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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氣有點悶，一輛從法國布倫港開來的客輪停靠在了倫敦港。在閘門打開的一瞬間，有大批難民湧向了這座世界之城。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員。當馬克思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會跌至冰點，最初不打算要在這裡流亡餘生。
事實上，雖然他一直心繫祖國的革命事業，卻再也沒能有機會重返故土。人這一生也許就是這樣，有很多意想不到，有很多無可奈何，也有很多絕地逢生。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是馬克思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時光，流亡倫敦的前因後果。聽眾朋友們肯定很納悶，馬克思不是剛寫了曠世宣言嗎？怎麼會突然流亡倫敦了呢？暴風雨來臨前必是風起雲湧、鳥獸奔逃，人人都被低氣壓攪得心神不寧。 1848年革命前後，歐洲不太平，各方主要勢力的行事都不太順利，奧地利帝國面臨土崩瓦解的危險，意大利南部發生暴動，法國的君主制被推翻、暴亂不斷，並逐漸擴散到德意志各邦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馬克思除了起草《共產黨宣言》之外，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他也真正投身到了革命的行列中，與其他同志們並肩作戰。
1848年3月3日，馬克思突然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還沒等到最後時限，一群警察就在那個下午衝進了馬克思的公寓，將其投入了監獄。燕妮得知消息後心急如焚，她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幫助下，得到了探視丈夫的機會，結果她也被拷了起來，扔進了滿是妓女的小黑屋。第二天，兩人都被釋放了，但條件是他們必須放棄所有的家計，立刻帶上孩子們離開比利時。此時，革命的火焰已經燃起，馬克思選擇回到祖國繼續展開政治鬥爭。
回到科隆以後，馬克思開始著手創辦《新萊茵報》，作為他年輕時以相當熱忱編輯的報紙的續刊。再一次，馬克思成為了他渴望成為的角色，重拾了對新聞工作的熱情。可是，籌辦《新萊茵報》並不順利，最大的問題在於辦刊資金不足。幾個創始人四處奔走借錢，最後是馬克思將自己從母親那裡繼承到的遺產全部貢獻了出來。考慮到他當時微薄的個人資產，這筆錢真的來之不易，幾乎是馬克思的全部家當。然而，他沒有一絲遲疑地將財產奉獻給了革命事業。報紙如火如荼地辦起來了，可財務困境卻依然沒能解決。馬克思作為主編，連續好幾個月領不到一點工資薪水，完全是靠熱情和信仰在堅持工作。
更糟糕的是，由於《新萊茵報》鮮明的反政府風格和不可小覷的群眾影響力，很快就被當局拉進了黑名單，警察幾乎一鍋端了總部，下令停刊。不少報刊的主創都逃離了普魯士，馬克思還堅持在德國繼續領導反政府的運動，與惡勢力作鬥爭，用當時一個運動首領的話說，馬克思就是想讓工人們脫離中世紀的地獄，但絕不能讓他們掉進另一個資本迂腐統治的煉獄中。就這樣，沒過多久，馬克思被自己的祖國永遠地驅逐了出去，《新萊茵報》也走到了盡頭。
被驅逐後的馬克思先是到了巴黎，但情況並不樂觀。當時霍亂疫情正在法國首都肆虐，馬克思一家的財務狀況也越發艱難。燕妮當掉了最後一塊珠寶，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馬克思想要重操舊業，繼續革命，但法國政府也不笨，他們表示，馬克思想要繼續留在法國，可以，但必須舉家搬到莫爾比昂去。莫爾比昂是什麼地方？那是一個非常偏遠保守、衛生條件極差、流行熱病的地方。正是在這樣各方走投無路的境遇下，馬克思和燕妮最終選擇了倫敦，一個與家鄉相隔千里的城市。那時的馬克思，剛好32歲。
為什麼是倫敦呢？1849年的倫敦，和巴黎不同，甚至也不像柏林，正快速變成1848年革命流亡分子的首都，一個對政治難民採取自由化和寬容政策的離岸天堂。因此，當時有很多慘遭歐洲大陸國家驅逐出境的激進人士都選擇倫敦作為最後的避難所。但實際上，這座城市對這些大量湧入的難民並沒有一絲同情和包容，這裡的生活成本更高，整體環境也更加艱難。
在倫敦中部SOHO的貧民窟居住著大量移民、叛逆的文化人和窮人。馬克思和燕妮就住在這裡，境遇非常糟糕。被各國驅逐之後，馬克思的財務狀況已經陷入了絕境。為了償還《新萊茵報》的債務，他已經花光了所有能用的資金。但燕妮在這一點上非常支持自己的丈夫，她曾經告訴友人：“為了挽救這份報紙的政治聲譽以及科隆熟人的名聲，卡爾獨自承擔了所有重擔，放棄了他的機器（指報社新買的打印設備），放棄了所有收入，臨走還借了300泰勒交付了新租賃辦公室的房租，支付了編輯們的薪水，最終還是被強行趕了出來。”因此，在倫敦的馬克思一家是真正窮困潦倒到了極點，四處舉債。
與此同時，馬克思的家庭人員也在不斷增加，他們的兒子吉多、女兒法蘭西斯卡相繼出生。燕妮曾在信中說，“這裡與德國完全不同。我們6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旁邊有個小書房，每週的房租比德國最大的房子的（月）租金還要高。”這可能就是大城市的生活代價吧，令人難以啟齒的居住環境、高額的房租、整天催錢的房東、沒有工作收入……在當時的倫敦，如果是具備實用技能的流亡者，比如醫生和工程師，還能找到工作；如果能忍受低工資和繁重的體力活，也可以苟且謀生；但作家、律師或是其他人文背景的難民，幾乎都找不到工作。
所有的這一切如果換作別人，可能真的承受不來。可馬克思要承受的，還遠遠還不止這些——馬克思的兒子吉多和女兒法蘭西斯卡，都只活了一歲多一點就去世了，和當時揭不開鍋的家庭狀況有直接的關係，這對馬克思的打擊非常大。
貧窮、孤獨、加上個人的悲劇，只會讓流亡者的境遇更加悲慘，但真正強大的人不會因此就消沉下去，不會輕言放棄，只會越挫越勇，置之死地而後生。馬克思，就是這樣的人。
即便生活異常艱辛，他的身體條件在惡劣的環境下每況愈下，在這擁擠狹小的家裡卻把大房間留出來做了馬克思的工作室。馬克思在這裡寫作、開會、研討、辯論，甚至演講，經常有一些工人群眾或是仰慕馬克思的人到他家來，圍坐在工作臺附近，聽他講說。
當時，倫敦的政治環境也不容樂觀，來自德國的流亡者中也有很多政見不一的人，在各處傳播自己的觀點。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很不留情面地批判過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沒有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沒有真正站在廣大貧苦群眾這邊。因此，馬克思與同伴恩格斯一起，一直堅持與各種怠慢革命、逃避革命的思想作鬥爭。除了來自異見者的阻撓，馬克思當時的政治活動也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和風險。
當時，這些革命運動者都會選擇倫敦的各大酒吧作為接頭交流的地方，但不管是在公開宴會還是私下會議中，都會出現普魯士和奧地利政府的間諜和秘密警察，他們常常滲透進流亡組織，從中挑撥離間搞破壞。在這種左右夾擊的艱難處境下，馬克思依舊堅持參與到為工人階級四處奔走的政治運動中，從來沒有過放棄的念頭，也從未停下腳步歇一歇。
有意思的是，馬克思剛搬到倫敦住所的時候，他們隔壁有個麵包店，這個麵包店的麵包師特別瞧不上馬克思，因為他窮嘛，沒錢嘛！而且馬克思經常沒錢買麵包，只能向麵包師不斷地賒賬，沒多久，麵包店老闆見到馬克思就狠狠摔門，拒絕再見他。但過了一段時間，當他了解到馬克思正在做的偉大事業後，慢慢改變了對他的看法。有一次，一場小規模的工人運動勝利後，麵包師非常興奮，在家門口踱來踱去，看上去就像是在等待著什麼人。果然，他遠遠地看到了馬克思，熱情地上前擁抱了他，並主動從懷裡掏出兩個麵包，贈送給了馬克思，表達對他的感謝。
在流亡倫敦的這段時間裡，馬克思的人生可以說跌到了谷底，飢寒交迫、困苦難耐、疾病纏身，但令人震驚的是他完全沒有被生活擊垮，仍然以極大的熱情堅持研究和學習。
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可能很多人都聽過，那裡的藏書室是無與倫比的知識儲藏地。它有一個圓形大廳，那幾乎成了馬克思第二個家。一百多年過去，大英博物館也曾改建過，但在中央閱覽室第H排3號座位上，一直放置著一張紀念馬克思的小卡片，據說這是馬克思當年最喜歡的位置。
馬克思的後三十年，有大把的光陰都是在這個閱覽室度過的。他在這裡如飢似渴地閱讀、摘錄、寫作，幾十年如一日。如果將來有一天，你也有機會去英國，去倫敦，別忘了去大英博物館，中央閱覽室H3座位看一看，也許就能感受到馬克思當年奮筆疾書的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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