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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政治天空終於露出了一道光。1972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團。
對習近平來說，入團之路如同勞動時走的山路一樣，蜿蜒曲折。
在遠離北京的梁家河，那頂看不見卻又無時不在的“黑幫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來。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早年，他與劉志丹等戰友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其後又與陝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據地，為長征中的紅軍提供了寶貴的落腳點。毛澤東數次讚譽習仲勳，稱他“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62年9月，習仲勳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反黨問題”被康生誣陷為“利用小說反黨”並被專案審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習近平插隊的時候，陝北對他父親的批判仍在繼續，人們很難想象，報紙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習近平來讀。
那個年代，這頂“黑幫子弟”的帽子足以壓垮任何一個挺直的脊樑。對“黑幫子弟”來說，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的，招工、上學、當兵、入團、入黨都與“黑幫子弟”無緣。儘管在梁家河這頂帽子終於被換作“可教育好的子女”。
而這次入團，倔強的性格卻幫了他。
入團申請書寫好後，習近平把大隊支部書記請到了自己的住處，吃了一盤炒雞蛋、兩個饃。飯後，他問：“我的入團申請書你該遞了吧？”
“我怎遞？上面都說你是可教子女。”顯然，大隊支部書記與上級交流過習近平的事。
“什麼叫可教子女？”
“上面說你沒（與你父親）劃清界限。”
“結論在哪？一個人是什麼問題，得有個結論。我父親什麼結論？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支部書記被他說動了，就下決心說：“那就往上遞。”
不久，習近平知道了結果。
從公社回來，大隊支部書記對他說：“公社書記把我罵回來了，說我不懂事，這樣的人，你還敢遞？”
“我是什麼（人）？我幹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麼不對？”
習近平不認輸，第二份、第三份······不停地寫著。他堅信自己的父親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我那時已沒有那種悽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多，壞人會越少。”
公社團委幹部劉明升找到他，跟他聊了好久後，站在了習近平一邊。第八份入團申請書遞上去後，終於獲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團員。
插隊的生活一直不是風平浪靜的。在習近平申請加入共青團時，一些舉報他的“黑材料”也隨他來到了梁家河。劉明升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後，斷定那些舉報材料是陷害，當著習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燒掉了。
1973年8月，梁玉明問習近平：“想不想入黨？”習近平說:“很難。”想到入團的經歷，他有理由說很難。“你不要求進步，怎麼能發展你入黨？”梁玉明用了激將法。
於是，梁玉明當了習近平的入黨介紹人。入黨申請書寫好後，梁玉明上報公社，同樣捱了一頓訓。
“你膽子真大，敢介紹‘黑五類’！”公社一位副書記看到申請書，同樣這樣說。
“上面有政策有文件，父輩有問題，不該影響孩子，關鍵是要表現好。你不批是你的事，但我不能不對他負責。”梁玉明辯解道。
回到梁家河後，梁玉明說：“不要怕人家不批，你應該要求進步。”
習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筆，一份一份，直至寫到第十份，才獲得批准。
其實，習近平能入黨，不只是因為他不斷地寫申請才獲得批准的。
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申昜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紅軍的後代，作風務實，有見識，敢擔當。他認為知青有文化、有想法，比地方幹部眼界寬，先後提拔使用了陶海粟、蔡玉珠、邢孟蘭、孟霞、孫立哲等一批知青。這些北京知青中有許多人的父輩都曾在延安工作學習過，申昜把他們看作是陝北的孩子。
那時，習近平剛剛結束了在趙家河的社教工作，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開始了。梁家河姓氏複雜，宗族矛盾尖銳，如何調整大隊領導班子成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務。在農村，大隊一級的帶頭人既要有能力，又要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在考慮誰當梁家河的帶頭人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習近平。習近平是知青，與村裡人沒有家族關係，處事又沉穩，在村裡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梁家河社教工作組很快形成了統一方案，提議由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並上報上級黨委。聽了社教工作組的彙報後，縣委書記申昜說，習近平有能力，社員擁護，又多次寫申請，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我們應該支持他。
1974年1月10日，公社黨委批准了習近平的入黨申請，接收他為黨員。隨後，梁家河大隊推選他為黨支部書記，原黨支部書記梁玉明轉任大隊革委會主任兼黨支部副書記。
習近平終於迎來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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