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目前，中國糧食安全存在七大隱憂，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10年後中國將發生糧食危機，根本無法承受糧食安全引發的災難。
一、城鎮化加速糧食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開始加速。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到2015年末，我國地級以上城市行政區域土地面積73.3萬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長11.6%。其中，建成區面積40941平方公里，增長13.3%。
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57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78個，縣級市360個。
從1994年至2016年，中國的城鎮化人口從1.72億人增加至7.93億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9億人，減少1373萬人，城鎮化率達到57.4%，比2012年提高4.8％。
與此相對的是，鄉村人口已減少到6億人。從1978年到2015年，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63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78個，縣級市360個，建制鎮由2173個增加到20312個，人口超過千萬的大城市達15個，而這一數字正在飛速增長。
在此過程中，大片良田被蠶食。2017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12220千公頃（16.83億畝），比2016年減少815千公頃（1222萬畝），下降0.7%。其中谷物播種面積92930千公頃（13.93億畝），比2016年減少1464千公頃（2196萬畝），下降1.6%。
據國土資源部發布的《2015中國國土資源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耕地面積20.25億畝。從2015年實際保有的20.25億畝到2030年的18.25億畝底線，兩者間尚有2億畝耕地的空間。換言之，這15年間我國耕地數量被允許減少2億畝。有的專家推算，早在2015年，中國就己經突破18.25億畝耕地的紅線。
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火熱，伴隨而來的是中國的糧食進口量開始大幅增長，這背後與中國耕地面積減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火熱，伴隨而來的是中國的糧食進口量開始大幅增長，這背後與中國耕地面積減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二、糧食缺口日趨嚴重
雖然從2003-2017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連年增長，一邊是糧食連續增產，一邊是進口量不斷攀升。
201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1791萬噸（12358億斤），比2016年增加166萬噸（33億斤），增長0.3%。其中谷物產量56455萬噸（11291億斤），比2016年減少83萬噸（17億斤），減少0.1%。
根據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2017年中國糧食累計進口13062萬噸，較上年增加13.9%，我國糧食進口總量創歷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計進口9553萬噸，稻米累計進口403萬噸，小麥累計進口442萬噸，玉米累計進口283萬噸；2017年中國糧食累計出口280萬噸，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計出口11萬噸，稻米累計出口120萬噸，玉米累計出口8.6萬噸，進口和出口總量雙雙創新高。儘管2017年進口糧食總量已超過了一億三千萬噸，超過了我國2017年糧食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而專家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上升到5.54億噸，但糧食需求大約為7億噸，有近2億噸的缺口。
與此同時，中國的糧食價格也在不斷增長，2009年至今小麥和大米的價格分別上漲59%和69%，糧價的上漲也進一步推高了食品價格。
越來越多的進口糧湧入中國，引發了業界對糧食安全的擔憂。在《經濟學人》最新公佈的《2016世界糧食安全指數報告》中，中國排在42位，西方國家佔領了全球糧食安全係數排行榜第一梯隊。大大領先於中國的，包括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18位）和韓國（24位）。如今，中國的雙腳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糧食進口的疆土。
農業部的一位官員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國的糧食安全是有保障的，糧食不夠吃可以從外國進口，而且進口糧食價格比國內便宜”。
但我並不贊同這位官員的觀點。因為，我國是個有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人平耕地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喪失糧食自主權，依賴外國，必然會引發糧食危機，到那時恐怕外國會卡中國的脖子，有錢人家也不會賣給我們，我們不得不防啊！
三、糧食市場被外國控制
美國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Dreyfus）是國際四大糧食跨國公司，根據英文名字首字母，人們將其簡稱為“ABCD”。四大糧商都是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跨國糧商，目前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都壟斷性地控制在這四大糧商手中，只有他們可以定價。
這四大跨國糧商常常被稱為國際糧食市場的“幕後之手”。這些國際巨頭憑藉資本與經驗的優勢，已完成對上游原料、期貨，中游生產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場渠道與供應的絕對控制權。
目前，全球前10位的穀物出口國中，四大糧商佔據主導地位的就有9個。它們從種子、飼料、化肥這些最初環節直到產、供、銷一條龍經營，在市場幾乎每一個層面都佔據絕對優勢。
由於四大糧商在農產品領域都有自己完整的產業鏈，一旦在目的國站穩腳跟，就利用資本優勢迅速破壞該國原有的經營鏈條，使該國原有的糧食體系變為依附於四大糧商的一個環節。
早在上世紀60年代，路易·達孚就與中國有飼料和穀物貿易，並相當重視農產品期貨買賣。從2006年開始，路易·達孚（北京）有限公司從中國政府手中獲得玉米國內貿易的許可證後，積極拓展國內市場。公開信息顯示，路易達孚從中國出口玉米的業務持續增長，其在美國的棉花公司已經是中國最大的棉花供應商。
嘉吉公司的對華貿易則始於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不久。目前，嘉吉與中國的年貿易額超過50億美元。過去幾年中，嘉吉是中國玉米最大的買家之一，並已在佈局中國的化肥市場。嘉吉在華已經建立了全資的山東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資的雲南三環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除了種植領域外，嘉吉在華的鏈條基本搭建完成。
“早期進入中國市場之時，四大糧商在中國市場並沒有設立工廠，而是以設立辦事處的形式，以貿易業務為主，同時對中國市場進行多方位研究。”艾格農業總經理黃德均表示，四大糧商正式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
在四大糧商中，ADM在中國的佈局更為巧妙。上世紀90年代初，ADM就與中糧共同做油脂業務，包括髮展“福臨門”品牌食用油。在1995年，ADM就在中國大連建立了獨資子公司，隨後在廣州和成都等地擁有了其他業務的工廠。
從2000年開始，ADM開始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並通過參股的方式進行全面佈局。ADM還收購了華農集團湛江油脂廠30%的股份。一位國內糧食企業高管研究認為，跨國糧商投資我國大豆加工業是以銷售外國內大豆為前提的。
ADM收購了華農集團湛江油脂廠30%的股份，卻取得了其70%的原料採購權。這說明跨國糧商並不想利用我國大豆加工企業來賺錢，更不想冒大豆加工業的風險，只是想通過參股來獲得進口大豆的話語權，把我國大豆加工業作為變現國際貿易利潤的一個環節。
進入中國市場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個國家擁有450多個工廠，在四大糧商中，以注重從農場到終端的產業鏈完整性而著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研究認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資本滲透進農業，攫取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從而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與此同時，各國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之下，逐漸喪失糧食自主權。美國糧食巨頭和美國國家政權結合而成的“糧食帝國”得以掌控全球的糧食主權。
2004年前後，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糧食儲備體系。縣級儲備糧庫與其他三級糧庫一起構成國家糧食儲備體系，承擔著調節市場供求、平抑年際間糧食產量波動等多項重要任務。
自2004年後，因為逐步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基層糧庫不再獲得國家財政補貼，完全自負盈虧。這使部分糧庫生產經營艱難，負債沉重。此時，面對實力雄厚的外資糧商拋來的繡球，不少基層糧庫認為那是解困良方。
“糧食系統改制後，糧庫生存一直比較困難，地方糧庫多年來資金緊張，無糧存儲，與他們合作，能夠利用他們的資金為糧庫帶來收入。”東北某縣糧食局負責人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對跨國糧商非常歡迎，還會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出臺相關優惠引資政策。”陸德認為，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引資力度，只顧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資糧食企業在中國的產業鏈戰術佈局，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展迅速，與此不無關係。
對於外資的圖謀，中國並不是沒有察覺。2009年初，海關總署就曾發出預警稱：“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糧食領域的控制力在加強。”並點名指出“豐益國際斥巨資進駐東北，這是當前我國在糧食生產和出口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遺憾的是，外資在中國糧食主產區大肆收購國有糧庫，佈局全產業鏈戰術時，卻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益海糧油以極低的門檻收購了黑龍江富錦九糧庫和黑龍江省綏化第四糧庫，用於水稻加工和稻殼發電，以及依託當地豐富的農產品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糧食精深加工。
不僅在東北，益海集團已經在全國各地與地方糧庫合作，河北省南皮縣、山東省武城縣、嘉祥縣、慶雲縣以及河北的孟村縣等地的縣糧食局直屬國有糧庫都和益海集團有合作。
在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跨國糧商對縣級糧庫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除了益海集團，邦吉、嘉吉、路易·達孚等跨國糧商都通過類似途徑，滲透到中國糧食流通市場的廣大領域，進一步控制中國糧食市場。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說：“外資正在加緊中國糧食領域全面佈局，逐漸進入上游原料倉儲、糧食加工、糧食銷售各個領域。當國際糧商逐漸完全掌握中國糧食流通領域之後，將對中國糧食安全帶來極大危害。”
有學者擔憂地指出，跨國資本在中國糧食市場的佈局遠沒有結束，一旦跨國資本控制大米和玉米等其他糧食，國人將為此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四、糧油定價權旁落
外資企業在中國大豆農業領域得手之後，反過來開始操控食用油定價權。
中國糧食話語權旁落，以大豆市場的教訓最為慘痛。有數據顯示，四大跨國糧商已經控制了中國75%以上的油脂市場原料與加工及食用油供應，中國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跨國糧商參股控股了64家。它們憑藉國際資本，已基本完成對上中下游的絕對控制權。食用油市場的眾多響噹噹的品牌早已被跨國糧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國擴張的“標誌性作品”，則被外界更多地指認為2000年其與新加坡豐益公司投資組建的中國最大的糧油集團——益海集團。尤其是2006年底，豐益國際以27億美元收購了嘉裡糧油，並與其在中國的子公司益海集團合併，成為規模更為龐大的益海嘉裡集團。
美國ADM與新加坡豐益國際共同控制的益海嘉裡，在國內食用油市場已經佔有60%－70%的份額，金龍魚、胡姬花、鯉魚等食用油品牌同屬益海嘉裡所有。在合併的當年，就有媒體稱益海嘉裡掌握了國內油脂價格的控制權，成為中國食用油寡頭。
跨國資本以高於國家保護價收購國產大豆，目的是對大豆產業的壟斷。從全國的市場佔有率來說，國產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國內轉基因食用油市場佔有率很大，他們的目的是控制大豆產品的定價權。外資控制了大豆領域，大豆油價格便容易被操縱。
比如，2007年，在跨國糧商的操控下，國內食用油價格猛漲，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為此拋出20萬噸食用油平抑油價，卻未見效果。2010年初，金龍魚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輪漲價潮，售價幾乎上漲了10%左右。
根據中國糧油學會油脂分會的統計數據，中國油脂油料淨進口總量已由2000年的461.4萬噸上升到2010年的2088.9萬噸，10年間增長353%，並呈現不斷加速上升的趨勢。與此同時，中國食用植物油的自給率已由本世紀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國十大食用油加工企業中，年產量150萬噸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裡”“中糧”，前兩家企業同屬一個集團，即豐益國際，系新加坡豐益集團與美國ADM共同投資組建的。“嘉裡”擁有金龍魚、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金龍魚已成功控股38家企業，參股魯花等加工企業，工廠遍佈全國。而“中糧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貿易進口對象仍是美國ADM。
目前金龍魚、福臨門、魯花三大食用油品牌佔中國食用油70％以上市場份額，即“豐益嘉裡系”獨佔中國食用油近50％市場份額。在外資形成原料買方壟斷的同時，也壟斷了產品定價權。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外資糧食企業到中國來，對中國的糧食市場的發育是有好處的，但是如果外資一旦在中國的糧食市場中起主導作用，國內的糧食安全就會出現問題。
2005年，豐益國際就與黑龍江佳木斯市政府簽訂了興建益海糧油綜合加工項目，益海（佳木斯）糧油公司負責豐益國際東北業務開展，涉足水稻、大豆、玉米等系列深加工。益海糧油在佳木斯市的水稻生產基地，生產“香滿園”“金元寶”“香宴”“鯉魚”“金龍魚”5個品牌，30多種規格的大米品牌產品。
2010年3月份，中國市場玉米價格開始逐漸上揚，官方為控制玉米價格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中糧集團14年來首次大規模進口轉基因玉米，業內人士擔憂，中國的玉米產業可能遭到外資控制。
玉米是養殖行業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資控制，中國的養殖業就要受制於外資，豬、雞、鴨肉類價格可能也要看外資的臉色。
五、糧食種子受制於人
現在農民手中已經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種的種子了。以前種子都是在各家各戶的農民手中，農民年年留種，這家沒有那家有，是安全的。
現在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種子公司購買，種子公司購買的種子只能夠種一季，是不能夠留種的，否則長出來的是草。因為這都是推廣種植轉基因食品造成的惡果。據報導，我們國家的種業公司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資手裡。
以益海（佳木斯）糧油公司為例，近十年來不斷擴大對中國種業的市場佈局和控制。目前，益海種業已經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龍江成立了6個省級公司。
據瞭解，外資企業已在中國審定了玉米品種84個，儘管外資玉米品種所佔的市場份額還比較小，但在近幾年裡，一些外資玉米品種在中國的推廣速度卻很快。美國孟山都公司在廣西推廣種植了1000多萬畝玉米，相當於玉米大省黑龍江種植面積的1/5。
糧食種子都控制在別人手裡，進口也由他們來進，這兩條一卡死，中國很危險。中國是個擁有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再這麼下去什麼都失守了。
六、務農人員不斷減少，耕地荒廢嚴重
2004-2015年，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呈直線上升，10年來增長48%，再加上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中國農民工總數維持在2.7億人左右。
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放棄農業生產，把土地留給家中的婦女或者老人耕種，直接造成農業人口老齡化、農業空洞化和農村破產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再加上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快，農田水利基建滯後，使得種地成本增加，抗風險能力較弱，農民無利可圖。
而在脫離農業的人口中有近1/4沒有在農業生產中投入過多時間，一代農村居民在脫離土地，他們的子女（尤以80後、90後為主）讀過大學後留在城市，更成為普遍現象，家鄉的土地逐漸被遺忘。
農民到城市務工，承受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卻沒能享受到市民該有的福利。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個農村居民到城市來就業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間接消費的糧食將會增加20%。一正一反，加劇了糧食供需的不平衡。
這不能責怪於農民。農民也是投資者，他們可能對收益率沒有概念，但對務工和務農的收入有著直觀的對比，在城市務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資，收益遠大於務農，這也是他們在權衡之後做出的合理行為。
有人會說，機械化和大農場模式可能才是出路。但是，中國農村有很多梯田，眼下極度分散的耕地不適合機械化和大農場模式。大量撂荒的耕地，也在某種程度上給出明確的信號，只有政府投資對農田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小田改大田，並通過土地承包的方式發展現代化的農場，才能更好地促進農業發展。
七、汙染危害加劇，食品安全形勢嚴峻
1、土壤汙染嚴重
長三角地區至少10%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產力，據調查南京郊區有30%的土地遭受到汙染。浙江省17.97%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普遍存在鎘、汞、鉛、砷等重金屬汙染。
華南地區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鎘、砷、汞等有毒重金屬和石油類有機物汙染，有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汙染超標，其中10%屬嚴重超標。華南地區主要存在銅、砷、鋅、鎳、鉛、鎘、汞等重金屬汙染。
東北地區存在著嚴重的Pb，Hg，Cd，As，Cr汙染，主要分佈在黑龍江、吉林、遼寧的汙水灌區、舊工業區及城市郊區。
西部地區主要汙染物是重金屬汞、鎘、砷、銅、鉛、鉻、鋅、鎳等，其中雲南，四川，甘肅白銀市市、內蒙古河套地區汙染較嚴重。雲南地區單個元素超標率在30%以上的達到37個縣，而在河套地區共有近30萬人受砷中毒威脅。
2、治理難度大
一是土壤汙染具有隱蔽性和滯後性，大氣汙染和水汙染一般都比較直觀，通過感官就能察覺，而土壤汙染往往要通過土壤樣品分析、農作物檢測，甚至人畜健康的影響研究才能確定。土壤汙染從產生到發現危害通常時間較長。
二是土壤汙染具有累積性，與大氣和水體相比汙染物更難在土壤中遷移、擴散和稀釋，因此汙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斷累積。
三是土壤汙染具有不均勻性，由於土壤性質差異較大，而且汙染物在土壤中遷移慢，導致土壤中汙染物分佈不均勻，空間變異性較大。
四是土壤汙染具有難可逆性，由於重金屬難以降解，導致重金屬對土壤的汙染基本上是一個不可完全逆轉的過程。另外土壤中的許多有機汙染物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降解。
五是農田土壤酸化嚴重。農田土壤酸化增強了土壤重金屬活性及其遷移和擴散能力，減弱了土壤—植物系統重金屬遷移屏障，加劇了重金屬汙染的危害。Blake和Goulding在英國洛桑試驗站的研究指出，強酸性土壤（pH=4）在100年中活化了近60%~90%的土壤總鎘。Römkens等對臺灣土壤—水稻系統3198個樣品重金屬含量的調查顯示，大部分Cd含量超標稻米產自土壤Cd含量不高卻嚴重酸化區域。我們對湖南省某地的調查也顯示在土壤pH＜5.5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超標率分別為7.8%和89.4%；而在土壤pH＞6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顯著降低至1.3%和32%。
因此，土壤汙染一旦發生僅僅依靠切斷汙染源的方法則很難恢復，總體來說治理土壤汙染的成本高、週期長、難度大。
3、環境汙染驚人
地下水不能喝。農村買水喝的農民越來越多，今年已成普遍現象。當年都是到河邊沙灘取水喝，村裡也都有井水。現在河水、井水都不能喝了，自來水也幾乎不能喝了。沿河工業造成河水嚴重汙染；農民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劑，導致地下水也不能喝了。
害蟲越殺越多。農民每年都要向地裡打多遍農藥，使用農藥四五次屬正常，如果種植果樹，每年打高達20多次。現在害蟲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長，農民每年將成噸農藥傾倒在農田裡。
垃圾包圍農村。如今農村各種垃圾嚴重增多：農田地膜殘留物；各種農藥、化肥、食品包裝物；各種塑料袋和生活垃圾。這樣的生態環境，能生產出讓人放心的糧食？
中國市場上的食物看起來還很豐富。但哪裡來的？內行人都清楚，這不是自然生長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長的食物。餵豬，正常餵養要一年，而市場上供應的基本上都是三個月長大的激素豬；餵雞正常要半年，現在市場上的雞肉幾乎都是28天長大的激素雞。還有我們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這樣的東西毫無疑問，是對身體有害的，現在，中國癌症患者數量驚人，這與土壤和環境汙染嚴重有著直接關係。
民以食為天，國有糧才安！在此，筆者呼籲政府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並採取切實可行措施確保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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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外盤易（ID：Waipanyi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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