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雍也》裡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何晏《論語集解》雲：“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中庸》裡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即是中和，是對一個人心中喜怒哀樂的情緒外發後能合於時合於禮合於道的確定。庸常即是謙遜的、和暢的生命狀態，有著和風細雨和潺潺流水般的詩意。當你庸常暗合著中庸的時候，庸常之輩卻也不失君子之風。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慾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這段出自《中庸》的名言，講述了以誠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誠而明悟了天理，這叫作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內心真誠，這叫作教化。真誠就會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會真誠。 真誠是社會與生的大道是無法分離的。真誠既是天道運行的法則，又是人道運行的法則。只有為人真誠才可以說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也才能夠得到人生的智慧，從而擁有成功的人生。真誠、誠實、誠信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則，是達到中庸的境界的基礎，而中庸之道又是人生成功的途徑。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一個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動的一切意義，諸如飲食人倫的意義，他就已經是聖人。一個人若把他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也是聖人。為了達到與天地參的境界，不需要做非常的事，只需要做普通尋常的事，做得恰到好處，並且明白其中意義，這種方法是人與天合一，既可以達到出世，而同時仍然入世。
一個人如果天生真誠，從而由真誠達到明白道理，做事情時就會“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由於天性的真誠而自然而然地瞭解了社會人生的常道，這就是“性”。這種人就是“自誠明”的人，他們可以說是天生具有“誠”的慧根的人。因而為人處世時持中、穩健、理性、包容。這樣的稟性使他們看待事物時不會偏頗，總能看到事情的本質。
大多數人要通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學習、體會的過程，來知道“真誠”二字是自然界的法則。認識到真誠的自然天性，從而明白人情事理，領悟到人生需要真誠，萬事需要誠意，然後再反過來看一看自己的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最終才能做到篤行“誠”這一法則。這就是自然教化的結果，也就是“教”。
《管子》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家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說的就是如果不誠信，從經商到務農什麼事也做不成。只有以”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才可能事業有成。所以說誠是百得之源、成事之本。
北宋的哲學家程頤說：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意思：修學、為人、謀事、待人都必須”誠“，否則就會為人不善、修學不精、為事不成、自棄其忠、增人之怨。
曾國藩：敬、恕、誠、靜、勤、潤。他認為無論是“勤“字還是”慎“字，必須以“誠”字為本，才有用武之地。曾國藩：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蓍也。意思：真誠的人是不欺的。因為他心中沒有“私“字。
中庸，即中和，即庸常。中庸之本義，在當下獨有其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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