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非法組織敢象“法輪功”一樣以中共“頭號”敵人自居，公然對我進行思想滲透和實施和平演變，且手段如此之卑劣、行為如此之反動、時間如此之長久。“法輪功”等邪教組織為什麼這麼邪？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反動能量呢？這是我們開展反邪教工作十多年來不容忽略的一個問題。以“法輪功”為代表的我國現代意義上的邪教，它作為一種在思想上、行動上具有反正統性、反社會傾向的極端主義異端教派，它不僅具備一般邪教的基本特徵，而且有其非同尋常的特殊性。這就需要我們從解剖它的“實質”入手進行深層次分析和研究。
“法輪功”不在“功”，而在“邪”。踐踏人性、反對科學、禍亂社會，是世界上一切邪教的共同特徵，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組織也同樣如此，綜觀李洪志及其“法輪功”邪教組織的全部行徑，人們不難發現，“法輪功”除具有一般邪教的共同之處外，還有它的獨到之處——以“功”掩“法”，瞞天過海。李洪志在推出其歪理邪說之初，為掩蓋其邪教本質，採取以“功”掩“法”的卑劣手法。“氣功”作為一種集調心、調息、調身融為一體的心身鍛鍊方法，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氣功醫療”更是我國傳統醫學的“瑰寶”。正是看到這一點，李洪志最初便通過氣功雜誌大肆宣傳自己和“法輪功”，並且於1993年申請加入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從而使之有了立足生根的“藉口”。李洪志的根基站穩之後，他就不擇手段、不遺餘力地通過貶低“氣功”來抬高自己。如他在《轉法輪》一書中說：“前些年有許多氣功師傳功，他們所講的都是祛病健身那一層次的。真正往高層次傳功，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因為它不是一般人傳得了的。”又如他在北京“輔導員”會議上說：“我們一上來就是在高層次上談修煉的問題，將來不要再說什麼氣功、氣功的問題。”通過李洪志這些言行可以看出，李洪志初期講點兒“氣功”，不過是想借助氣功旗號，利用一些群眾通過氣功強身健體的願望來發展自己的邪教組織而已，他的目的不是在“功”，而是邪，真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法輪功”不僅“邪”，而且“反”。李洪志及其“法輪功”曾再三表白不參與政治，說：“修煉的人無須管人間的閒事，更不要參與政治鬥爭，也不投靠任何國內國外的政治勢力”（《精進要旨》96頁），可後來，特別是政府宣佈“法輪功”為邪教組織，並依法予以取締後，李洪志之流竟威逼利誘“法輪功”痴迷者公然與政府對抗，甚至在舉國迎春的喜慶時刻，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一個萬眾矚目的地方搞“自焚”，有意製造政治事件，造成流血衝突，謀求“國際干預”。截至到2004年11月，“法輪功”組織竟發展到與“臺獨”、“民運”等敵對勢力密謀策劃，拋出了“九評共產黨”系列反動文章，已公開亮出了反華反共的旗幟，進一步加緊與各種敵對勢力合流，積極充當反華反共的“領頭羊”，瘋狂炒作並不擇手段地向境內傳播“九評”，企圖掀起反共的惡浪。他們極力插手境內群體性事件，頻繁聯絡境內敵對分子及對社會不滿人員，企圖將各類群體的利益訴求引向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將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由非對抗性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矛盾，將群體性上訪事件轉化為“街頭政治”，企圖通過推行“顏色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國家政權。大量事實表明，“法輪功”已完全撕下了“不搞政治、不反政府”的外衣，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和“臺獨”分裂勢力所豢養、以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為目的、以邪教方式進行活動的反動政治組織，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我們同“法輪功”的鬥爭，已成為對敵鬥爭，成為顛覆與反顛覆的政治鬥爭。
“法輪功” 不但“反”，而且“繁”。美國在其“反恐”戰略得手後，進一步謀求在全球的霸權，對我遏制傾向明顯增強，我國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外來壓力增大，對敵鬥爭進入複雜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加大對“法輪功”的支持是一種必然，我們同“法輪功”的鬥爭更加複雜。現在“法輪功”已具備了搞所謂通過“街頭政治”推翻現政權的諸多要素：其一，“法輪功”已成為境外敵對勢力中的核心骨幹力量。其二，經過多年的經營，“法輪功”形成了以“明慧網”、“大經元時報”、“新唐人電視臺”、“希望之聲廣播電臺”等完備的反動宣傳體系。其三，邪教的產生和發展蔓延在中國有一定的社會、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法輪功”目前所缺的就是反共反政府的突破口。“法輪功”極力插手國內群體性事件，目的就是尋找突破口，以便在此基礎上，通過“街頭政治”方式進行反對黨和政府的活動，以實現其“天鵝絨行動”計劃。
可見，同“法輪功”鬥爭性質的改變，跟深刻而複雜的國際背景分不開，我們與“法輪功”的鬥爭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升級了；我們不是沒有事情可做了，而是工作任務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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