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英國侵略者的要求被滿足。然而，這個和約卻沒有帶來清政府渴望的平安無事。條約簽訂以後，英國人開始在許多方面不滿意起來。
修約
曾有英國人預言“只要中國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頂睡帽，不必更多，那現有的英格蘭工廠就已經供不上了”。中國的國門被打開了，但是英國人設想的貿易繁榮卻沒有到來。由於中國小農經濟天然的抵制作用，英國商品在中國的銷售十分困難。英國人認為這是通商口岸數量太少所致。廣州被闢為通商口岸，公行制度被取消，然而英國人卻遲遲進入不了廣州城。鴉片貿易雖未被禁止，但是也沒有合法化。中英外交平等，英國公使卻不能直接向大清帝國的中央政府表達訴求，更不能面見大清皇帝。英國公使每有交涉，必須經由兩廣總督等地方大員代為轉達。地方的大員們常常是遇事推諉，想見一面都頗不容易，答覆照會更是難上加難。諸多問題讓英國人動起了修改條約的念頭。
1854年，英國外相剋蘭頓訓令新任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包令，要求他和中國進行修約，重點解決鴉片貿易合法化、公使駐京、華工出洋、長江航行、肅清海盜等一系列問題。
英國無理的修約要求很快被清政府拒絕。為達目的，英國顯露出了侵略本質，延續了炮艦政策。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入侵廣州，悍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英法聯軍溯海北上，攻佔大沽口炮臺，京師門戶洞開。一時間朝野震動，清政府派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談判。與其說是談判，不如說是一場威逼。英法軍隊駐紮大沽口，逼中國同意所開條件，每當中國想有所轉寰時，英國立刻以“即帶兵直入京師”相威脅。面對英國強硬無理的侵略者作風，桂良最終回覆“本日定議，並無不依”。最終，中英雙方在海光寺簽字，這天是1858年6月26日。
駐京
中英《天津條約》內容共有五十六款，其中最為咸豐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就是第三款“公使駐京”—“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
在傳統觀念的支配下，清政府認為自己是天朝上邦，外國人都是不知禮儀的蠻夷，是恥於同這些“野蠻落後”的國家接觸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道光帝就指示談判代表耆英：儘量避免與英國人進行直接接觸。十幾年的時光過去，這一情況絲毫沒有發生改變，在《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咸豐皇帝多次指示桂良，避免直接同英國人見面。
大清官員們與外國談判，見面接觸都要儘量避免，何況是讓他們的公使常駐北京呢？咸豐皇帝更擔心的是，公使駐京後會盡窺京都虛實，以至勾結奸民，發生肘腋之變。
可想而知，公使駐京這一要求對咸豐皇帝產生了多大的震動。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公使駐京問題。在後續的上海通商談判中，咸豐帝意圖補救。他不惜以免除全部關稅、鴉片弛禁這樣巨大的代價來讓英國放棄公使駐京要求。當然，這只是咸豐皇帝的一廂情願。
公使駐京雖可能導致列強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而且條約中規定雙方可以互派公使“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咸豐皇帝對此事的強烈反應，恰恰證明了中國遠遠未和世界接軌；他的思維和舉動，一如當時他的父親道光皇帝在處理中英《南京條約》時的表現。
通商
中英《天津條約》中關於通商的內容有二十多款，一定程度上，中英《天津條約》就是一個通商條約。通商條款中，有以下幾條值得關注：
該條約的第十款和第十一款規定，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即蓬萊，後改煙臺）、臺灣府（今臺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今海口）、鎮江、南京為通商口岸；並約定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後，長江中、下游另開三埠為通商口岸。自此中國沿海從南至北，門戶洞開，其他列強也憑藉“一體均沾”紛至沓來，內河長江也成為列強的航道。
條約第二十六款規定，雙方應將“舊則重修允定”。之後，中英雙方在上海簽訂《中英通商章程善後章程》，議定了新的稅則等一系列問題。最需注意的是第五款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洋藥準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這裡的洋藥指的就是鴉片，英國人得到了鴉片貿易的利潤，但又不願承擔輸入鴉片的惡名，便做此處理。
條約第二十七款規定，“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這意味著中英之間須每過十年重新修訂條約，從此英國人憑此特權可以每十年提出新的通商要求，獲得新的通商權益。
夷洋
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從此禁止中國用帶有貶義的“夷”字指代英國人。自此以後各種著作中“洋”字取代了“夷”字，這一分野便是在《天津條約》交換批准的1860年。
英國以條約的方式，強制規定中國不得使用“夷”字，意圖改造中國人固有的華夷觀念、天朝思想，這一小小的變化，背後折射的卻是傳統發展模式的中華帝國的衰敗和中國天朝觀念的垮塌崩潰。這體現的是一種話語霸權，而支撐這種霸權的則是英國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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