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这个时节，井然有序出名的上海突然有些乱了分寸。
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更不敢互相敬烟了。
走在马路上，人们警惕地互相打量。假使有人面孔蜡黄，一定被其他人躲得老远。
医院里不停有人涌过来。有的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被子、折叠床就去了，要求立即住院。
老上海人大概还记得，那一年，上海甲肝大流行。
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海的甲肝感染者超过35万人，死亡31人，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而这场混乱的源头，是上海人当时特别欢喜的一道美食：毛蚶。
一
1988年1月下旬的一天，强生出租四分公司六车队的驾驶员寿幼森突然觉得人不舒服。
跑去石门一路上的上海公用事业职工医院看病，没想到里面挤满了人。
寿幼森加入蜿蜒曲折的长队，一看，前面还排了个女同事。
“哎呦，寿幼森，侬也来啦？”女同事招呼他。
“嗳，好像人老多的嘛。”寿幼森看着乌泱泱的人群说。
“都是这个毛病呀！”女同事滔滔不绝起来，“侬不晓得，阿拉还有个同事排在前头。这个毛病都是吃东西吃坏了……”
“啥叫‘都是这个毛病’？我只不过是人觉得没力气而已。”寿幼森心里觉得奇怪。
等验完血医生一诊断，这是得了甲肝。
寿幼森这才回想起，不久前老婆买过毛蚶回来。
出租车司机消息灵通，当时他已经听说社会上不少人因为吃毛蚶拉肚子的事情。
1988年1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市民吃毛蚶导致食物中毒。
但老婆不以为然。“她是宁波人，特别欢喜吃。”
“照她讲起来，老早人家从宁波乡下带海鲜来，弄堂里人全部肚皮吃坏掉，她没事体。”
寿幼森担心老婆两斤毛蚶吃下去肠胃受不了，帮她吃掉十几个。
结果这记吃出事体来了。
寿幼森所在的车队，总共才三十多个员工。连同他在内，当天去看病的三个人，全部中招。
回去跟老婆一讲，她也有类似症状。医院里一检查，也是甲肝。
二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职工蒋建新跟新婚妻子从广州、深圳度完蜜月回来。
刚回到上海，蒋建新就发烧了。跑去学校医务室做检查，血一验，又是甲肝。
说起来，出去旅行前，他也在小菜场里买过半面盆毛蚶。
“我大概吃了两三斤。家里其他人也吃了，吃好就上吐下泻，我当时没啥。”
“我还开玩笑讲，倷一点用场也没嘛。”
上海人是很喜欢吃毛蚶的。
因为它吃口鲜嫩，烹饪简单，用烧得很滚的开水一烫，配上调料就好吃了。
更何况，在许多粮油副食品仍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买毛蚶却不需要票证。
所以家庭主妇们常常一买就是好几斤。
毛蚶曾是上海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网络图片
岁末年初，恰是毛蚶上市的季节。
毛蚶就是要带点血丝才鲜美。桌上一大盆毛蚶，再咪两口绍兴特加饭，不要太乐惠噢。
往年，供往上海的毛蚶大都来自山东潍坊附近的海域。
这一年，江苏启东突然发现了蕴藏丰富的毛蚶带，毛蚶积淀达一米厚。
这在启东成了超级大新闻，老百姓纷纷闻讯赶来。
江面上百舸争流，大量农船围着挖泥船搬运毛蚶。
坊间还流传一个关于毛蚶的笑话，说是连美国的侦察卫星都被这一景象惊呆了：中国的东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丰收的毛蚶被装上船只和卡车，日夜兼程运往上海，出现在小菜场里。
因为产量高而价格低廉，这些毛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的市场。
三
一时间这么多人患甲肝，是有些反常的。
其实大约一个月前，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谢丽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最初，是有许多上海人拉肚子。
1987年12月中旬，得知本市肠道急诊病人激增后，她和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
他们从患者的饮食史上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吃过毛蚶。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吃了受污染的毛蚶所引起的痢疾流行。
这让谢丽娟想到了1983年上海发生的甲肝疫情，也是市民吃了不洁毛蚶惹的祸，有4万多人因此患病。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当时，这还引发了医务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争论。
医务部门认为，毛蚶难辞其咎。
但商业部门认为甲肝与之没有关系。
毛蚶价廉物美，对于改善上海市民生活、增加副食品来说，相当重要。况且，毛蚶每年有100万元的产值。
菌痢的潜伏期短，可在24小时内发病。甲肝的潜伏期则在2-6周之间。
这次痢疾流行过后，会不会再出现甲肝流行？
为此，谢丽娟和王道民马上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
二是通知各大医院腾出病房，为收治甲肝病人做好准备。
最后检测报告显示，启东来的毛蚶确实携带甲肝病毒。
启东是甲肝高发区，海区环境长期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自己体内。
而上海人“开水一烫”这样的食用方式难以灭杀病毒。
四
不出所料，1988年初，甲肝大流行席卷上海。
患者数量呈几何级攀升，势头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凶猛。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 5467例
1月31日 ：12399例……
偏偏天气又反常，大寒的时候上海依旧是暖洋洋的，为流行病的传播添了把柴。
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
1988年2月3日《解放日报》报道称，肝炎发病人数还在上升。
他们大都出现了身体发热、呕吐、乏力、黄疸等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了。
当时上海人住房面积狭小，有些人担心传染给家人，又怕医院没有空床位，骑着自行车，带着折叠床、被子就来了，要求立即住院。
化验室的窗口前排起一条条长龙。因为来验血的人太多，连采血的试管都快不够用了。
医生忙得来不及填写化验单，索性把验血者的姓名、GPT指数写在一张大纸上张榜公布。
尽管之前已有所准备，但来势汹汹的甲肝大暴发还是让各家医院措手不及。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这家医院当时在天通庵路上，平时是条安静的小马路。
时任院长巫善明讲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医院名字里有“传染病”三个字，一般人对这里多少有些忌讳。
“阿拉医院，差头（出租车）不来的。医院要修理啥，水工、电工都是阿拉自家上。”
这场疫情之前，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职工纷纷在职代会上要求医院改名字。
卫生局领导也觉得应该帮忙“解决困难”，曾提议将医院改名为“沪江医院”。
就是这样一个平日里让人退避三舍的医院，在1月里突然闹忙起来。
290张肝炎病床一下子就全部住满了。
加上其他科室，医院总共有500多个床位，依然无法收治所有的甲肝患者。
巫善明只得硬着头皮想办法：“阿拉把医院会议室、浴室、自行车棚，统统开成病房。”
“反正能够利用到的地方，全部利用起来了。”
除了天通庵路上的总院和同心路上正在造的分院，巫善明又“征用”了一所正在放寒假的学校和一幢刚造好还没投入使用的居民楼。
“阿拉等于开了四个医院，增加到1200多张床位。全市各种严重的、有并发症的甲肝患者，全部到阿拉医院来了。”
五
传染病医院所遭遇的床位紧张问题，只是全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上海各家医院所有的病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而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数以千记。
前面提到的寿幼森夫妇和蒋建新被查出甲肝的时候，恰恰是高峰时期。
所以，他们均被要求回家“自我隔离”，定时来医院配药、验血。
“我有老同学、老同事生过这种毛病的。我印象里，一有这种毛病就被关进医院隔离病房了。”寿幼森说。
“我被查出来以后心想：是不是我也要被关进去啦？人家讲，侬想也不要想了。”
寿幼森住在富民路上的新式里弄里。
听说夫妇俩患上了甲肝，住在楼上的父母和哥哥都有点“警惕”。
“因为阿拉卫生间是共用的。”他说。
“当时姆妈有个老保姆，也是阿拉弄堂的，言话多煞了。阿拉夫妻俩只好缩在亭子间里不出来。”
看到全市的这种状况，市政府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
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口号是“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一时间，工厂的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新建设的小区……甚至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室都变成了临时甲肝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尚未有人入住，也被“征用”了。
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创造出了10多万张临时病床。
寿幼森夫妇所在的单位也在想办法。
他妻子在加工厂工作，隶属于卢湾区百货公司。
“卢百货”把复兴中路、靠近重庆南路的两幢老洋房辟为职工临时病房。
“这种隔离病房，阿拉开玩笑叫‘集中营’。”寿幼森说。
“名额有限，我跟老婆讲，侬快点住进去吧，有正常的治疗总归好一点。”
这个“集中营”，寿幼森去看过。
“有点像电视剧里打仗战备时期的景象。房间里大通铺，靠墙两排床，当中还有一排。没地方睡的打地铺。”
很快，寿幼森的单位也开设了隔离病房。
“相当远，在杨浦区的民府路上。”想来想去，他没有住进去。
“阿拉老婆已经关到‘集中营’里去了。儿子只有4岁，送到丈母娘那里。”
“我假使再住进去，格辰光连BP机也没，两头没法联系。一家人分在三个地方，格事体有点可怕。”
与此同时，蒋建新对口的中山医院住不进去，也在家自我隔离。
过年前家中有了一桩大喜事，但又因为他患上甲肝变得喜忧参半。
“格辰光不是刚刚结婚吗？老婆怀孕了。阿拉两个担心我生甲肝对小孩有影响，差点想打掉。”
更为棘手的是，上海一些孕妇自己患上了甲肝。
巫善明回忆说，刚开始，有些产科医生对甲肝不了解，认为孕妇得了甲肝就要人流。
他和时任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陈如钧马上在全市产科医生会议上宣传，甲肝不会引起胎儿畸形。
许多得了甲肝的孕妇都往传染病医院送，医院里收治了好几十个大肚皮。
1988年，传染病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甲肝产科病房/张明 摄
传染病医院还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毛毛头”一起住院。
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为了“好白相”，给宝宝舌头上舔了舔。
没想到妈妈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六
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走在马路上，人家不停地在看侬面色。假使侬面孔蜡黄，人家肯定躲得远点。”寿幼森说。
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更不敢互相敬烟了。
“那个时候招待人最上档次的就是板蓝根了。到别人家去，不上茶的，直接一杯板蓝根泡上，每个人都喝得有滋有味。”宽带山上有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说。
49路公交车穿越半个中心城区，沿途经过7家医院。
时任《文汇报》记者郑重当时去医院采访经常坐这路车。
卫生防疫站的抽样调查显示，车内拉手98%是阳性，带有甲肝病毒。
调查结果公布后，郑重再乘这辆车，发现不少乘客戴上了白手套。
向拉手的地方看去，一片白色。
板蓝根成了上海最受欢迎的药品，各地生产的板蓝根都往上海运。
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
1988年3月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报道
其实，甲肝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疾病，治疗方法主要是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
但病人不吃药就不安心。
于是，谢丽娟“发明”了一种“大锅药”：把茵陈、甘草、大黄等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煮，到吃药的时候每人分上一碗。
“说实话，每人喝的这碗药里究竟有多少药的剂量，我们并不去计算它。这是一方‘安慰剂’。”谢丽娟多年后接受访谈时说。
有人从板蓝根里看到了商机。
巫善明听病人家属说，隔壁邻居跑去安徽大量收购板蓝根，运回上海后高价卖出，发了笔横财。
板蓝根、茵栀黄、丙种球蛋白等治疗甲肝的药品成了黑市的抢手货。
当时，南京东路、湖北中路和浙江中路这三条路的交汇口上是上海华侨商店。
店门口有一群“打桩模子”，社会上什么最紧俏，这些黄牛就换什么。
郑重惊讶地发现，一盒售价2元的板蓝根冲剂，在这里要用两三包剑牌香烟来换。
要知道，一包剑牌，黄牛要卖8元。
而7元5角一支的丙种球蛋白，在这里身价与一条剑牌相当。
巫善明也记得，当时一盒茵栀黄可以换一张电视机票子。
“这多少抢手啊？像阿拉单位里，一个季度不晓得才有几张电视机票子。大家都想要，要靠抽签来分配。”
连各种营养品也销量大增。
郑重后来在记录上海甲肝大流行的报告文学《黄色龙卷风》中写道，由于各行各业都有人因甲肝病倒，市政府提出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发电厂、公交公司、煤气厂等行业的劳动力。
为此，各个单位赶紧买来人参蜂王浆、中国花粉、雀巢奶粉、强化麦乳精、杏仁露等等，发给职工，要求他们增加营养，增强抵抗力。
“一个家庭如果有4个成员在工作，就会不约而同地领来4份营养佳品，4盒蜂王浆，4盒青春宝，4盒……“
“包装盒子或袋子，这时又给城市带来新的垃圾灾难，使清洁工人不得不通过新闻媒介发出呼吁：请市民们自爱，不要再给清洁工增负担。”
“医生也在通过新闻媒介警告市民：甲肝期间，饮食宜淡，营养过剩，当心发生脂肪肝……”
七
1988年的春节是2月17日。这个年，上海人是没法好好过了，走亲访友的气氛冷淡了不少。
1988年小年夜，《解放日报》头版刊文，奉劝市民少出门。
对于陈静（化名）来说，这个年更是过得一片忙乱。因为，她在大年夜那天查出甲肝，被“关”进去了。
在发现启东毛蚶有问题之后，市政府已下令禁运、禁售毛蚶。
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市面上仍有漏网之鱼。
几个星期前，陈静和同事聚会时就吃了毛蚶。
她回忆说，其实吃的时候，他们医院的甲肝病人已经多起来了。
“听讲床位不够，新买了好多病床。”她说，“吃毛蚶的辰光有点侥幸心理。”
结果在年前，她发现自己有点低热，上腹部有饱胀感。
大年夜这天一验血，果然GPT高了。
这天晚上，陈静的妈妈在家不是忙着烧年夜饭，而是在忙着消毒。
“当时阿拉女儿还小，只有三岁不到。我快点叫阿拉姆妈把所有被头汏脱，一家门大扫除。哦哟，吓煞了！”陈静说。
在上海，谈“甲肝”色变。在全国，谈“上海”色变。
1988年3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报道
原本响当当的“上海”两个字，现在变成了“甲肝”的代名词。
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
上海人到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是“客满”；上海人到饭店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给他们单独划定了区域。
就在上海被“嫌弃”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
谢丽娟后来回忆说，上海市委担心邓小平的健康，提出以前每次文艺演出结束以后，小平同志都要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这一次，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
那一年的除夕夜，邓小平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
演出结束后，他不仅和演员们握了手，还亲吻了一位小演员的脸颊。
1988年除夕夜，邓小平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亲切握手／崔益军 摄
用谢丽娟的话来说，邓小平的这次来访对“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八
在陈静的印象里，自从她被“关”进医院后，甲肝病人开始少了，“戛然而止”了。
1988年2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曾做过甲肝隔离点的学校被严格消毒，全市中小学如期开学。到3月
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海甲肝感染者超过35万人，死亡31人。
从死亡率来说，上海的收治水平超过了国际水平。
不过从感染人数来看，这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实际携带病毒的人数可能还不止。
巫善明指出，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临床的4倍，被称为“隐性感染”。
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要知道，1988年的时候，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
不管怎么说，甲肝风波终于渐渐平息了。寿幼森夫妇、蒋建新和陈静先后痊愈了。
陈静记得，医院里紧急购买的病床后来没处放，50块一张“贱卖”给了单位职工。
上海人脱离“甲肝”的恐慌后，开始想着怎么赚钞票了。
那一年，上海人流行去日本留学，寿幼森所在的车队里一下子走了三个。
“阿拉老朋友，伊拉特地上门来打招呼：哎呀，寿幼森，侬这个机会错过了。不然跟阿拉一道出去‘扒分’去了。”
留在上海，因为市场经济逐渐活跃，出租车司机的赚头也不错。
一年之后，寿幼森跟老婆开玩笑：“侬当初吃毛蚶，起码吃脱我一只彩电。”
意思是一年没正常开出租车，损失了将近三千块。
蒋建新夫妇还好没有把孩子打掉，在1988年8月底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小生命。
巫善明好不容易松了口气，但因为甲肝暴发期间太过劳累，心肌炎复发了两次。
“大家讲，‘传染病医院”蛮好的，阿拉这个名字不要改了。”巫善明说。
“因为格辰光整个社会了解阿拉工作了。阿拉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有一种职业自豪感。”
1988年6月《解放日报》报道，卫生部拿出30万奖励医务人员。
上海人不大提起那场使得人人自危的甲肝大流行了。
只有在挤公交车的时候，有时忍不住会互相嘲两句：
“侬肝气太重了！”“侬哪能从隔离室跑出来啦？”“碰到侬这个甲肝真倒霉！”
当然，那场甲肝疫情给上海留下的印记还是有的。
从此以后，上海人的餐桌上少了毛蚶这道美味。
“以往过春节的时候，上海人有一道冷盆叫‘银蚶’，也跟着一道消失了。”一同参与撰写《黄色龙卷风》的时任《文汇报》记者叶又红说。
更深远的影响恐怕在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上海的防病工作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
跑了多年医疗新闻的叶又红说：“通过这个大事件，上海培养了一支防御能力比较强的医疗队伍。”
“后来在防治“非典”和禽流感的时候，上海就很有章法了。”
（本文部分背景资料参考上海辞书出版社《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一书《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章节，以及郑重、叶又红、蒋树芝所著报告文学《黄色龙卷风》。）
－ END －
写稿子：韩小妮/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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