子。吃飽了就罵廚子，都什麼人呀？你說我冤不冤？我九八年回部隊，正在辦公室裡跟人聊天，這是我小二十年第一次回部隊。沒一會兒就來了一幫人，男女全有，其中一位領導說，我來看看大名鼎鼎的潘小京！幾個小女兵在邊兒上嘻嘻笑，我聽那話茬兒不像誇我吶，都快二十年了。零八年，我回醫院辦事兒，我到一科室找我認識的一位醫生，她不在。她同科室的一位女大夫問我貴姓？我剛說出我姓什麼，她就說出了我的名字。她說老有人提我。都快三十年了，不知道他們還記得我什麼？也許記住的恰恰就是那個愛唱“黃色歌曲”的小男兵。
那會兒我跟我們醫院裡的一漂亮女孩兒搞對象，就有好多人不解，說那誰誰誰那麼老實一小女孩兒怎麼看上小潘了？也有那麼幾個對我印象好的，就問，人家小潘怎麼啦？那會兒正好有一部電視劇《有一個青年》，有人說，小潘多像電視劇裡的那個青年，整天點兒了浪蕩的。但人挺仗義，挺有正義感。
後來我想買把吉他，可那會兒沒地買去，吉他是緊俏商品。八零年，我們後勤部一離休的副部長的兒子，把他那把八成新的吉他十八塊錢賣給了我。我帶著蛤蟆鏡，抱著吉他，更不像正經人了。
沒轍！她就有人喜歡這樣的。八九年，有一特有文化的漂亮女孩兒特別喜歡我，我問為什麼？她說自從看了《本命年》就一下喜歡上了我，說我特像裡邊兒判了刑的那個人。你瞧瞧，有文化的漂亮女孩兒都有個性！無奈，我那時已經結婚了。那一天、那少女，忽然間化作天仙，從此就像一段珊瑚戀。那女孩很好，靜靜地離開了我。
再後來，就有了鄧麗君。我第一次聽她的歌兒臉是如何發麻；小王是如何刺激的直要尿褲子，在我的《三十年前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裡邊兒全寫著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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