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0日，上外中東研究所鈕松研究員在《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加拿大與沙特關係仍留有餘地》（見《文匯報》2018年8月20日第8版），全文如下：
加拿大與沙特關係仍留有餘地
當前加拿大與沙特之間圍繞 “維權人士”巴達維姐弟等人的釋放問題所產生矛盾持續升級。兩國之間一方面 “口水仗”不斷，加方以推廣 “加拿大價值”為己任，大力推進人權外交和女權主義，而沙方則認為這是對其內政的赤裸裸干涉，並獲得也門哈迪政府、阿聯酋、巴林、巴勒斯坦、約旦、吉布提、毛里塔尼亞、蘇丹、埃及、科摩羅、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的力挺，俄羅斯也對加拿大提出了批評；另一方面，沙特採取實際行動來對加拿大示威，除了宣佈不再與加拿大發展新的經濟關係以外，還採取了驅逐加拿大駐沙大使，召回沙特駐加大使，撤走留加學生和病患並分流至其他國家，以及停飛沙特至加拿大航線等系列強硬做法。面對沙特的毫不留情，儘管加拿大有緩和兩國矛盾的意願，並試圖通過英國和阿聯酋來居中調停，但效果不彰，雙方在各自堅持的 “人權”與 “主權”的原則上暫無妥協跡象。
加拿大近日呼籲沙特釋放巴達維姐弟的舉措並非心血來潮，既與其“中等強國”國家定位，也與現任總理特魯多的 “女權主義者”自身定位有著密切關聯。早在1943年，加拿大便首先提出了 “中等強國”的概念，其目的是為加拿大參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構建奠定基礎，即對自身的角色進行準確定位。加拿大版的 “中等強國”長期秉持通過調停、斡旋和維和等路徑參與國際事務，積極維護人權和傳播加拿大國家價值，保衛加拿大文化與價值觀。
作為 “中等強國”的加拿大參與中東事務存在著兩個面向：一方面積極出兵中東維護和平，如1956年參與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促進了聯合國第一支維和部隊的建立，曾在海灣戰爭中與沙特並肩作戰並在沙特開設戰地醫院，近年還積極參與打擊伊拉克境內“伊斯蘭國”武裝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大力推進人權外交，早在2015年12月，加拿大外長狄安便與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展開人權問題會談，其中便提及拉伊夫·巴達維的案子。今年5月，拉伊夫·巴達維本人被蒙特利爾市政府頒發“榮譽市民”稱號。巴達維妻子和三個孩子在此之前便早已獲得加拿大的庇護，他們於今年“加拿大日”正式成為加拿大公民。儘管加拿大中東政策的前一個面向曾促進加沙兩國關係的發展，但後一個面向則讓沙特忍無可忍，也使得加沙兩國之間因 “人權”問題積聚的矛盾徹底爆發。
子承父業的 “70後”特魯多是一個強烈的 “女權主義者”，他對在加拿大內政外交中大力推進女權運動不遺餘力，自稱是 “支持女權主義的第一批男性領導人”。特魯多在詞彙上過分強調政治正確，比如今年初加拿大參議院通過了 “國歌性別中立法案”，將“在你們所有兒子的指揮下”中的 “兒子”改為 “我們”，他還在一次集會中試圖用 “peoplekind”取代“mankind”。特魯多內閣組建伊始，女性部長達15名，佔據了閣員的一半。正因如此，特魯多領導下的加拿大政府在得知沙特女權鬥士、曾獲 “國際婦女勇氣獎”的薩馬爾·巴達維被沙特逮捕以後，女外長弗裡蘭在推特上譴責沙特政府並聲稱加拿大政府堅定站在巴達維一邊。加拿大的 “國際人權與女權捍衛者”形象通過此次危機愈發明顯。
沙特敢於在所謂人權問題上對加拿大采取強勢反擊，這既與沙美特殊關係，也與薩勒曼王儲抵消改革壓力的意願存在必然聯繫。沙特政教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一方面以兩大聖地為核心打造伊斯蘭的國際體系，一方面以沙美特殊關係獲得美國的庇護。儘管人權問題也曾對沙美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但美國出於國家利益考量，整體上對沙特政權保持了剋制的態度，這增加了沙特的底氣。在面對加拿大這樣的 “中等強國”所提出的激烈人權批評時，沙特自然採取了毫不客氣的進攻態勢。 “80後”薩勒曼王儲領導的以 “2030願景”為總體綱領、邁向後石油時代的綜合改革已經延及女性權益領域，在頂住保守勢力的壓力下逐步開放婦女駕車、進入球場觀看比賽等權利，但沙特政府的緩慢變革仍招致薩馬爾·巴達維為代表的女權主義者的批判，使得王儲有關婦女權益方面的改革面臨進退維谷的局面。事實上，薩勒曼曾公開支持女性權利，但與西方的性別平等主義或女權主義思想並不相同，況且在沙特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採取激烈的女性權利改革，從思想到社會層面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逮捕薩馬爾·巴達維與強勢反擊加拿大的指責，反映了薩勒曼對於改革中出現失控且容易授人以柄的女性權益領域的思考與應對。
即便特魯多領導的加拿大與薩勒曼主掌的沙特在人權問題上不斷較勁，但雙方關係仍留有餘地：沙特是加拿大在中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曾與加拿大簽署150億加元的軍火進口大單；加拿大視沙特為重要的石油來源地，沙特聲稱對加石油出口不受政治因素影響。作為沙特的重要盟友和加拿大的唯一鄰國，美國實際上對兩國爭端採取了放任的態度，美國對於人權外交併不陌生，特朗普看中的仍是與沙特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美國的相對超脫為加拿大和沙特矛盾的未來自我消解提供了努力空間，可謂“解鈴還需繫鈴人”。受加拿大的國際影響力所限，此次人權危機對中東局勢的影響在深度與廣度上均相當有限，如何給咄咄逼人的人權外交適度降溫，應是加拿大在中東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閱讀更多 上外中東研究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