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李鸿章的欺瞒经验谈起
在我们这旮沓，欺瞒上级领导是官员极其司空见惯的现象，没啥好稀奇的。懂得如何欺瞒上级领导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李鸿章却将之视为独门秘籍在俄罗斯大加传授。
1896年初，清政府派李鸿章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典礼。为了将沙皇的典礼仪式办得有特色高水平，俄国方面花费了重金进行筹备，在全国各地都为沙皇的加冕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然而由于官方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上，由于人数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了严重拥挤踩踏，竟然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
李鸿章很关心俄国官员对于这件事的处置方式，他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作了肯定回答，李鸿章摇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李鸿章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李鸿章的做法遭到维特的鄙视和讥讽。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参见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维特感到幸运当然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但俄国与中国曾经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欺瞒上级领导也曾经是俄国的传统。
2.波将金村的诞生
俄国人在欺瞒上级领导方面敢于创新，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波将金村”样板。
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战功卓著、聪颖过人，一次，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波将金干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贫困肮脏的村子装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西方人少见多怪，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称为“波将金村”。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1796在位）是俄国最为著名的女皇，后世尊称其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主张开明专制、严厉的法治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俄罗斯帝国向南、向西扩张，从奥斯曼帝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手中将包括新俄罗斯、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右岸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库尔兰在内的大片领土纳入囊中。三次瓜分波兰，对土耳其作战取得黑海沿岸地区，并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因治国有方、功绩显赫，当时使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才干与名气也闻名海内外，成为俄罗斯人心目中仅次于彼得一世的一代英主。就是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也被下属所欺骗，留下历史笑话。
在1762年推翻丈夫彼得三世的政变中，一名叫波将金的年轻骑兵军官表现较为积极突出，受到了叶卡捷琳娜的注意。政变成功后，叶卡捷琳娜重赏所有参与政变的人员，在请功表上，亲手把原来拟定给波将金授予的骑兵少尉军衔改为上尉。从此叶卡捷琳娜对波将金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
波将金一直在前线带兵作战，直到12年后的1774年，波将金接到了叶卡捷琳娜的亲笔信，召唤他回圣彼得堡。波将金想都没有想，立刻打了报告，离开驻地，动身回圣彼得堡觐见叶卡捷琳娜。此后波将金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最著名，也是权势最大的情人。波将金几乎就成了叶卡捷琳娜的左右手，所有军国大政，几乎全部出自叶卡捷琳娜和波将金二人之手。直至逝世，波将金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二号人物，而他对叶卡捷琳娜也始终一往情深，挚爱如初。欺骗女皇的正是这个波将金将军。
1787年1月18日，踌躇满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圣彼得堡查尔斯科耶皇村起驾，开始了她浩浩荡荡南巡的旅程。女皇时年58岁，自33岁登上沙皇的宝座已经进入第25个年头。经长时间精心准备的南巡既是庆祝登基25周年的欢庆之旅，更是显示女皇统治政绩的政治之旅：为了向国外显示在她治理下俄罗斯的强盛，她还专门请欧洲列强英、法、奥诸国公使与其同行，在旅行期间，还与奥地利皇帝、波兰国王进行了会谈。
早在俄国并吞克里木之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兼面首波将金( 1739-1791)，就建议女皇作巡视克里木之旅。前面提到的南巡的路线、交通工具、后勤保卫……总之，女皇、高官、使节这一大帮难伺候的贵人在巡视期间的吃喝拉撒睡，以及路途上所听的音乐，均须波将金操心、负总责——而以后被人们称为“波将金村”的“欺骗性的布景” 当然也是南巡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1784年秋，女皇南巡的意向已确定下来，，在波将金的主持下，详细的巡行路线、精确的日程安排在1786年已编制完毕，并铅印成册。女皇以后的南巡，总体均按此计划实行。
在景色美丽的第聂伯河航行的御船上，女皇不时会看到如画的村庄、向她山呼“乌拉”的健壮的村妇，英俊的哥萨克人。“如画的村庄”可说真正“名副其实”——像画一样画出来的村庄：修葺、粉刷、油漆装饰一新的农舍，用类似舞台上的木头画布布景挡住的破败的茅草屋。在这样的背景下，哥萨克人表演骑术，士兵穿着新军服在操练，农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则唱起了民歌、跳起了土风舞……待女皇的船队一过，这些赶场的“演员”们就连忙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连牛羊也担当起“演员”的角色，在这里、那里演了一出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剧——这就是波将金一手炮制出来的在第聂伯河畔海市蜃楼般子虚乌有的、在以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波将金村”。
当然，“波将金村”的一些破绽即使在船上也并不难发现：怎么有些人的面孔一再出现？作装饰的同一块挂毯既出现在这个村又出现在下一个村？然而隔岸观景，从大面上还是过得去的。女皇是那么兴高采烈，不要说俄国人对这些破绽噤若寒蝉，就是外国的贵人们在当时也是三缄其口，齐声附和。只要对显示女皇的文治武功有利，女皇在具体的行程、细节上就会给以居高临下的配合：绝不偏离原定的路线和时间安排。女皇与波将金有着特殊关系，他们互相心照不宣地配合、串通好的联合演出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南巡有着多重政治目的。其中之一是她希望全力支持波将金在南方取得的成就。多年来，他在朝中的宿敌一直不屑于他的付出，他们断言他只是在浪费，甚至是盗窃巨额资产，迄今为止国库已经划拨了数百万卢布，用以新地区的发展。波将金自己十分清楚如果叶卡捷琳娜此次南巡大获成功的话，那么从此将无人再敢对他横加指责，反过来，南巡一旦失败，他的地位便会土崩瓦解。此外，他也明白欧洲各国也都在关注此事。因此，他力劝叶卡捷琳娜将各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纳入随行队伍，以便他们将亲眼目睹到的一切报告给各自的政府。
为了这场重大活动波将金使出浑身解数，他的组织能力和哗众取宠的能力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甚至对庞大的皇家车队每天晚上的停靠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了解决这批游客的住宿问题，他专门修建并租借了一批民房、公馆和豪宅；对于举行舞会、烟火表演和庆典的场地他也作了一番精心的挑选。他命人专门建造了一批奢华的巨型帆船，以供女皇和其他宾客们取道第聂伯河，一路南下。他还印制了“导游”手册，对游船将经过的第聂伯河沿岸的市镇村落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并标注出船队每日出游的里程数。因此，为了自己的前程，弄虚作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考证，一种得到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认为，“波将金村”一词最先出自德国人W.黑尔比希1797-1799年发表在汉堡《密涅瓦》（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杂志上的回忆连载文章上。黑尔比希1787至1796年任萨克森驻俄国公使馆秘书，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巡视克里木这件轰动俄国和欧洲的大事正好发生在他在俄国任职其间。他的连载文章，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和重视，1808年被译成法语，1811年被译成英语，于是，“波将金村”一词在19世纪的欧洲渐渐流传开来。
日复一日，“波将金村”便用来专指用以掩盖负面状况的假话或赝品。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已经变成了固定用语。参见（美）罗伯特·K·迈锡著；徐海幈译：《通往权力之路：叶卡捷琳娜大帝》，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
3.皇帝与下级官员的信息博弈
欺瞒上级领导，是专制统治的重要特征。皇帝委任官员统治地方。地方官员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政绩的好坏和个人的前途由皇帝说了算。因此，夸大成绩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就成为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难道不怕皇帝知晓实情吗？由于天高皇帝远，信息传输渠道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无法知晓地方实情，因此隐瞒不利消息并不存在多大风险。
相反，说实话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说实话的成本要比撒谎的成本高昂许多。下级官员如果不经过滤地把一线的负面信息如实告诉上级领导，丢官丢命也不足为奇。
汉武帝时颁布沈命法，以严刑督责和惩治捕盗不力的官吏。《汉书·刑法志》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盗贼蜂起。“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林，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谁不怕死呢？应对沈命法的办法就是隐瞒盗贼消息。由于新法严苛，在推行之后，小官吏畏诛，发现了盗贼不报告，瞒着让事态扩大，任由上一级的官吏来负责任。上一级的官吏得知真实情况时，局面往往已不可收拾，只得伙同下级官吏一起蒙骗更上一级的官吏。
朱元璋对于下级官员欺瞒上级领导的做法是深有体会的。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朱元璋就发了一通感慨。他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吴思《潜规则》一书中有篇《皇帝也是冤大头》的文章，其中介绍了皇帝与下属官吏的信息博弈。
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觉得很冤，第一步就是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无奈何这些御史不仅可能被收买，甚至会强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实行了这第二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皇帝自以为得意，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这么贪得无厌的家奴，派去监视他（当然是互相监视）的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却给皇上写报告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 皇上回答说：知道了。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这个冤大头做的太大了。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们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即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崇祯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比如，前面说的那位钱能，是让皇帝当冤大头的高手。不幸的是，他被调到南京当官，与他搭班子的是他的死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时任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大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吴思的《潜规则》真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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