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沿岸發生的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間（1522—1566）為中心，持續至隆慶、萬曆年間約四十年時間，因而稱為“嘉靖大倭寇”。
究其原因，自從明太祖以來，稱為海禁的一種鎖國政策禁止中國人在海上活動，隨著經濟的發達，維持這種政策是困難的，於是產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貿易者。他們和地方富豪階層（鄉紳、官僚）勾結，形成強大勢力，推進走私貿易。
特別是明朝嘉靖年間發生的“寧波爭供事件”，給明朝政府內部主張更加嚴厲實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找到了一個口實。海禁政策的嚴厲執行，促使了海上走私貿易的橫行。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飢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後世流傳的大名鼎鼎的戚家軍的產生，就是為了鎮壓這些“倭寇”，這些倭寇中真和假的比例，按照《明史》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臺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臺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這場平倭戰爭，說是對外戰爭，其實就是平定內亂，是由於國家政策不合適導致的。
解鈴還須繫鈴人，解決倭患的辦法不是戰爭，而是官方政策的轉換。面對勢不可擋的國際貿易大潮流，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或者說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嘉靖大倭寇”的實質是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政府必須放棄海禁政策。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輔政大臣主張實行比較開放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許人民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
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資源的爭奪，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一口飯吃就足矣，但是如果連這點生存需求都要被掠奪，那麼，結果自然是倒戈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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