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曾說過，“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太多的教訓，而這正是所有歷史教訓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僅僅回望一下上個世紀，契卡、奧斯維辛、九三零事件、紅色高棉、盧旺達，每一個詞語都包含了幾十乃至上百萬的人類亡靈。即便是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中詳細羅列分析了人類暴力下降的整體趨勢，但我們仍然要追問：
為什麼那些觸目驚心的集體暴力/屠殺事件，往往都是由“你身邊的普通人”最終完成的？人性中邪惡的源頭在哪裡？想想的確恐怖——平日裡對你和顏悅色的同事或鄰居，很有可能一轉眼就成為了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圖西/胡圖，猶太/日耳曼，黑人/白人……所有這些“我們/他們”的劃分中，又有誰不是以正義之名來進行赤裸裸的殺害呢？
（本文或許包含了令你產生生理或心理不適的圖片以及文字，請酌情考慮是否繼續閱讀）
譯/antusen
校對/圖特
原文/aeon.co/essays/is-neuroscience-getting-closer-to-explaining-evil-behaviour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佈
納粹黨衛軍官員和工作人員在Solahütte度假屋（集中營工作人員的度假勝地，距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19英里）遊玩。拍攝者：卡爾·弗里德里希·霍克（Karl-Friedrich Höcker），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理查德·貝爾（Richard Baer）的副官。圖源：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1941年，在從貧民窟前往烏克蘭集中營的途中，一名納粹士兵打死了我的祖父。我父親目睹了這場謀殺，而他不過是幾百萬個有類似遭遇的人之一。從小到大，我一直覺得死神就徘徊在我們身邊，人性陰暗面中的殘暴無處不在。智人中的“智人”並不足以概述人類：除了聰明以外，我們還很暴力。我們之所以能成為唯一留存於世的人屬生物，能以破壞性手段成功統治地球或許就依仗於此。然而，有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普通人為何會施下如此可惡的暴行？
我們為何集聰明與殘暴於一身仍是一個謎，這是宇宙學、神學和悲劇學說待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提升道德標準的動力，也是社會政治體系中的核心衝突之一。我們知道何為光明，何為黑暗。我們可以施下惡行，也可以創造性地思考誘發惡行的原因。塑造人類思維的自我意識究竟如何觸發了惡行最令人困惑不已，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們一直在討論該問題。施暴之人的行為模式顯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邪惡的源頭。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神經外科醫生伊扎克·弗裡德（Itzhak Fried）曾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E綜合症》（Syndrome E，1997年）。綜合症意指病人身上出現的一組生物性症狀，它們共同構成了臨床表現。字母E代表邪惡。弗裡德發現E綜合症包含10種神經心理症狀，這些症狀通常出現於惡行發生時——如他所言，“原本沒有暴力行為的群體”變成了“屢次殘殺社會弱者的殺手”。這10種神經心理症狀是：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97)09385-9/fulltext）
1.重複：重複出現無法抑制的攻擊性行為。
2.痴迷於某些觀點：犯罪者熱衷接受能使攻擊行為合理化並支持種族清洗的觀點，如西方人、穆斯林、猶太人和圖西人都是邪惡的。
3.堅持：外在環境不會影響施害者的行為，即便會喪命，施害者也會堅持施暴。
4.情感反應減弱：施害者情感淡漠。
5.過度覺醒：施害者因受害者數量不斷增加而極度興奮。
6.語言、記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完好：該綜合症不影響高階認知能力。
7.快速適應：施害者對暴力行為麻木不仁。
8.區別化：家庭生活平凡溫馨的人也可能施暴。
9.環境依賴性：環境，特別是對群體的認同和對權威的服從，決定施暴者的行為特徵。
10.團體傳染：對團體的歸屬感誘發了成員的行為，每個成員都將自己的行為映射到其他成員之上。弗裡德的假設是，這些行為方式都有潛在的神經生理學原因，很值得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以前正常但後來開始殺人的人才會有這種綜合症，以下情況除外：戰時，新兵被批准殺人或被批准殺害新兵，許多士兵返鄉後（如果真的返鄉的話）會因此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公認的精神疾病，如反社會人格，患有此病的人可能會射殺小學生；激情犯罪或虐待他人以便從痛苦中獲得快感。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版）》（
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創造了一個新的表達法：“邪惡的平庸”，她的意思是，那些參與大屠殺的人或許只是普通人，他們會因為普通的原因，譬如保住工作而服從命令。社會心理學家驗證了這一觀點。1971年，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進行了監獄實驗：在實驗中，“普通學生”可能會變成虐待犯人的假“獄警”——不過鑑於實驗缺乏足夠的證據，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根據的。儘管如此，那些患有E綜合症的人的確很普通，他們並沒有精神疾病。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曾在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中提到了“普通人”（弗裡德引用過此書），那人後來成為了納粹士兵。殺害我祖父的士兵很可能也是個普通人。 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100天裡，盧旺達700多萬人口中約有50萬到100萬人被殺。圖源：Dazed
如今，生物學已可對許多人類行為作有說服力的解釋，但單靠生物學無法解釋可怕的惡行。令人興奮的是，神經科學已成為剖析人類的新工具，不過它仍無法對人類的野蠻行徑做出解釋。政治史（而非科學或玄學）成了解釋人類為何自相殘殺的最佳工具。回溯上個世紀，短短百年間，竟充斥著大量難以理解的暴行，儘管有些出於政治緣由。ISIS的出現和熱衷參軍的青年再次促使弗裡德加快研究步伐。2015至2017年間，他和法蘭西學院的神經生理學阿蘭·貝爾託（Alain Berthoz）邀請認知神經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精神科醫生、恐怖主義專家及法學家（我將在本文中分享部分人的理論與見解）參加了以E綜合症為主題的三次會議。探討邪惡源頭時，E綜合症是推動創新性跨學科討論的有益工具，也是如何用人類語言構建神經科學成果的有力例證。不少有趣的假設和解釋已由此誕生。
（www.paris-iea.fr/fr/liste-des-videos/the-brains-that-pull-the-triggers-3rd-paris-conference-on-syndrome-e-10707）
大腦機能解剖學以越來越精確的方式探索人腦時，神經科學也在不斷增強揭示人類行為（包括暴力行為）複雜性的能力。既然人類可以進化，研究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基礎時，就要兼顧進化時期和歷史時期體現出的具體結果——我們要思考進化過的大腦回路是如何為文化所用，又如何創造文化的。鑑於我們進化成了天生愛社交及互動的生物，神經科學就需要與其他學科對話——大腦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下進化的，而行動總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發生，且總帶有特定的意義。
心理和文化環境是決定既定生物過程是否會發生及如何發生的關鍵。弗裡德列舉的特徵是結合神經學和環境因素後得出的產物。
《辛德勒名單》劇照。圖源：Al Jazeera
E綜合症的核心特徵是：“情感反應減弱”。大多數人（確切地說，精神變態除外）羞於或非常不願意給他人造成痛苦，殺人更是不可能的。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傑伊·裡夫頓（Robert Jay Lifton）表示，只有洗腦和強迫才能使我們反應遲鈍，進而打破沉默，跨越“習慣中”設定的界限——
患有E綜合症的人殺的人越多，就越容易殺更多人。參與大屠殺、折磨他人的施害者可以愛他們的孩子，也可以希望他們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一切，但他們對受害者卻麻木不仁——這是典型的區別化症狀。殺害我祖父的納粹士兵可能就有此症狀。他們將家庭歸屬感和社會歸屬感區別化了。當這兩種歸屬感相遇時，各自的群體認同感會暴增，比如波斯尼亞和盧旺達都發生過種族成員之間互相攻擊的事。移情現象變得非常罕見。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社會神經科學家塔尼亞·辛格（Tania Singer）將同理心定義為：與他人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從嬰兒期開始，人類會逐漸模仿、關注他人，進而想他人之所想，學會換位思考。促使同理心發展需要先掌握區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所謂的心智理論認為，人類會在5歲前獲得該能力。亞特蘭大埃默裡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菲利普·羅夏特（Philippe Rochat）向我們展示了孩子如何在5歲前形成道德標準，如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被他人察覺。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242362/）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Kerusuhan Mei 1998）：從1998年5月13日至16日發生在印尼棉蘭、雅加達、梭羅等城市的由暴徒發動的一系列針對華裔社群之暴動。暴亂持續約三天，數萬名華裔受到有組織的虐待與殺害。圖源：Tribun Bali
同理心雖然能使某個團體或社會富有凝聚力，但有時也會染上偏見與狹隘的色彩。同理心還會滋長復仇的情緒。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埃米爾·布魯諾（Emile Bruneau）已證明，在同理心的驅使下，“內部團體”容易將“外部團體”視為敵人並犧牲對方的利益，團體成員還會因此失去人性。 正因為人類慣於區分本團體與外團體，我們從流浪漢身邊路過時，才不會想要施以援手，我們背後說人閒話時，才會興高采烈。我們都在有選擇性地動用同理心，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及家庭生活、商業及政治領域發生的非致命性暴力事件證明，同理心的缺失無時不在。
（repository.upenn.edu/asc_papers/566/）
劍橋大學心理學家西蒙·巴龍-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邪惡科學：同理心與殘忍起源》（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中提及的同理心弱化，雖然不是極端暴力事件爆發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它為歧視和種族屠殺行為開闢了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神經學家吉恩·德塞迪（Jean Decety）所說，“人類的超社會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譯者注：螞蟻、蜜蜂等真社會性（eusocial）動物只會保護自己的巢穴和親屬，而人類是超社會性動物，會將關愛擴展到親屬以外的群體，甚至還會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這種站在人類發展角度提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消除人類兩面性的神秘感——即我們能幫助對方，也能殺死對方，我們還會說服自己參與所謂的“正義戰爭”。與黑猩猩等人族一樣，我們進化出了與身邊人類聯繫、交流、合作的能力，也進化出了攻擊外人和其他部落成員的能力。但是，我們進化出的自我意識使我們擁有了人性，使我們區別於其他人族。
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我們能理解自己，能針對人類思維創造出複雜的科學模型，但卻仍無法停止破壞行為。
1945年4月，美軍解放布痕瓦爾德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後，在德國民眾前展示一車的囚犯屍體。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是納粹在德國圖林根州魏瑪附近所建立的集中營，也是德國最大的勞動集中營，建立於1937年7月。在1945年4月美軍到達前，預計共有56000人受害，其中大約有11000名猶太人。圖源：Haiku Deck
表現“全俄肅反委員會” （縮寫名稱中譯為“契卡”）處決犯人的畫作。根據契卡的官方檔案統計，1918-1920年間，有12733人被處死，這個統計只是總數的一部分， 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機構的行動。而歷史學家估計，在1917年至1922年期間被處死的實際人數高達14萬，尚不包括內戰死亡者、野蠻的報復、大屠殺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圖源：Haiku Deck
有“食人魔王”稱號的伊迪·阿明（Idi Amin）在位期間奉行恐怖獨裁統治，國內被殺人數達數以十萬計（逾五十萬人非正常死亡），當中主要是反對他的政治人物。圖源：ThoughtCo
在特定情況下，70%的人會以某團體成員的身份犯罪。
神經科學提供了一種有趣的生理模型，該模型將移情視作融合了執行、運動前區及感覺運動功能的複雜動態過程。它特別引入了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mPFC）和眶額葉皮層（OFC）這兩個概念（二者部分重疊），它們是處理杏仁核（大腦邊緣系統中進化出的古老結構）產出情緒的關鍵。眶額葉皮層損傷會影響情緒和決斷力。洛杉磯南加州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已用軀體標記假說展示了傳遞情緒信號的身體感受是如何使人們做出基於社會環境的適當決策的（腹內側前額葉皮層和眶額葉皮層負責處理情緒），我們的世界觀（包括道德觀念）正來源於此。
（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neuroscience/somatic-marker-hypothesis）
綠色部分為眶額葉皮層（OFC）。圖源：維基
這兩個大腦額葉中的區域過度活躍時，會抑制杏仁核的活動，進而減弱人們的情感反應。研究表明，強迫症患者的眶額葉皮層處於失調狀態。或許認可某團體為殺戮行為辯護的人的眶額葉皮層出了問題。這種由可卡因或其他物質引發的過度興奮感影響了人們的行動，擾亂了內側前額葉皮層的機能。簡而言之，E綜合症使處理情緒的大腦區域不再管束人們的判斷與行動。杏仁核無法與影響高階認知的皮質結構建立聯繫。行為自我與感覺自我一分為二（弗裡德稱其為“認知斷裂”）。他認為，在特定情況下，70%的人會因此以某團體成員的身份犯罪——恰似斯坦福監獄實驗呈現的場景，儘管研究對象被警告要承擔相應的後果，但他們仍會選擇虐待“犯人”。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79445/）
自我認知斷裂的個體，其行為沒有同理心。但同理心並不總能使人做出恰當的行為——譬如，我們並不會同情因氣候變化而死亡的昆蟲，但我們可以理性地採取行動應對災難。
同理心甚至會讓人做出錯誤的決定——當外科醫生對蓋著手術洞巾的病人充滿同理心時，其實並不適合參與手術。還有一種情況叫過度共鳴。在《反對同理心：理性同情實例（2016年版）》（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曾說服人們“反對同理心”，他表示，“理性的同情”更適合成為評估環境並決定應對措施的晴雨表。換言之，以殺害目標敵人為使命的團隊成員或許對本團體產生了情感共鳴，卻不會理性地同情敵人。
康克由（1942-），柬埔寨華人後代，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期間S-21集中營、瓊邑克滅絕中心（Choeung Ek，位於金邊南郊，距離市區15公里，曾經是紅色高棉的集中營。死在這裡的多是來自S-21集中營的犯人）的負責人。他在加入紅色高棉前是一名數學教師。2010年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裁定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判處其有期徒刑35年，後於2012年改判為無期徒刑。圖源：維基
這一組描繪紅色高棉時期殘酷統治的畫作，是柬埔寨畫家萬納（Van Nath，1946-2011）根據自身的經歷所創作的。他當時所在的S-21集中營聲名狼藉，以酷刑著稱。萬納曾看到過男囚犯被鞭打、指甲被拔掉、手腳一起被綁在木棍上的慘狀；也看到過監獄看守殘酷對待女囚：傷害女囚犯的私處，用鉗子把她們的乳頭鉗掉。圖源：Khmer Rouge
據估計，在1975年至1979年紅色高棉執政期間，S-21集中營至少關押過14000至15000名囚犯（部分人相信總數超過20000人），其中僅有7人倖免於難。而上文中的畫家萬納就是7人倖存者中的一名（萬納是柬埔寨著名的畫家，所以康克由沒有殺他，讓他給波爾布特畫肖像、做雕像）。圖源：The Killing Fields Museum of Cambodia
這類人無法對目標敵人產生任何情感，鑑於此，他們為何會越過界限，冷血傷人和殺人也就不難理解了。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觀察員發現，犯罪者通常不會有所悔恨。在那裡工作的臨床心理學家弗朗索瓦絲·西羅尼（Françoise Sironi）也發現裡夫頓所說的“謀殺自我”確實存在（他負責評估施害者、治療施害者和受害者）——臭名昭著的康克由（Kang Kek Iew，別名杜克）就是最好的案例，此人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第21號安全監獄（Khmer Rouge S-21 centre）的創立者與管理者，該監獄是實施酷刑和死刑的地獄。杜克完全沒有悔意。施暴者就是他唯一的身份，他全心全意地維護這一身份，生怕失去自我，陷入無能的境地。當西羅尼問他：“你為何沒有愧疚感？”時，他迷惑不解。對他而言，這個問題簡直是胡言亂語。
除了弗裡德所說的“災難性的”情感麻木外，他們的認知功能仍完好無損——這是E綜合症的另一種表現。施暴者知道該如何傷人，也承認受害者在承受痛苦。他（通常是男性）有必要的認知能力，但卻不足以使其同情並理解受害者。當痛苦沒有利用價值時，他不關心別人是否痛苦。他也並不在意自己是否在乎別人的痛苦。
實際上，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同情心。被扭曲的判斷力使道德感消失了。在這種狀態下，個人身份與更大的系統融合在了一起，在該系統中，感覺自我和認知自我一分為二，系統的規範與規則取代了個體的道德價值觀。在大腦和軀幹中，化學反應始終存在且可受藥物影響。劍橋大學的神經學家特雷弗·羅賓斯（Trevor Robbins）研究過“藥物恐怖主義”，例如，ISIS成員如何使用芬乃他林（安非他命藥物）影響多巴胺分泌、消耗眶額葉皮層中的血清素，進而誘發精神變態般的僵化行為，增強人們的攻擊性，使其堅持施行某一行為（弗裡德列舉的E綜合症表現之一）。人們不再依附社會，也失去了所有情感（包括移情），這種症狀叫做述情障礙（alexithymia）。
這個簡化過的神經學觀點揭示了他們殺人的原因。研究價值觀與行為的神經科學可以進一步解釋其背後的原因。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的眶額葉皮層特別發達。正如牛津大學計算神經科學中心的埃德蒙·羅爾斯（Edmund Rolls）所證明的那樣，眶額葉皮層在人們應對刺激時，是反映獎賞價值的關鍵：我們的選擇基於價值分配——它可以被分配至物體、想法、行動、規範以及人之上。 我們的情感基於豐富的價值判斷，我們的行為變化莫測且可根據外界反應而改變，進而反過來激勵我們尋求或避免刺激。
（www.ncbi.nlm.nih.gov/pubmed/24698794）
奧斯維辛集中營堆積如山的死囚的鞋子。圖源：Geraint Lewis / Rex
沒有得到獎賞前，我們會堅持施行某行為，這是E綜合症的又一表現——強迫性行為。神經科學家馬蒂亞斯·佩西利尼（Mathias Pessiglione）和他在巴黎的團隊也發現腹內側前額葉皮層在評估刺激或想法的價值時，起核心作用，因此我們會為了獲得誘人的獎勵或避免糟糕的後果而採取某種行動。
然而，當腹內側前額葉皮層被過度刺激時，新的輸入信息，如哭泣求饒，不會影響人們對某一想法（如“所有人都應該死”）的價值判斷，他們不會改變自己的行動。這一現象是自動發生的，受外部媒介或領導者控制，獨立於任何價值意識之外。（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154615001126）
令人不寒而慄的發現——強迫行為使人失去了責任感。
不過，這些神經活動意味著犯罪行為只能在特定環境下發生。巴黎慈悲救濟院的精神病學家大衛·科恩（David Cohen）和他的團隊對某些激進的青年進行了評估。他們發現，童年時期的某些社會心理狀況，如沒有父親、母親情緒多變、曾被寄養，都會影響身份的建構。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最終會讓自己歸屬於一個擁有超驗信息的較大群體中。群體的力量再次勝過了家庭。正如人類學家斯科特·阿特蘭（Scott Atran）所說，衝突往往難以化解，也不能通過協商解決，因為它們以絕對精神價值（世俗或宗教）為指導，不以獲得功利性結果為目的。這些價值觀似乎遠比家庭關係更具吸引力。
海因裡希·希姆萊於1943年在波茲南發表的講話賦予了犯罪行為以高尚正當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慄：“我們有道義支持，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人民殺死那些想要殺死我們的人。”圖源：Famous People
在小說《烈火國土（2017年版）》（Home Fire）中，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描繪了一個善良、天真但迷失了自我的巴基斯坦少年，為了與逝世的父親“重聚”，為了獲得滿足感並獻身更偉大的事業，他加入了ISIS，成了這一恐怖組織的犧牲品。
內部和外部世界會指導我們做出選擇並使之合理化、一致化，進而使人感到安心並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好的、正確的。一致性要依賴道德感並偽裝成道德感，但正如津巴多所言，“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會因此南轅北轍，我們眼中恰當的行動和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先驗信念會因此產生衝突。沙姆希筆下的角色很快就後悔了，他試圖擺脫無法忍受的暴力行為和無法承受的認知失調。但納粹醫生們卻並非如此，他們堅信自己在為偉大的事業獻身，執拗地認為自己是為了受害者好，故而是有道德的。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於1943年在波茲南發表的講話賦予了犯罪行為以高尚正當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慄：“我們有道義支持，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人民殺死那些想要殺死我們的人。”一旦道德上的正當性和給予他人的情緒反應相分離，暴力行為就會披上合理的外衣。在歷史進程中，這種現象不斷重演著。“普通人”唯有跨越某條界線後，才會患上“E綜合症”——環境通常是背後的推手。人們在“跨界”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倫敦大學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就此問題提出的想法值得我們關注。他向我們展示了強迫行為的力量有多強大，它能讓人們跨越界限。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援引了“紐倫堡審判中出現的證詞”，稱自己“
只是在服從命令”——1945至1946年間，納粹官員在紐倫堡審判中首次使用了類似的辯詞。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指出，或者說誇張地聲稱，大多數人會選擇服從權威階層的命令，即便命令是傷害他人。米爾格拉姆對這種服從性很感興趣。不過，哈格德一直在研究自主感——即人們發起並自主掌控行為的感覺，這是延續生命的關鍵，也是判定刑事責任的法律論據。哈格德在實驗（實驗借鑑了米爾格拉姆的想法，但解決了其中的倫理和方法問題）中有意對實驗對象進行了約束，他發現人們被迫採取行動時，自主感會明顯減弱。強迫行為使人失去了責任感——這個發現著實令人不寒而慄。
米爾格拉姆實驗：實驗開始於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後的一年。米爾格拉姆設計了這個實驗。實驗者（E，有時會是米爾格拉姆）命令“老師”（T）為“學生”（L）給予“電擊”，扮演“老師”的參與者被告知這樣做真的會使“學生”遭受痛苦的電擊，但實際上“學生”是實驗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參與者相信“學生”每次回答錯誤都真的會遭受電擊，但其實並沒有真的施刑。在與參與者隔離以後，助手會設置一套錄音機，而該錄音機則由“老師”的“電擊產生器”所操控，並會根據電擊程度而播出不同預製錄音。圖源：維基
誘使人們犯下惡行的神經學因素並沒有表現出臨床症狀。E綜合症不是疾病，也不完全符合《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或《國際疾病與相關問題統計分類》（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Problems）對疾病的描述。歐洲人權法院前院長兼法學家讓·保羅·科斯塔（Jean-Paul Costa）指出，如果E綜合症被正式列為疾病，將對司法系統產生複雜的影響：在法庭上使用神經學證據是有問題的，因為專家需要解讀不精確的艱深數據，而我們很難確定哪些大腦活動（包括隱藏於自主感之下的活動） 可以或應該成為減刑的證據。
但正如弗裡德所做的那樣，介紹那些塑造人類最殘忍本性的一系列特徵，並在相關領域內（特別是神經科學領域）啟動廣泛研究，能幫助我們豐富預防及補救“惡行”的措施。魔鬼也許死了，但惡行將永遠存在。“為何施下惡行”仍然是個形而上學的謎題，我和千千萬萬個人一樣迷惑不解，這個謎題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不過，起碼我們現在有能力找出誘發惡行的某些途徑。
本文作者簡介：諾加·阿里卡（Noga Arikha），思想史家，熱衷研究身心關係。曾在巴德學院任教，是《展望》（Prospect）雜誌前顧問委員會成員，巴黎藝術學院前人文學科主任。在《拉帕姆季刊》（Lapham's Quarterly）及《建築學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上發表過多篇文章，著有《情感和性情：幽默的歷史（2007年版）》（Passions and Tempers: A History of the Humours）。現居巴黎。
往期文章：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合作聯繫：微信號 liweitan2018
一家過去時的書店
閱讀更多 利維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