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夏長樸教授在《論興起與宋代儒學發展的關係》一文中，就“《中庸》在宋代興起的原因”、“《中庸》在宋代發展的過程”做了相當篇幅的探討，夏教授在上述的論述基礎上，就《中庸》在宋代興起所呈現的學術意義，略作探討，故而有此文的產生。
《中庸》在宋代興起與發展，證明了仁宗慶曆以後的儒學復興運動，的確與佛家的影響有密切的關連。
儘管道學大家如張載、二程兄弟以及南宋的朱熹，都有出入佛家的具體記載，但基本上道學家大抵都排斥佛、老，而且諱言佛、老對個人思想的影響。站在儒家本位立場，持這種態度雖可以理解，但論述學術史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是最基本的原則，至於是非、立場是另外的問題，不宜列入考慮。在探討《中庸》何以興起及其發展的過程時，從智圓法師自號“中庸子”，又明確闡揚“中庸之道”，是北宋最早宣揚《中庸》之學的人物，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不容否認。智圓而外，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契嵩，又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佛門人物，他是程頤之前，對《中庸》研究得最透徹的學者，他的《鐔津集》中論述儒學的文章，其內容深度較諸同時儒家學者的同類作品絲毫不遜色，甚至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庸解》五篇的著作猶在一般儒者之前。在宋代，這些佛家學者首先發掘了《禮記·中庸》中所蘊含的道德性命之說，契嵩並且做了深度的闡說，對《中庸》價值的肯定，是同時儒者所未曾做到的。
智圓、契嵩都是關心世道人心的學者，他們以方外之身卻常與世俗之人往來，智圓佩服韓愈，韓愈推動的古文運動對他有相當的影響，他的《送庶幾序》強調“古道者何？聖師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大備，要其所歸，無越仁義五常也。仁義五常，謂之古道也。”宣揚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是繼承韓愈“文以載道”思想的重要文獻，這與宋初古文家柳開、穆修、孫何等人是同調，智圓也曾為文響應過他們，足見他對當時的學界人物有相當的瞭解。至於契嵩，“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與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反覆強辨，務欲援儒以入墨。”可說是佛徒中能文善辯的衛道之士，因論辯的關係，也結識了不少學者，如章望之、黃晞、李覯等人，彼此互有往來。透過文字的辯論與折衝，對儒、釋雙方的思想互有衝擊激盪，因而產生思想上的反省是非常自然的事。加之當時儒、釋之間往來頻繁，親佛者姑且不論，即使反佛的學者，與佛徒的來往也十分密切，翻閱宋人文集，幾乎每部都有與佛徒來往的書信與詩歌酬唱。有了這種接觸，思想訊息的傳遞是避免不了的，智圓、契嵩以佛徒的身分提倡《中庸》，對關心道德性命之說的儒家學者而言，很可能引起他們的興趣，進而重新再接觸《中庸》其實也相當可能。
儒家學者即使在重新接觸並詮釋《中庸》時，初期、中期與後期的著重點，似乎也有所不同。初期學者如真宗時的邢昺、仁宗時的張知白，前者談修身齊家之道，後者論「凡為天下有九經”，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由修身、齊家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重在外王事功問題，身以內的心性問題還不在他們關心的範圍之內。
至於稍晚的范仲淹，在他的《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中，以《中庸》為論述基礎，做了極大的發揮，所論的雖是典型的儒家觀念，以“率性謂之道”為開端，逐步推出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達到儒家的政治理想。但范仲淹在文中特別標舉“誠明”、“中和”兩個觀念，顯現了事功不能脫離德行修養，外王事業必須植基於內聖的心性素養上，他勸張載讀《中庸》，強調“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恐怕就是這種心境的具體反映。
張方平與陳襄同為是中期的學者，張方平有《中庸論》三篇，他認為《中庸》之所重就在教化，而身系天下治亂安危的聖人只要能瞭解“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這個道理，從自身做起，然後“執乎一以制天下之動，通乎誠以合萬化之原”，自然就能使“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這種觀念本之於《中庸》所謂的“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他的思想並無特別創新之處，但依據《中庸》，張方平建構起“聖人依人性，施教化”的模式，又迴歸到傳統，重新標舉先秦儒家的基本主張。
除了胡瑗之外，陳襄是較早注意到《中庸》並有專門著作的學者。在他的《中庸講義》中，開篇即說“《中庸》者，治性之書”並且強調透過這部書，可以使學者“知道德誠明之本”；換言之，要建立儒家自身的道德性命之學，《中庸》就是關鍵所在的經典。在討論心性問題時，陳襄繼承了孟子性善的觀點，以未發、已發分別性、情，則是依據《中庸》而來。至於以性為善，情則有善有不善，以及“以性行情”、“以情盜性”，都可能是王弼、皇侃的影響。陳襄論性的特別之處，在於不受韓愈“性三品”說的拘束，迴歸先秦孟子“聖人與我同類”、“眾人之性無以異於聖人之性”的觀點。就論性而言，擺落佛家影響，重尋儒家心性說的源頭，具有突破性的發展。在另一篇作品《誠明說》中，陳襄除了強調帝王之德必須根於“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之外，他更力主外王事業必須植基於內聖修養。這種論調，遠早於道學家，足見內聖外王必須貫通的觀點，是宋學發展過程的持續看法，並非道學興起後才有的主張。
周敦頤是道學的先驅，《周易》（尤其是《易傳》）與《中庸》是其思想的基本核心。他與陳襄雖是同一時代的學者，但不同於後者的是，他論述的重點集中在心性道德的修養上，外王事功較少涉及，這種思想特色使得他比較接近後期學者。透過論述，周敦頤將《中庸》的“誠”提升到了最高的地位，也就是《易傳》所謂的形而上的“道”，在宋代學者中，這是前所未有的卓見。北宋以來，學者論述性命之學，經常涉及到《易傳》、《中庸》這兩部書，周敦頤的這種作法，可以說是結合二者的極佳範例，也為南宋以後的道學家建立了論述的深厚基礎。
後期的學者在討論《中庸》時，雖然仍主張內聖外王一貫之道，但基本上已將注意的焦點置放在心性的修養上，不再如以往儒者強調事功的重要性，這種現象相當明顯，也是宋儒之學轉變的關鍵階段。
在《中和論》中，司馬光認為君子為學、求道的要領在乎一心，治心的根本方法就在於執中。他強調不論未發、已發都要“以中為常”，中、和本為一物，不必刻意加以區隔。司馬光認定“中”就是個人修養最基本的原則，只要謹守這個原則，自然無往而不利。這種重視“治心”，要求以“中”來“治心”的修養工夫是司馬光的創見，也是他對宋代心性之學發展的一個貢獻，對於道學的形成與深化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範祖禹有《中庸論》五篇，在這五篇論述中，除了闡述《中庸》之外，他主張，透過對《中庸》的學習與實踐，可以使賢者成為聖人。如此一來，《中庸》的“自明誠”之教，自然成為儒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養。不僅如此，他還強調欲明其誠必須從大學的“致知”著手，所以，他不僅論證了透過德行修養“成聖”的必然可能，也明確的貫通了《中庸》、《大學》的思想內容。這種綰合《中庸》、《大學》二者的作法，與道學家不謀而合。在論述《中庸》的心性之學時，範祖禹特別強調“忠恕”二字，他認為，談仁義禮智四端之用，絕不可能離開忠恕之道，不論是堯舜三王之治天下，或是孔子揭櫫的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由此可見他所闡述的《中庸》之學，其發端雖為個人的心性修養，但終極的目標仍在社會、國家，由內聖貫通外王，這是儒家的基本關懷，也是儒家心性之學迥異於佛老之處。
程頤是道學成立的關鍵人物，他認為治經即是“實學”，《中庸》這部書言簡意賅，所談的是由心性修養做起循序漸進推而及於事功，這正合乎儒家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的基本原理，並非佛老的空言虛文可比。
居洛陽時，二程兄弟與司馬光常有來往。司馬光喜談“中和”，主張“未發時存中，已發時制之以中”，也頗以此修養工夫自喜。依照程頤的理解，“既思即是已發”，司馬光雖未曾說思、求，但在論述上突出一句“君子之心”，難免有思慮不周之處。至於司馬光所說的“已發時制之以中”，程頤認為也有語病，因為“既發時，便是和矣。”此時再說“中”，就有所不妥了。
司馬光主張“治心”，要在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將心止於一處，不使其放佚四處。這種“治心”的方式，程頤也認為有問題。他強調，要“治心”，就必須對症下藥，從“心”本身下手，“心”要作主，才是解決修養問題的根本關鍵。像司馬光以集中精神只思考“中”字，將“中”當作一個對象，勉強自己專注其上，其實已違反了《中庸》無過與不及的基本觀念。他強調真要“治心”，就要涵養而非勉強；所謂涵養，即是修養個人的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持其志，無暴其氣”，才能使氣不能亂。程頤結合了《中庸》與《孟子》有關修養的觀念，從而架構起合乎自然的修養理論，為此下的道德心性之說開啟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方向，他的主張也成為道學家養心論性的基本原則。我們可以說，宋代對《中庸》的論述，到程頤身上，已經達到了析理入微，洞澈心性根源的境界。儒家自身的心性之學到此時才真正建立起來，足以在佛家之外獨樹一幟，甚至做到分庭抗禮的程度。若究其實，《中庸》與《易傳》、《大學》、《孟子》這幾部古代典籍為儒者的自力更生，提供了論述的基本依據，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中庸》與《大學》、《孟子》的興起與受到重視，改變了宋代經學的面貌。
漢唐以來的經學內容以《五經》為主，《中庸》與《大學》只是《禮記》中的一篇，《孟子》根本只是諸子中的一部，還沒有被列入經部。這種情形到北宋仁宗慶曆年代以後，有了極大的改變。宋代學者受到佛家心性之學的刺激，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於是反求諸己，迴歸儒家的原典，從儒家傳統的古籍中，尋找論說的依據，再據以論述，建構儒家自身的心性之學。在這個過程中，《大學》談心，《中庸》論性，《孟子》兼言性命，《易傳》論道器，《樂記》言天理人慾，凡此種種，逐一被有心的儒者開發出來，上述所談的《中庸》即是一個顯例。發明闡釋道德心性的過程中，這些古籍的內容受到重視，論述既多，逐漸成為學界的顯學。時間久了之後，學界自然有要求提升這些典籍地位的呼聲，到了南宋，《孟子》首先成為經書，朱熹再將《大學》、《中庸》抽出獨立成書，為《論語》、《孟子》作集註，為《大學》、《中庸》作章句，合刊成《四書章句集註》，正式成立《四書》之名，也開啟了經學的“《四書》時代”。這是《中庸》等書興起發展的極重要的一個意義。
夏長樸
研究專長為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經學史、儒家思想等，對孟子、李覯、王安石、全祖望、李心傳等歷史人物思想有獨到見解。主要著作有《兩漢儒學研究》、《王安石的經世思想》、《李覯與王安石研究》、《經學通論》（合著）等。近年來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四庫全書總目》相關研究，並已撰寫有關論文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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