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迎來“中國時刻”
田飛龍
作者賜稿 儒家網 發佈
原載《香港商報》特約專欄
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八壬午
耶穌2018年8月20日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生產力革命，也是思想與制度革命。
1970年代改革前夕，大陸著名經濟思想家顧準先生在歷史反思基礎上提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命題，為中國改革開放進行了某種思想性奠基。
改革開放意味著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的經驗理性迴歸，意味著回到常識層次重新審視和規劃中國的“現代化”路線。
改革迴歸經驗理性，從人的基本尊嚴及需要出發，尋求人性與體制的重新適配，尋求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秩序，尋求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調的國家秩序常態化。
這些確立於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共識今天依然有效，成為指導國家繼續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經驗法則。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意義不僅在於自身的現代化，更在於為人類和平發展尋求“第三條道路”。
20世紀後半期的美蘇冷戰，其本質是西方現代性兩條道路的價值與制度競爭。
蘇聯道路是馬克思主義與蘇聯革命及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實踐框架。
從價值上看，蘇聯也曾試圖建立“社會主義命運共同體”，但其文化傳統底板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及帝國遺產妨礙了這一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之民主法權的建立，最終導致這一陣營瓦解及自身的憲制崩潰。
中國在1949年建國後的“一邊倒”帶來了如何面對蘇聯霸權的國際政治難題，但第一代領導人的獨立自主性格與政治智慧最終確保了中國的主權地位與發展利益。
蘇東劇變標誌著蘇聯式全球化路線的失敗。與之比照的是美國式全球化。福山以“歷史終結論”為美國式全球化高唱讚歌，充滿意識形態的理想化色彩。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則提示了世界繼續衝突的可能性，因而更具現實主義取向。
蘇東劇變以來的30年是美國式全球化由盛轉衰的30年，特朗普當選與歐盟的“逆歐盟化”使得西方模式被歷史“祛魅”，而民主的普遍民粹化則導致世界政治發展逐步喪失了單一性與確定性。
中國改革40年的全面發展，是對美蘇兩種全球化模式的實踐揚棄與制度競爭。
作為文明古國及地緣政治大國，中國在二戰後的世界秩序變遷中具有重要地位，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及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結構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主題與進程。
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關於經濟建設中心地位及和平發展作為世界主題的政治判斷與相關的國內政治決斷安排，使得中國在世界體系歸屬上快速脫離蘇聯體制的僵化影響與羈絆，接軌上經濟全球化的主流體系並展開卓有成效的學習和模仿。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西方主流世界看來是一種“體制變軌”，是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學習甚至崇拜，因而抱有一種關於中國民主化的樂觀主義立場。甚至伴隨改革進程的中國自由派也一度認同及支持這一樂觀立場。
從現象上看，改革的中國逐步接納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似乎越來越像西方。
但這些樂觀的觀察家們忽視了八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的區別性特徵，忽視了中華文化內在的政治智慧與韌性，也忽視了中國模式內在的原創性及與西方制度的可競爭性。
2018修憲及中美貿易戰，標誌著這種樂觀主義的邊緣化，彰顯西方對中國發展“自主性硬核”的誤解誤判，中國與世界關係進入重新理解的過程之中。
2018年，我們站立在世界歷史的新起點上，以十九大報告和修憲後的憲法新秩序為根據，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軌目標成為新時代共識。
擺脫美蘇分別施加給中國的“制度規訓結構”，走出符合自身文化傳統及政治體制的現代化道路，開啟中國引領的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新週期，這就賦予了中國改革40年的發展以世界歷史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成為超越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同體”及美國的“泛民主化共同體”的第三條全球化道路。
這一新道路建立在穩健的價值哲學基礎之上，是對中國古典之天下主義、中國共產黨之國際主義及改革開放之和平發展主義的會通融合，是東西方關係重新平衡、全球治理制度更加民主平等的新範式。
這一新道路並非泛泛的觀念革命或哲學規劃，而是有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實踐支撐。
港澳社會於此，則有著“再國際化”的重大歷史機遇，否則必然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而“一帶一路”的基本發展模式，正是根源於中國改革40年形成的國內發展經驗。
將自身經驗反哺於世界，從世界中來，到世界中去，這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辯證法，也是中國文明之天下觀的理想追求。
總之，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決定性走全球化道路的40年，其國內的經濟成就與制度化成果，均根源於對全球化過程的積極參與。
但中國絕不僅限於被動參與，還需要正當合理地制定新規則。
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相繼經歷了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的式微，看到了西方現代性內部隱含的文明優越論與政治霸權主義的致命缺陷，看到美國模式正陷入逆全球化與民主民粹化的病理狀態，從而以自身的真實經驗、政治理解、哲學判斷與實踐理性，從容推展“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性建構。
這意味著，“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正在到來。
中國的政治體制、哲學社會科學、技術文明及民族心智，與充分擔當這一世界歷史使命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的探索與創新空間。
但，新世界秩序的曙光已經閃現，這是美國貿易戰無法阻擋的，也是固步自封的舊意識形態無法阻擋的。
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曆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譯有《聯邦制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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