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
內容提要
隨著宗教對當代國際關係的影響不斷加深，伊斯蘭朝覲活動與中東地區安全的關聯度也日益緊密。朝覲作為伊斯蘭教的基本制度，本身具有積極作用。但從朝覲的具體制度設計和執行的角度來看，介入朝覲的教派因素、主權因素和國內政治因素或單獨作用，或相互交織，從而產生了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影響，致使朝覲活動本身出現了巨大的異化效應。1979年以來，無論是沙特與伊朗關係的變遷，還是巴勒斯坦法塔赫與哈馬斯的政權之爭以及哈馬斯內部的權力鬥爭，抑或是沙特與卡塔爾斷交風波，朝覲活動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伊斯蘭世界各種政治或教派勢力為實現自身訴求而利用伊斯蘭朝覲作為天然的博弈舞臺。在朝覲的語境下，教俗各方力量圍繞聖城麥加的主權歸屬、朝覲配額的遵守與豁免、朝覲期間的政治活動、朝覲入境路徑的設置以及以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政黨領導人身份的朝覲機會等議題，進行了雙邊及多邊博弈，並對中東地區安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
伊斯蘭朝覲；中東地區安全；宗教與國際關係
鈕松，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
本文受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國際關係視角中的伊斯蘭朝覲研究”（13CZJ017）、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現代國際關係視角下的伊斯蘭朝覲政治研究”（161086）、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中的大國協調研究”（16JJDGJW012）和2014年度上海外國語大學青年教師科研創新團隊（QJTD14NS001）的資助。
正文
朝覲是《古蘭經》明文規定的“五功”之一。“千餘年來，朝覲聖地的制度，對於團結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對於聯繫各種不同的教派，發生了最有效的紐帶作用。”當今時代，伊斯蘭朝覲無論在朝覲者的數量還是來源地方面，都已頗具規模性與廣泛的地域代表性。朝覲無論對於伊斯蘭國家還是非伊斯蘭國家而言，都是不可忽視的年度性宗教聖典。朝覲對於全球穆斯林既具有神聖性，但又基於不同政治立場導致朝覲在世界範圍出現了高度安全化、過度消費化的傾向，圍繞朝覲名額的國際與國內分配之爭更是波瀾起伏。不僅如此，朝覲也成為影響地區衝突、雙邊關係和國內政治的重要影響因素，具體而言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是普通穆斯林的朝覲活動，其次是國家領導人或宗教領袖的朝覲活動。普通穆斯林的朝覲活動既可以在該國對沙特關係中扮演“助推劑”的角色，也可以成為對抗沙特的“火藥桶”。國家領導人的朝覲活動往往是伊斯蘭國家對沙外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宗教領袖的朝覲活動則是各國對沙宗教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共同構成對沙關係事實上的“粘合劑”。伊斯蘭朝覲作為一種宗教現象與活動，其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著“衝突根源”與“和平使者”的雙重角色，這在沙特與伊朗關係、巴勒斯坦法塔赫與哈馬斯關係、沙特與卡塔爾關係等問題上有著明顯的體現。
一、1979年以來沙特與伊朗的朝覲之爭
長期以來，伊朗人在參與朝覲事務上一直相對積極且基本平和。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的朝覲管理相對世俗化，主要由內政部和首相辦公室來負責。1979年初的伊斯蘭革命對伊朗而言是全方位的革命：神權共和國一方面在國內掃清巴列維王朝的高度世俗化和“白色革命”的影響，建立“法基赫宗教領袖監護”體制；另一方面開始向外輸出革命，其矛頭直指海灣君主國，直接引發了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恐慌。1979年11月20日，麥加禁寺在朝覲期間發生了宗教極端主義分子武裝劫持各國人質並最終被武力鎮壓的事件，這一天是伊斯蘭曆15世紀的首日。沙特方面認為這是伊朗的煽動所致，因為該事件領導者朱海曼聲稱其內弟卡赫塔尼為“馬赫迪”的行為令人警覺，“馬赫迪被認為是長久失蹤的十二伊瑪目……也許這是一種千年的狂熱，它產生了要與伊斯蘭曆15世紀之開始相重合的如此熱情，這使得朱海曼秉持這種理念。但正是這種主張引發了在麥加乃至在更廣闊的沙特阿拉伯的許多人，懷疑什葉派武裝分子在奪取大清真寺的背後，是熱衷於傳播他們的革命”。霍梅尼對此進行駁斥道：“毫無疑問，這是罪惡的美帝國主義和國際錫安主義的所作所為。”伊朗伊斯蘭革命和沙特麥加禁寺事件決非孤立事件，這是全球宗教復興浪潮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集中體現。1979年伊朗的主要精力還未能將麥加朝覲作為輸出革命的戰場，1980年朝覲前兩伊戰爭的爆發使得伊朗自顧不暇，當年只有較少的伊朗朝覲者出現在麥加。兩伊戰爭加快了伊朗神權體制的鞏固和發展，1981年的朝覲便成為伊朗與力挺伊拉克的沙特之間博弈的新戰線。
（一）沙伊朝覲關係起伏（1979～2007年）
1981年1月，第三屆伊斯蘭會議組織首腦會議在麥加開幕。這次會議在伊斯蘭教兩大教派衝突日趨明顯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會議發表了《麥加宣言》，其宗旨在於促進穆斯林兄弟之間的團結。伊朗與沙特都希望能稍微緩和矛盾，霍梅尼命令伊朗朝覲者身處禁寺時在遜尼派伊瑪目的後面祈禱，沙特則允許伊朗朝覲者在麥加的特定場所依照嚴格的監管和特別規定來開展遊行活動，示威者可以高喊反美反以口號，但不能將矛頭指向其他的穆斯林國家政權，也不能在麥加散發從伊朗帶來的海報和宣傳品。然而在1981年的朝覲活動中，伊朗朝覲者還是違背了宣言的約定，在禁寺前舉行了盛大遊行，並呼喊支持革命的口號。沙特哈立德國王致信霍梅尼，認為褻瀆性的口號玷汙了聖地，霍梅尼則以真主和《古蘭經》經文來諷刺沙特在麥加禁寺事件中的鎮壓和逮捕活動。儘管發生上述事件，但整體來看，此後數年沙特與伊朗在朝覲問題上基本遵循1981年以來的默契。
（二）沙伊斷交與朝覲博弈
隨著“阿拉伯之春”浪潮席捲整個中東地區，沙特與伊朗也深度捲入其中，尤其是在敘利亞問題上針鋒相對。2016年初，沙特處死數十名囚犯，其中有什葉派，這引發了伊朗的激烈反彈，沙伊走向斷交。客觀而言，沙特處決47名本國涉恐涉暴的囚犯符合其國內法，是其內政。47名囚犯中只有4名是什葉派，可見所謂教派衝突因素僅從人數上不具較強說服力。伊朗抗議者火燒沙特駐伊朗大使館的激烈行徑不僅激化了沙伊長久以來的矛盾，更是對國際法尤其是《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的直接挑戰。沙特由此對伊斷交。2016年1月，阿盟緊急會議就沙伊關係進行了磋商，一致譴責伊朗，將其視為地區不穩定因素，即以教派主義稱霸海灣，干涉阿拉伯國家內政，破壞地區安全與穩定。阿盟緊急會議意味深長地提及了“教派主義”一詞，這說明在跨國教派對現代國際關係的外溢影響作用上，沙特有著相當程度的意識和預判。換言之，沙特清楚地意識到處決4名什葉派囚犯尤其是什葉派教士尼姆爾在中東局勢尤為複雜多變的時刻，對於全世界什葉派的衝擊力。
二、朝覲與巴勒斯坦領導權的合法性之爭
自奧斯陸進程以來，尤其是以軍2005年撤出加沙地帶和哈馬斯2007年擊退法塔赫並最終獨佔加沙之後，巴以問題實際上演變成巴解組織、哈馬斯和以色列兩國三方之間的複雜博弈關係。朝覲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尤其是巴勒斯坦內部政治進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巴勒斯坦內部以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的對抗，構成了影響巴勒斯坦政治進程的核心矛盾，而朝覲也成為了分別代表著宗教和世俗兩大陣營的哈馬斯和法塔赫雙方競爭的手段之一。
從20世紀80年代起，法塔赫從堅持武裝鬥爭的立場逐漸趨向於溫和、務實的態度，開始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並逐步在“以土地換和平”的基礎上探索與以色列和平解決衝突的可能。哈馬斯自1987年成立以來始終沒有放棄武裝鬥爭的道路，它是一個宗教—政治—軍事一體的組織。哈馬斯與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建國方案、對以色列政策、中東和平進程等問題上都存在著難以調和的分歧，雙方代表了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的兩條不同道路。哈馬斯堅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反對以色列、反對中東和平進程，主張“聖戰”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之路，最終目標是在整個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而法塔赫已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主張以1967年以前的邊界為基礎建立一個世俗、民主的獨立巴勒斯坦國。哈馬斯堅決反對法塔赫主導參與的中東和平進程，不承認法塔赫同以色列達成的協議，且拒絕加入自治政府，在政治上成為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反對派。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議會選舉中，哈馬斯戰勝法塔赫贏得大選，並組建自治政府，但法塔赫拒絕與哈馬斯合作，聯合政府亦未能組成。2007年的內戰使哈馬斯與法塔赫的衝突從暗戰走向了公開對抗。此後，儘管哈馬斯和法塔赫在阿拉伯國家的調和下有過多次談判接觸，但是雙方的立場仍然存在較大分歧，難以達成最終和解。
（一）哈馬斯與法塔赫利用朝覲管理展開全方位競爭
在哈馬斯與法塔赫的對抗中，雙方利用伊斯蘭因素展開競爭是其爭奪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內容。哈馬斯堅持巴勒斯坦全盤伊斯蘭化，實現伊斯蘭教法對國家、社會的全面統治，將伊斯蘭教作為與猶太人、西方各國對抗的精神武器,因此將伊斯蘭教作為其對法塔赫開展鬥爭的重要領域。在圍繞宗教進行的競爭中，哈馬斯和法塔赫領導人分別赴沙特進行朝覲的行為也成為雙方競爭的重要體現。
在巴勒斯坦，當地民眾的朝覲事宜一直由巴解組織主導，而法塔赫的領導人也曾將朝覲作為其宣傳解放巴勒斯坦正義事業的講壇。1982年，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就在赴沙特朝覲期間，在麥加伊斯蘭世界聯盟招待所舉行歡迎會的大廳裡發表演講，控訴以色列擴張主義者以武力強佔巴勒斯坦的土地，闡述巴解組織為了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為了重返家園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哈馬斯對法塔赫主導達成的巴以和平協議持反對態度，尤其對法塔赫與以色列關於朝覲問題達成的妥協十分不滿。哈馬斯領導人扎哈爾（Mahmoud Zahar）甚至聲稱和平進程實際上是佔領：“我們需要和平進程而不是安全協議。他們仍控制著口岸，阻止朝覲。每天，他們侵擾找工作的人……這不是和平進程，這是佔領。”
在2008年朝覲鬥爭失敗以後，哈馬斯轉而與埃及政府尋求合作，以確保拉法口岸在朝覲時節的開放。哈馬斯2007年獨自控制加沙地帶以來，拉法口岸長期處於關閉狀態，法塔赫主導的巴勒斯坦政府和埃及政府僅在某些情況下會協調臨時開放口岸，允許朝覲者來往。如2009年8月15～16日，埃及開放拉法口岸，以便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前往沙特朝覲。2,400名持有許可證的加沙居民可通過該口岸進入埃及前往沙特朝覲。巴勒斯坦朝覲者拉賈卜·哈尼夫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從巴勒斯坦出來去朝覲。儘管飽受困苦與封鎖，我們通過穆巴拉克總統同巴勒斯坦方面的協調，最終獲得許可離開。真主保佑朝覲者安全抵達沙特，前往麥加朝覲。”2016年9月，哈馬斯政府總理哈尼亞便是與大約2,000名加沙地帶的朝覲者一起通過拉法口岸開啟朝覲之旅。
就巴勒斯坦朝覲事務來說，儘管伊斯蘭教是哈馬斯的核心意識形態和指導原則，哈馬斯也在圍繞朝覲進行的競爭中短暫地享有過優勢地位，但這項宗教事務的領導權仍然長期屬於以法塔赫為主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二）朝覲與巴勒斯坦政權合法性及哈馬斯黨內鬥爭問題
巴勒斯坦兩派的領導人能夠以巴勒斯坦政要身份赴麥加進行朝覲，這既能在伊斯蘭世界內部擴展其政治影響力，也有助於提升其在巴勒斯坦內部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同時，朝覲在伊斯蘭世界也是一項重要的國際聚會，伊斯蘭國家領導人或親自參加朝覲或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會議。對巴勒斯坦領導人來說，能夠在朝覲期間公開露面甚至在麥加發表演說，這是一個宣傳自己政治理念、激發伊斯蘭世界共鳴、贏得國際支持的重要宣傳機會。
隨著宗教的全球復興，宗教因素在巴勒斯坦內部政治進程中的影響力同樣呈現上升趨勢。朝覲在法塔赫和哈馬斯兩大陣營的政權合法性競爭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塔赫和哈馬斯藉由朝覲所進行的競爭，總體而言仍然可以歸因到謀求政權的國內合法性和拓展國際生存空間等問題上來。任何派別以巴勒斯坦總統、民族權力機構主席或政府總理身份參與朝覲，其在麥加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宣示意義極為深遠，是該黨派獲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國際象徵。哈馬斯在2006年初的巴勒斯坦立法會選舉獲勝以後，既遭遇了巴勒斯坦內部長期主導政權的法塔赫的消極應對，更遭遇了歐美大國的強烈反對，不承認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組織的新政府。事實上，哈馬斯是在國際社會主持下的巴勒斯坦選舉中獲勝後合法地組建了新政府，體現了巴勒斯坦政權的合法更迭。巴民族權力機構也承認選舉的合法性，阿巴斯親赴加沙主持了哈尼亞政府諸多官員的就職儀式。
西方和伊斯蘭世界諸多國家不承認或迴避承認哈馬斯上臺組織的政府並非是質疑巴勒斯坦選舉的合法性，它們所不能接受的是哈馬斯的激進主義思想和行動，即主要基於它們對哈馬斯的身份判定，如美國將哈馬斯視為恐怖組織，伊斯蘭世界諸多國家對哈馬斯與埃及穆兄會千絲萬縷的聯繫心存忌憚。作為巴勒斯坦最大的援助方，歐盟威脅停止對巴援助，除非哈馬斯承認以色列並停止暴力活動，哈尼亞則稱歐盟“應對巴勒斯坦人民所表達出來的民主做出不同的回應”。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哈尼亞以巴勒斯坦總理身份於2006年底至2007年初前往麥加朝覲以增加在國際舞臺上的存在感，哈尼亞利用此次朝覲之行在麥地那與哈馬斯政治領導人邁沙阿勒（Khaled Mashal）會談以增強黨內協調，兩人還與埃及情報部長奧馬爾·蘇萊曼會面；不僅如此，哈尼亞經由拉法口岸返回加沙時還帶回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在此基礎上，2007年2月，哈尼亞總理與阿巴斯主席一道赴沙特麥加和吉達等地訪問，沙特國王與哈尼亞見面並進行會談，旨在調和兩派之間圍繞組織未來新政府的分歧，然而會面成效有限，2007年3月哈尼亞便被阿巴斯單方面解除總理職務。
受困於加沙的哈馬斯內部同樣也充滿爭鬥，前總理哈尼亞和哈立德·邁沙阿勒之間便是如此。長期以來哈尼亞是邁沙阿勒的副手，邁沙阿勒自1996年以來任哈馬斯政治局主席，20年來在巴勒斯坦、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都有著非同尋常的地位。儘管邁沙阿勒一直身居哈馬斯黨首之位，但其長居之地並非加沙，哈尼亞則長期堅守加沙，是地方實力派。哈馬斯實際上形成了邁沙阿勒為首的海外派“科威特集團”和哈尼亞為首的本土派之間的鬥爭。有巴勒斯坦觀察家指出，哈尼亞出生於加沙難民營，邁沙阿勒“出生在西岸的西爾瓦德，11歲時搬至科威特，並自此從未呆在西岸。他過著奢華的生活，有許多關於他及其兒子腐敗的故事。因此很顯然，哈馬斯高層成員想任命‘一個我們自己的人’”，“這是難民營與西岸之爭。這是貧富之爭”。本土派一方面利用哈馬斯內部的民主機制來與海外派展開競爭，另一方面則積極尋求國際支持。在內部民主機制上，哈馬斯式的選舉體系複雜且秘密。據調查，其第一層級為“烏斯拉”（usra，意為家庭），為某個清真寺中的同屬一個哈馬斯秘密單元的5～7人組成；第二層級為“舒巴”（shuba），由數個“烏斯拉”組成，這些“烏斯拉”負責按城市或按加沙和西岸分區選舉“舒巴”的代表；第三層級是選舉產生的四個地方協商委員會（majlis a-shura），分別設在海外、西岸、加沙和監獄，每個協商委員會均由55個成員組成，分別挑選15人組成政治局管理各區事務。此外，四個地方委員會成員共同選舉產生一個總的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挑選15人組成世界總政治局，這15人選舉產生哈馬斯政治派別的首領。隨著近年中東局勢的複雜多變，伊斯蘭世界對於哈馬斯的態度有所緩和，在此情形下，哈尼亞以哈馬斯領導人身份於2016年9月再度赴麥加朝覲，這是自2013年埃及穆爾西總統下臺以後哈尼亞首次經由拉法口岸離開加沙地帶，借道開羅飛往沙特，同行的還有其他哈馬斯領導人及10名安保人員。哈尼亞也試圖利用此次朝覲之行與沙特、卡塔爾和土耳其展開對話，其目標是傳遞其在與哈馬斯領導人哈立德·邁沙阿勒的黨內競爭中所獲得的優勢。正是在內外組合攻勢之下，哈尼亞於2017年5月6日取代邁沙阿勒被挑選為新的領導人。由此可見，朝覲在巴勒斯坦國家政治和政黨政治進程中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卡塔爾斷交危機中的朝覲之爭及緩和
在2017年6月以來持續發酵的卡塔爾斷交危機中，朝覲同樣在卡塔爾與沙特雙邊關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7月份開始，卡塔爾與沙特相互指責對方將朝覲“政治化”，雙方圍繞朝覲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博弈，8月16日沙特宣佈放寬對卡塔爾朝覲者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兩國關係破冰的信號。
（一）沙特陸海空封鎖與卡塔爾穆斯林的朝覲難題
就在沙卡衝突如火如荼之際，即將到來的朝覲季給沙特主導的封鎖與制裁帶來了迫在眉睫的挑戰，即沙特對邊界的封鎖和對卡塔爾航班的禁令，使得卡塔爾朝覲者無法通過陸路和空路入境沙特前往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完成朝覲功課。歷史上巴林人和沙特人都統治過卡塔爾地區。近代的1871～1915年期間卡塔爾處於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1916～1971年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正是得益於英國的保護以及英沙之間的條約，卡塔爾沒有被征戰阿拉伯半島的伊本·沙特所吞併。卡塔爾人在不同的帝國領導下開展朝覲活動，由於卡塔爾處於阿拉伯半島，朝覲者往往通過陸路便能較為便捷地自東向西穿越阿拉伯半島抵達半島西部的麥加。隨著航空時代的到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空中旅行佔了全部朝覲者的一半，卡塔爾朝覲者形成了陸路與空路並舉的朝覲路線。1971年卡塔爾獨立之際恰逢航空時代的深入發展，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成為龐大朝覲者人群經由空路參加朝覲的堅實後盾。1981年5月海合會成立以後，卡塔爾公民進行朝覲也更加便利。1993年，卡塔爾設立宗教基金和伊斯蘭事務部（AWQAF），朝覲相關事務由該部負責。2012年，宗教基金和伊斯蘭事務部開始啟動在線“朝覲工程”（Hajj Project）,該項目分為三個模塊：朝覲者註冊、朝覲管理和朝覲者競爭，允許超過15,000人在線提交朝覲申請，並在線查詢申請狀態；每個申請人可以自由選擇擁有配額的朝覲經營者。申請者申請成功後會收到沙特朝覲部的郵件，等到申請者予以確認後就會收到第二封郵件，所有步驟都完成後，準朝覲者便會收到各自的編號。該系統大大提升了朝覲申請效率和透明度，提供了更快捷更安全的服務。從2012年至2016年1月，超過86,940名卡塔爾人在線提交了朝覲申請。
（二）卡塔爾危機後的朝覲困境
卡塔爾危機持續發酵達兩個月之際，為了籌備將於2017年9月初舉行的朝覲，各國需要與聖地所在國沙特進行協調，而卡塔爾朝覲事務也在這次外交危機中受到了波及。雖然沙特政府允許卡塔爾公民入境朝覲，但由於陸上邊境已經封鎖，而沙特民用航空總局也表示即使在朝覲期間卡塔爾航空的飛機也依然被禁，因此從卡塔爾前來朝覲的人員只可以通過吉達的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機場與麥地那的穆罕默德親王國際機場兩個地方入境。卡塔爾宗教基金與伊斯蘭事務部指責沙特的做法是故意給前往麥加朝覲的卡塔爾人設置障礙。 據卡塔爾宗教基金與伊斯蘭事務部朝覲和副朝部門負責人稱，2017年卡塔爾前往沙特朝覲的註冊人數已達2萬人。在前往聖地朝覲之前，多數卡塔爾朝覲者都會與朝覲公司簽約，由公司負責他們在沙特朝覲期間的住宿、餐飲和交通。卡塔爾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代表阿卜杜拉（Saad al-Abdullah）表示，沙特不但對卡塔爾朝覲進行了限制，沙特方面負責給朝覲者提供住宿等服務的公司也不願與卡塔爾朝覲公司合作，因為沙特法律規定禁止“公開表示對卡塔爾的同情”。
沙特與卡塔爾就朝覲問題唇槍舌戰不斷。2017年7月30日，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Adel bin Ahmed Al-Jubeir）指責卡塔爾將朝覲事件政治化，並指出“要求聖地國際化”是對沙特王國宣戰的行為。對此卡塔爾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回應說，卡塔爾從未將朝覲政治化，是沙特阿拉伯企圖把朝覲與海灣地區的危機聯繫起來，並否認稱“從未有任何卡塔爾官員要求朝覲的國際化”。卡塔爾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指出，是沙特將朝覲政治化，並就此向“聯合國增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問題特別報告員”通報情況。7月31日，卡塔爾宗教基金與伊斯蘭事務部否認了沙特媒體關於該部“已暫停卡塔爾籍人員朝覲註冊”的報道，並指責沙特拒絕就朝覲人員安全等事務與卡塔爾進行溝通，譴責沙特將朝覲與政治捆綁在一起。卡塔爾還譴責沙特“赤裸裸地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保證信仰自由權利的協定”，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否認了卡塔爾的指控，稱“沙特歡迎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到麥加朝覲”，並繼續譴責卡塔爾是在轉移注意力，指出問題的核心是“多哈在支持恐怖主義”。
（三）緩和跡象的出現
在經過多次相互指責對方將朝覲“政治化”的口水戰之後，卡塔爾斷交危機終於在朝覲問題上出現了緩和的跡象。2017年8月16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與卡塔爾王室成員阿卜杜拉·阿勒薩尼（Sheikh Abdullah Al Thani）會面，之後沙特國王薩勒曼發佈命令，宣佈向卡塔爾朝覲者開放薩爾瓦邊境口岸，允許卡塔爾朝覲者前往麥加朝覲，且無需持有任何電子許可證。國王同時還下令派遣沙特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機前往卡塔爾首都多哈，專門用於運送卡塔爾朝覲者，費用由國王承擔。8月17日，卡塔爾外交大臣回應稱卡塔爾“歡迎沙特的決定”，但認為沙特採取的措施應該包括解除全部的封鎖。此次沙特允許卡塔爾朝覲者入境，是自2017年6月斷交危機以來沙特首次對卡塔爾國民開放其邊境，也是危機持續兩個多月以後終於出現的緩和跡象。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與卡塔爾王室成員的會面是斷交後兩國間首次高級別直接接觸。在會面中，穆罕默德王儲還強調了沙特與卡塔爾人民之間以及兩國王室之間的歷史關係。
沙特此次向卡塔爾朝覲者開放邊境口岸，以實際行動回應了卡塔爾對其阻撓朝覲者入境朝覲的指控，爭取了輿論的主動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卡塔爾釋放出了善意的信號。沙特學者穆爾希德指出，沙特的做法意在向外界證明，沙特與卡塔爾斷交意在使卡塔爾政府改變其政策，而非對其實施封鎖，也不會使用朝覲作為制裁手段。但卡塔爾危機也令許多卡塔爾民眾強烈不滿，他們因擔心安全問題而不打算前去朝覲，如一名名叫穆罕默德的土木工程師所言：“現在雙方均有仇恨，所以，在沙特酒店或其他地方出示我的護照時我會感到不舒服。”據沙特媒體報道，在沙特開放邊境後，便有數百名卡塔爾朝覲者進入沙特境內，2017年共有1,200名卡塔爾朝覲者前往麥加，這與2016年的12,000名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此次卡塔爾斷交危機中，沙特和卡塔爾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在朝覲問題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而朝覲也恰恰為兩國提供了接觸和緩和的機會。沙特放鬆對卡塔爾朝覲者的入境限制也可以看作雙方緩和關係的一個突破口。儘管卡塔爾與沙特的根本矛盾還未得到解決，但沙卡兩國之間由於宗教問題開始進行高層會面，為斷交事件以來長達兩個月之久的僵局提供了緩和的機會。
四、結語
透過當代中東國際關係中上述三個案例可知，伊斯蘭朝覲和衝突與和平之間的關聯度甚高。事實上，朝覲本身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擁有豐富的內涵。就《古蘭經》對於全世界穆斯林履行朝覲功課的根本要求而言，穆斯林開展朝覲活動是主命，本身有助於全球穆斯林超越種族、語言、文明等差異的限制。朝覲活動既能淨化朝覲者的心靈，增強其信仰，又能維繫穆斯林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存在，促進穆斯林之間的團結。有學者指出，“通過參與朝覲儀式,朝覲者可祛除內心原有的過錯、罪惡等,融入感恩、忠誠、潔淨、贖罪、平等、友愛、團結、互助等道德觀念,即對原有社會關係諸多不合理特性的否定,通過言行的改變給予道德層面的正面影響,實現穆斯林社會道德的重建”。從這個角度來說，朝覲作為一種基本制度的存在有利於朝覲者個人和伊斯蘭世界的團結。但作為朝覲具體制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沙特及其他國家或群體之間就朝覲問題展開的博弈或合作，使得朝覲行為被世俗力量利用產生了異化，使朝覲成為國家利益和教派利益競爭的重要工具。
第一，教派因素對朝覲的介入。雖然伊斯蘭教絕大部分主流派別對朝覲是伊斯蘭教“五功”之一總體上沒有爭議，但各教派對具體朝覲儀式的要求不盡相同。當聖城麥加的主事者允許各教派按照自己的儀式或特許開展遊行示威活動各行其道時，朝覲就有利於和平，否則就會釀成衝突。
第二，主權因素對朝覲的介入。當代伊斯蘭世界生活在主權國家體系之中，各國就朝覲問題，尤其是朝覲機會和名額問題積極展開與沙特之間的雙邊談判，或在伊斯蘭合作組織框架下展開多邊協商，主權國家成為主導本國穆斯林朝覲事務的主體。當一國與沙特在朝覲問題上達成共識時，朝覲對兩國關係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反之則會釀成衝突並波及兩國關係的其他領域。
第三，國內政治因素對朝覲的介入。許多國家內部存在著政權合法性之爭和權力鬥爭。一國內不同政治組織或政治派別為了爭取伊斯蘭世界的關注或外交承認，開展朝覲便是一條捷徑，尤其對於那些不被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政治組織和政治派別而言極為重要，但這也會加劇該國內部的政治乃至軍事鬥爭。
在伊朗與沙特關係中的朝覲問題中，教派因素和主權因素兼而有之，從20世紀80年代輸出革命到2016年關注沙特什葉派教士的死刑都是明顯體現。巴勒斯坦法塔赫政府與哈馬斯政府在朝覲問題上的作為，主要涉及政權因素，尤其是幾乎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哈馬斯民選政府利用2007年朝覲謀求“曝光率”的提升。卡塔爾危機中的朝覲領域成為沙卡關係的“特區”，這主要基於主權因素和海合會的考量。不僅如此，沙特還力邀或接待外國政府和政黨領導人以朝覲者的身份前來麥加，一方面，就領導人個人而言，這是一種特殊的公共外交，因為朝覲是作為穆斯林個體的“五功”之一而存在，與其官職並無關聯；另一方面，這些領導人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及沙特國王貴賓的身份，使得主權和政權因素介入其個人的朝覲活動，這又是切實的官方外交活動，對於伊斯蘭國家關係而言，這是標準的朝覲外交活動。哈尼亞、內賈德和阿巴斯等政要先後參加朝覲，對於他們個人、所屬政權、政黨和國家而言都具有非凡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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