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开国后，到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的时候，契丹拥铁骑十余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强国，已经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耶律德光和后来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很相似，都是北方草原诞生的气魄宏大的英主，都是对中原汉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身边也都聚集着一批中原的汉人士大夫。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耶律德光不满足于仅仅当契丹的可汗，而有志于做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在唾手而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就没有强行在当地推行契丹制度，而是很有创造性地推出了胡、汉并行的“南北面官制”，即实行一国两制，在以幽州为中心的汉人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汉制，允许汉人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发型、服饰等生活习俗。
并放手重用韩、刘、马、赵等当地的汉人大族直接管理，因而很快就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多数当地人的真心拥戴。相比于后来金朝一度强迫金统治区内的汉人剃头辫发，清军入关后更下野蛮血腥的“剃发令”，耶律德光的民族政策显然是相当开明的。
正因为有在燕云地区成功的经验，耶律德光对自己坐稳中原的皇位信心十足。大同元年（947）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
他一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专门登上了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就于开封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胡族贵族、汉人官僚们的簇拥下登上帝位，将“大契丹国”改为“大辽”，并改元为“大同”元年。
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时候，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执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装束。元代学者胡三省就此评论说：“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其实，不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国”为“大辽”，意指“蕃汉一家”，与后来忽必烈改“大蒙古国”为“大元”，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华夷的共主。
至于“大同”的年号，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最为有名的《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是儒家学说当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最为美好的理想时代。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谐、最太平的时代的意思。
中国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开以“大同”为年号，公开以“大同”为目标，辽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从中不难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壮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们后来所打出的治国旗帜，也是复“三代之治”，即超越汉、唐，重建“大同”。
从这个角度上说，耶律德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先行者。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康有为也曾以“大同”为标题，写下了著名的《大同书》，集中阐发他所理解的理想社会。
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统者，不得为正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是由中原华夏还是边地夷胡来具体地实现“大一统”，则是第二位的。当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还必须“以夏变夷”，即服膺华夏文明。“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胡族若服膺华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则要开怀接纳，彼此无间。
大同元年（947）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统天下的强大铁骑，又主动地“以夏变夷”，服膺华夏文明，还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兴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坐稳中原的皇帝。
当耶律德光入主开封时，冯道对他所说的：“此时天下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其他大臣也再三向耶律德光表示：“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骗耶律德光高兴的鬼话。
当耶律德光征召各地的节度使入朝表态的时候，多数的藩镇节度使们虽然各拥兵马，但也是飞马进京，争先恐后地向耶律德光上表称臣。“大同”的太平旗帜，无疑是有强大的号召力的。
可惜的是，耶律德光设想的、已经在燕云地区初步实现了的“蕃汉一家”的局面，并没有在中原大地如期出现。
在短短一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中原各地反而很快是烽烟四起，驱逐契丹人的民众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耶律德光懊恼地说：“我没有想到中原的民众竟然如此难以治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当中驳斥道：“中原的民众，困于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为盗，哪里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显而易见，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耶律德光本人的失策、辽军以占领军自居的凶暴和倨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
耶律德光后来在撤退时总算是恍然大悟，他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纵容士兵掠夺粮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财，三是不早放各节度使还镇。我有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应当的。”这个说法，倒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实事求是式的自我批评。
曾经彼此冲突的两个兄弟民族的了解乃至和解，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
时间偏偏没有站在耶律德光一边。那一年的夏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三月的开封城已经是烈日炎炎，耶律德光和契丹将士都来自经年冰天雪地的东北，习惯了寒冷气候，实在无法忍受酷暑，只能是被迫北返。四月初一，耶律德光离开了开封。
在北返的途中，他仍然是雄心不已，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他还自信满满地说：“只要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太平不难指掌而致。”然而，就在当月的十三日，耶律德光就因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此时，距离他进入开封，才只有112天；距离他在开封称帝，更只有82天。
耶律德光壮志未酬，他的“大同”梦，只做了82天就破灭了。辽太宗终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做成华、夷的天下共主。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
辽太宗死后，契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重新回归于“草原本位”政策，不再主动大规模地南下中原，更无一统华、夷的雄心大志，连他的“大辽”国号，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的时候也被改回为“大契丹国”。
即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契丹国“萧太后”萧燕燕，她虽然挥师南进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距开封城仅一河之隔，但她的目标仍然不过是以战迫和而已。这对此后历史的走向，究竟是福邪、祸邪？恐怕是很难做出判断的。
若天假其年，耶律德光果真实现了以大辽为主导的华、夷大一统，是不是后汉的乱局以及北宋、契丹之间惨烈战争，就很有可能避免了呢？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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