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沿岸发生的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
究其原因，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势力，推进走私贸易。
特别是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宁波争供事件”，给明朝政府内部主张更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海禁政策的严厉执行，促使了海上走私贸易的横行。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后世流传的大名鼎鼎的戚家军的产生，就是为了镇压这些“倭寇”，这些倭寇中真和假的比例，按照《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这场平倭战争，说是对外战争，其实就是平定内乱，是由于国家政策不合适导致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倭患的办法不是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面对势不可挡的国际贸易大潮流，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放弃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资源的争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口饭吃就足矣，但是如果连这点生存需求都要被掠夺，那么，结果自然是倒戈相向。
閱讀更多 小丹書青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