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入流行的“意义漩涡”
学者谭光辉说:“我们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是看文学史说了什么。而是看它没说什么。”面对浩若烟海的文学史,这是勇者的眼光,独辟蹊径而从迷津中为我们找出新路,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没有比这更为重大的使命了。其作《中国百年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变迁(1900—2010)》(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版)上下两卷,近900页的巨著,是下苦工夫之作。从晚清总结到新世纪,上下110年,时间跨度大。更值得称道的是,这是一部为文学史开辟新研究方法之作。
谭光辉所选的课题,是所有的文学史中让人颇为头痛的流行文学。小说本身就是用来流行的,是闲言碎语、稗官野史,让引车卖浆的平头百姓仰天大笑或涕泗滂沱的。因此,不流行就不成其为小说。同样,谈流行文学而不说流行,这是违反题中应有之义的“错逆比喻”。虽然有甘愿写小说而束之高阁的自命清雅者,恐怕此种做法,是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史就是小说流行史。
但是,流行又是个“千面怪兽”,是个脾气不可捉摸的“狐精”。即使是负责包装明星成名的包装公司,也从来做不到一包一个准:签约十人,能成一人,已经是上上大吉,可以用来炫耀了。
小说的流行,其规律更是无从捉摸。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史家在流行的“漩涡”里打转:一边说大众的趣味决定了叙述的流行,一边又不得不说小说的流行决定了大众的趣味;一边看到流行小说使出版商趋之若鹜,一边又不得不看到出版商用各种手法制造流行;一边找到证据说流行小说决定畅销榜,一边又找到证据说小说之流行被畅销榜决定;一边明白文学史应当重视流行小说,一边又责怪文学史过于被流行小说所吸引;正在说小说为了普及更多读者,它的使命就是流行,同时又说小说一旦流行就不得不“俗”,因此追求流行就是“媚俗”;前面说批评家不应当忽视一个时代大众的共同想法,接着又说分析大众风尚并不是文学史家的任务。
以上的矛盾解释,恐怕两边都是对的,文化现象本来就经常像漩涡一样打转。面对这个充满漩涡的洪流,研究者不得不心生畏惧:流行到底有无规律可循?没有规律,文学史又如何书写?于是,许多文学史作者“学乖”了,他们找到了捷径——描述现象、罗列事实,这使得当今以材料考证为主的风气大盛。如一本当年书店自印的坊间小刊物,就可以考证出一篇大文章。或者是只谈某种流行与某种文化气候有关。
而谭光辉不然,他是个专门挑危险的激流漩涡纵身跃下的弄潮儿:越是水情险恶,越显智者本色。这部90万字的专著,非但不回避流行小说引发的各种理论难题,而且在现象的描述中贯穿了辩证的理论立场。
文化现象的本来形态就是意义“漩涡”,面对两个平行的解释,可以有几种处理方式:“辩义”解法决定一对一错,一个取消另一个;“反讽”解法决定一主一辅,一个拿另一个作为背景衬托。而“漩涡”的解释,就是在同一层面的解释中,两个看来矛盾的解释同时有效,双方并不互相取代,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靠,形成一个有你才有我的解释回旋。欲“对付”流行小说始终未能解开的诸种难题,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立场。我理解谭光辉的雄辩,就是以这种“漩涡解读”为主要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能“看到文学史没有说什么”,看到文学史的进展。
这部流行小说史让我们明白,不善于利用解释“漩涡”,不善于内化冲突,就难以彰显文化本有的多模态、多元性。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就可避免写出一本虽可“自圆其说”,但却罔顾文化复杂性的所谓历史。就这一点而言,谭光辉完成的不仅是一本流行小说的文学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可以为文化运行的本质性“漩涡”形态去蔽。
本文刊载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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