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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帝都北京搬到魔都上海，魯迅伯伯發現自己低估了魔都的居住成本。在帝都，他租得起大院子，也買得起大豪宅；在魔都，就算是他這樣社會地位的名流，掙的錢也不夠買房，也只能暫時租住在景雲裡的石庫門亭子間裡。
不奇怪，不要看現在帝都魔都的房價差不多，退回去幾十年，北京的房價不但比上海低得多，甚至連廣州杭州南京這些都比不上。當北京的房屋有119萬間時，北京的常住人口也才只有150萬。房多人少，租房比買房更適合。
所以租房就成了當時北漂的第一選擇。冰心他爸從國外回來，一家人租了一棟堪比王府那麼大的宅子，後院寬敞得可以開遊樂場。胡適1917年從美國回來到北大當教授，租的四合院月租也就20塊大洋，而胡適的月收入是兩百大洋起。就算不是胡適這樣的海歸精英，低收入人群像丁玲這樣的文藝青年也能找到地方棲身，房子破舊但租金便宜，幾塊大洋而已。
但破房子住得實在不舒服。丁玲和胡也頻這對小情侶收入低，好一點的房子都入不敷出。他們曾經跑遍整個北京城，見到招租廣告就去看房子，看完之後就嘆氣，因為錢不夠。
當然魯迅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到北京後在紹興會館租住了好幾年，直到將近四十了，才買了八道灣十一號這座大宅子，房子好幾十間。
雖然跟周作人後來鬧翻搬出來，但魯迅跟著又買了一棟小院子，佔地400平米只需要800塊大洋，而當時魯迅一個月的收入就是三四百大洋。
但魯迅去了上海之後，才知道魔都的房價會吃人。在上海租一座小房子，每月房租加上“巡捕捐”，足足160塊大洋。半年的租金，就可以在北京買一座院子。即便經濟寬裕如魯迅，1927年剛到上海時也不能租好房子，只能先在虹口景雲裡的石庫門亭子間裡棲身。
魯迅當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茅盾和葉聖陶當時都是他的鄰居。這些文壇大咖地位和收入都不低，但比起上海的天價房租，他們只能負擔起這樣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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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間是這樣的：馬路兩邊一排排小里弄，里弄兩邊一座座石庫門。進門是一個小天井，天井另一頭是兩層或三層的小樓，樓下客廳樓上臥室。上下的樓梯建在小樓背後，樓梯旁是小廚房，小廚房上面再搭建一個小臥室——這就是亭子間。廁所？不存在的，只有便桶。
早在魯迅來當滬漂之前兩年，郭沫若就從日本攜妻帶子回國來租住在這樣的亭子間裡，跟其他租戶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水龍頭。每天弄堂里人聲鼎沸，叫賣聲麻將聲敲鐘打鑼聲，基本沒有一刻安寧。房間窄小，郭沫若往往剛一動筆寫作，就被孩子的哭鬧打斷。
梁實秋則對來自樓下的一切都印象深刻，在《亭子間生涯》裡他寫道，“廚房裡殺雞，無論躲在哪一個角落，都聽得見雞叫；廚房裡烹魚，可以嗅到魚腥；廚房裡生火，可以看到一縷縷的青煙從地板縫裡冉冉上升……”要想體驗人間的煙火氣，亭子間倒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不要以為這樣的房間條件差，能租亭子間的幾乎都是白領或是中產階層。上海的衣食住行，被“住”弄得焦頭爛額的大有人在。在街上看到的西服筆挺、衣著光鮮的俊男靚女，要是跟蹤他和她到棲身之地，住在亭子間甚至樓梯下小隔間的屢見不鮮。
就算是這樣，也還有大批滬漂咬牙堅持，因為當時上海實在是當時中國發展機會最多的城市。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的稿費一個月六七塊大洋，到了上海就猛增為一百多大洋——然而房租當然不會給他們攢錢的機會。為了省錢，他們跟單身好友沈從文在法租界善鍾路合租一間房，房子裡除了一桌一椅一木床之外，就只剩一塊地板。於是沈從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頻睡地板。
因為合租同居這事，丁玲後來總是被人指責生活作風有問題。後來他們還是搬走了，在永裕裡找了個單間。沒有廚房用，煤油、米袋、爐子和碗筷全放在床底下，要做飯吃就從床底下拿出來，不用了就要趕緊放回原位——不然就沒有走動的地方了。
但亭子間終究條件太差。魯迅忍了兩年多之後，搬到了北四川路公寓裡的公寓套房。後來的張愛玲，一成名就跟姑媽合租公寓。公寓的條件比亭子間好多了，但價格也貴不少，一個人負擔實在是問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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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房價為什麼會那麼離譜？因為它是鴉片戰爭國門被打開以來開埠最早、外資投入最多、發展最國際化的城市。沿著外灘一堆建築，全是外國商人的產業——而且只租不售。
除了洋人，還有權貴的富二代也是大房產主。李鴻章的兒子、盛宣懷的女兒，都是在上海有大量房產的主，一條街都可能是他們名下的產業。每年就算什麼也不幹，光收租金也是日進斗金，完全不存在坐吃山空的問題。與之相比的是下層貧民，公務員的薪水只夠租最便宜的房子，而一旦失業生計無著，除了離開就只有跳江了。
高房租雖然不會讓每個人都去跳河，但至少會讓許多人不會考慮生孩子——生下來就是為了再度降低人均住房面積的？1931年，在戰爭和瘟疫都還沒爆發的第一季度，上海的生育率已經低於死亡率0.6個百分點了，全市超過45%的育齡女性選擇不生孩子，一定要生也只生一個。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月報》給出的解釋是：大家不生孩子不是相應政府號召提倡節育，而是生活居住成本太高——何必讓下一代也跟著受罪。
逆流而上的只有迅哥兒。1929年，魯迅在亭子間裡迎來了兒子周海嬰的誕生。第二年5月，全家搬到了幾百米之外的公寓裡，條件好了不少。再過三年，搬到了大陸新村租住獨門獨戶的洋房，一直到去世。
雖然上海買不起房的人千千萬萬，但像魯迅這樣雖然買不起但能逐步改善租房條件的，也還是少數。更多的人是隨著房租的升高，熬到實在呆不下去的時候離開。
買不起房子，所以不敢生孩子；房租漲了，收入卻原地踏步。這樣的生活七八十年以前，就已經是大都市的常態。連魯迅這樣的大V，也不是想住哪裡就能住哪裡的，又何況萬千不為人知的螻蟻小民。時代來來去去變了又變，生活的艱難卻週而復始一遍又一遍，從來都不變。
參考：李開周《民國房地產戰爭》；黃強《趣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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