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從未像今天這樣與資本緊密相連。
不過這也沒什麼值得驚訝，畢竟在資本早已席捲沖刷社會千萬次的時代，每一個角落都被明碼標價了，何況是娛樂圈。
但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女明星們可能就沒這麼幸運了。改革開放起步不久的大時代，大家的目標雖是發財致富，但身後卻是一統的一窮二白。時代已經在鼓勵個體探索了，集體主義的巨大身影，卻還投射在大地上。
因而，當人們得知自己與明星之間的收入需要用鴻溝一詞形容時，甚至有著驚人收入的明星，居然偷稅漏稅損害國家、集體利益或者在錢財上虧待他人時，那種憤怒，是認知體系被動搖了的憤怒。幾位女明星，在這種背景下，自己衝到了風口浪尖上。
劉曉慶：
從拿50元工資的影后
到偷稅入獄
1983年，劉曉慶在《文匯月刊》上開始連載自傳《我的路》。美國記者在書出版後採訪時問她認為誰是中國最好的女演員，劉曉慶笑了一下，說：“是我”。
1979年電影《小花》中的劉曉慶
時年28歲的劉曉慶已經出演了《小花》和《芙蓉鎮》，80年代的女演員中，她的確是最出挑的一個。但伴隨這個頂級女演員的，似乎永遠有別的流言蜚語。
《我的路》責編徐鳳吾就曾回憶，關於劉曉慶的選題是在1982年深秋的一次會上提出來的，正是當時“社會上以及電影圈裡,對劉曉慶有很多流言,講她跟丈夫離婚了，私生活相當亂。講《原野》裡因為拍了她的裸體鏡頭,所以片子審查通不過。還講她走穴、倒賣黃金，經濟上也有問題”。這個總是伴隨面紗和流言蜚語的女明星站出來，決定自己回應。
曾被禁映的1981年影片《原野》中的劉曉慶
2002年，劉曉慶在北京的公司卻突然湧入了穿著制服的辦案人員，任職公司總經理的妹夫被扣押。女明星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打算離境——她在法國有永久居留權。但她在國內還有事沒做完，南昌還有一場活動，《洛神》劇組工作人員的費用沒有結清，她向來是個不喜歡爽約的人。
她用妹妹卡中的餘額結清了所有賬款，出席了活動。第二天，打點好一切的女明星到達了深圳，她想從這裡坐船去香港，再轉機去到法國。
不過幾個小時，事態卻再也不在她的控制中。當晚9點，劉曉慶被通知自己已被限制出境。2002年6月，劉曉慶因涉嫌“逃稅”正式被拘押進了秦城監獄。
1955年出生在四川知識分子家庭的劉曉慶，母親是中學校長，父親（繼父）是醫學教授。19歲那年，從四川音樂學院附中畢業後，跟那個年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她到四川達縣的農場插隊，成為了帶薪農民，工資是27.5元。
八個月後參了軍，每月工資成為了6.75元。六年之後，被提升為幹部，工資漲到了56元，那時她是成都軍區的人。可呆在四川，她十分不滿，因為電影廠借調她去拍電影，總是會被組織拒絕。她想到了藉著婚姻，去北京工作的方法，當時作為跳板的結婚對象名叫王立。
劉曉慶自己這樣說，“他和我相像中的那個人完全是兩碼事。他沒有什麼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似乎從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可即使這樣，他們當天晚上，就結婚了。在北京電影廠的工資，稍微比成都軍區低了些，是50元。
在那個年代，電影廠裡的演員，跟隔壁器械工廠裡的工人區別並不大，只是大家填寫資料時，一個在工種欄裡寫演員，一個寫修理工。
作為演員，劉曉慶的生活仍然是窘迫的——窘迫到去日本參加電影首映禮時，卻買不起一件像樣的衣服，只能從北影服裝倉庫借年代久遠有破洞的旗袍。家庭負擔更重，外婆高齡、母親生病、父親雙腿被打斷致殘，還要接濟在法國讀書的妹妹，以及養在父母家裡的妹妹的小孩。
在拍攝《火燒圓明園》時，劉曉慶的母親正好去北京看她，劇組裡每天會給演員發一小半西瓜，劉曉慶總會帶回，給母親吃。因為除了這塊西瓜，她實在拿不出什麼好吃的給自己母親了。
《火燒圓明園》時的劉曉慶
也是在《火燒圓明園》劇組時，發生了劉曉慶因想吃肉而痛哭的事情，同組的香港演員如張家輝、梁家輝每頓有肉有魚，劉曉慶卻只能冷水就饅頭。她實在受不了，就飆淚了，喊道：“不給內地演員吃肉，我就不拍了”。
兩地演員的差異確實已經非常大。當時的劉曉慶，電影已經拍了很多，名氣是很大。被借調去拍電影，電影組也會付薪酬，但不是給演員，而是給演員的單位。更可憐的是，離婚後的劉曉慶加入了單身大軍，單位不同意給單身者分房子，她只好隨身帶著被子、枕頭，哪裡方便睡哪裡。
可就在這樣的境況下，在日本影星給她送了金項鍊，回國後聽說需要上交給組織，劉曉慶卻立即交上去了。那個時候的她，對金錢的認識，還深受過去三十年主流看法的深刻影響。有香港演員聽說她演戲薪酬極少，勸她做賺錢多的工作，她的回答是，“我的工作不是以金錢來衡量，世界上還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讓我改行呢。”
但時代已經變了。上世紀90年代，下海潮轟轟烈烈地掀了起來。據人社部數據顯示，僅在1992年，就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在中國，“錢”第一次成為了可以被普遍談論的慾望。站在浪潮中央的女明星也同樣。
早已經聲名遠播的劉曉慶，開始涉足商業領域，經營起大大小小20多家公司。涉及房地產，影視，食品，服裝化妝品等眾多行業，資產高達上億元。據劉曉慶經紀人出書時的回憶，劉曉慶當時的投資極其廣泛，且手筆極大：
……
在惠州，一次性購入300畝地，計劃投入1億美元，興建國內獨一無二的國際影星花園別墅，後改名為國際影星花園城。
在煙臺，黃金地段一次性購入80畝地，投資5億元人民幣。建造綜合商業大樓，目前己開始出售樓花；
在上海火車站未來的上海不夜城內購得3萬平方米，預計投資十多億人民幣，建設一座商業大廈；
在香港，一次性投資金額就達一億多美元，此舉令香港娛樂圈內人士一片譁然。
在北京投資100萬美元，與日本合資創辦一所“劉曉慶美容學院”，據悉，她還將在全國開辦若干個美容分院。
……
《中國文化報》報道《第一老闆劉曉慶》時曾刊載一段劉曉慶的自述:
“我坐在飛機上俯瞰大地時，經常會有這樣的感覺，
天底下沒有我幹不成的事。”
直到“偷稅漏稅”數度與她綁在一起。2003年8月16日，劉曉慶出獄，度過牢獄生涯422天的劉曉慶，出獄後曾意味深長地表示，自己從來都沒變，只是”生錯了時代”。
走穴串場的歌后們
那個年代的歌手們，同樣不是一場拼盤演唱會就進袋幾十萬的待遇。
1988年春晚，帶著珍珠項鍊的毛阿敏唱了一首《思念》一炮而紅。此時的她正供職於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工資為每個月200元。根據國家統計局1988年數據，當時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可用於生活費的收入為1119元，而毛阿敏的出生地上海，職工平均工資為2276元。也就是說，
即使是爆紅之後的毛阿敏，工資也只比平均工資高了124塊錢。對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名了並不意味著有錢，除非你另闢蹊徑。毛阿敏們的選擇是“走穴”。
走穴，是指社會上有名氣的人，私自到外地活動，藉此撈取額外收入。在集體主義餘溫下，這顯然是個極其負面的詞彙。明星們的走穴，從80年代初就開始了，80年代中已經形成風潮，90年代初則火爆了起來。一開始，走穴給的價格並不高，一場演唱下來，也就30到50元。明星們被邀請去走穴，在車上若遇到彼此，都會覺得尷尬。“畢竟這是揹著組織去撈私錢的”，平均主義思想還未退去，金錢萬惡的觀念還殘存腦中。
可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想親眼目睹這些大明星們，走穴的風氣高漲，給明星的薪酬也跟著漲了起來。根據記者王榮1989年1月27日在《中國音樂報》上登的一篇題為《關於1988年部分歌星走穴出場費的不完全統計》的報道，毛阿敏出場一次，約能拿到2000元酬勞，韋唯是1500元，田震為1000元，那英略低，是600元。
到了1996年，演員走穴演出的報酬，早就已萬計了。同年中秋節，浙江省東陽市橫店有一場名為“96橫店團圓之夜”的演出。同樣因為春晚走紅的韋唯作為超級大腕，被安排壓軸出場。原本說好了一場演出費用是6萬元，但當韋唯得知演出場所由之前說好的大劇院，換到了體育館時，當即表示要再增加4萬元演出費，否則就立刻返回北京。
1989年春晚，韋唯演唱了《愛的奉獻》
當年10月份，韋唯臨時加價的行為被《錢江晚報》披露。韋唯不守契約精神的行為，引發了人們對於演員、歌手職業道德的大討論，引來諸多批評，韋唯也因此沉寂了一段時間。
但相較於毛阿敏的際遇，韋唯幾乎顯得有些“幸運”了。1988年11月份，毛阿敏在新疆烏魯木齊的“邊城之秋音樂會”上，進行10次商演，共獲得報酬2萬塊，卻按照4000塊的收入來繳納個人所得稅，且繳納者還是商演舉辦方。1989年2月份，毛阿敏在哈爾濱“天鵝展翅音樂會”上，共有6萬塊收入，卻既沒有跟主辦方籤合同，拿到報酬之後也不寫收據，徹底避開了個人所得稅。
簽訂陰陽合同，或者乾脆不籤合同，是當時明星走穴演出的普遍現象，既然大家都這麼做，也就沒有擔心的必要了。但人若失了天時地利人和，就得為人人心照不宣的事情，站出來頂包了。
中國個人所得稅制始建於1980年，但最初針對對象僅是外籍人士。對中國公民統一徵收個人所得稅的做法，到1986年9月才開始。很快政府發現，公民的富裕程度，跟個人所得稅額度，完全不成比例。
1989年2月份，國家稅務局召開個人所得稅業務會議，批評經濟發達地區稅務官員的不作為。毛阿敏偏偏在這個時候，跟演出舉辦方之間發生了摩擦。照毛阿敏方的說法，對方原本指望靠她大賺一筆，從東北跑到北京，答應付給毛6萬塊錢。在北京先付了3.5萬，遵守潛規則，毛阿敏未寫收據，到了東北後，又付了2.5萬元。哪知道作為主辦方的個體戶老闆宣傳能力弱，最後幾場連觀眾都沒有了，自然是沒有賺到錢。
同年4月2日，一條題為《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毛阿敏來哈“走穴”5天撈走6萬，偷漏個人收入調節稅3萬元》的新聞，登在了哈爾濱《生活報》。說是原本以3.5萬元，請毛阿敏來哈爾濱演出15場，哪知演出要開始時，毛阿敏方又提價2.5萬元，主辦方只好照付。兩次付款都沒開收據。演出結束後，主辦方向毛阿敏提出要向政府部門繳稅，毛阿敏等卻匆匆離開了。
一時間，新聞媒體紛紛撰文刊發，南京市稅務局也加緊展開了調查。調查人員很辛苦，分成了南北兩路，用了一個多月，才走完毛阿敏可能演出過的城市。在沒有互聯網，一切內容紙辦、手辦的情況下，調查過程十分不易：到了一個地方，先去演出公司查看演出登記，再去演出場所查票房的實際收入及具體分配比例，知道組織演出方的大致收入後，再去找組織方，瞭解演員拿到的數目。
最終的調查結果是，毛阿敏自1987年10月至1989年2月，走穴演出收入為270924元，但她只交過兩次稅，共計1882.6元。稅務機關給出了處罰：對偷稅漏稅行為處以罰款4000元，對違反納稅申報規定處以罰款4000元，補徵稅額151970.4元，共計185970元。
《思念》歌后毛阿敏偷稅漏稅新聞一出，群眾們對明星高額收入與偷稅行為的憤怒幾乎達到了最高潮。人們寫文登報，認為對毛阿敏處罰太輕，要求重判。
而風波里的毛阿敏也幾乎頂不住了。她不清楚以後還能不能繼續做歌手，更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走。回到團裡的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寫檢查。
她的稅務風波，牽連到了家裡人，父親毛金富，在病重之下，還被工廠叫去“認識錯誤”，兩位哥哥也在單位遭人白眼。一天夜裡，毛阿敏實在感受不到活著的意義，就坐在床頭，準備吞食安眠藥。也真是心靈感應，就在這個關頭，她的父親前來找她了。毛父怕女兒再起自殺的念頭，幾乎寸步不離地跟著她。而紅極一時的歌后，在此後，也就再也沒有頻繁地出現在觀眾視野中了。
1998年，曾有一本名叫《中國明星批判》的犀利書籍出版，它說，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由人們捧紅的。人們把自己對美好、甚至神祇般的幻想投射在明星身上，“傳媒與明星攜手炮製著童話，老百姓享用著童話，並在其破滅之後享用著新的童話”。
現在來看，1998年的道理到今天似乎仍然適用。資本的助推下，成為童話主角站在頂端當然風光無限，但可惜對於觀眾來說，童話永遠不是稀缺資源。
有句話怎麼說的來著，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參考文獻：
丹濤編著. 中國明星批判.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8年11月.
馬海豔. 美麗與哀愁：一個真實的毛阿敏. 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6年8月.
蕭為.明星末路: 誰把劉曉慶送進牢房.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8月.
亦文.“中國影后”劉曉慶：稅、離婚、名譽權三案紀實.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年3月.
撰文：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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