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园冶》的流传及近代的再发现

《园冶》成书于崇祯四年(1631年)刊行于崇祯七年(1634年),是现存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造园专著。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得窥中国古代造园理法的必读文献。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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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书命运多舛,刊行之时遭逢明清易代之乱世。此后的三百年间,虽曾被伍涵芬、汪宪等人收藏,并有华日堂、隆盛堂翻刻、翻印,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一度沉寂无闻。作者与书皆鲜见于明清文献。

在清代,有多部《园冶》流入日本,其中只有两部全本:一部明版《园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一部清代隆盛堂以原刻版易名翻印的全本保存在京都大学,其余皆为抄本。

《园冶》一书的传入,对日本的造园学、文学和美术等领域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造园界人士对《园冶》推崇备至,将其誉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桥川时雄称其为“造庭的指南书”、“时代文学读本”。佐藤昌认为《园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涵盖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理论的精髓,更在于这些理论和思想对现代园林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日本古代造园书籍相比,“并没有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将理论性的原则与实用性的手法相结合”(田中淡)。此书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1930年代,由于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阚铎等人的不懈努力,以北京图书馆所购明版《园冶》残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该书藏本之复本,参照校录。陶湘将之收入《喜咏轩丛书》(即喜本);之后阚铎等人校核图式、分别句读,由中国营造学社重刊(即营造本)。其中营造本影响巨大,特别是陈植先生以其为底本注释《园冶》,目前《园冶注释》一书是研读《园冶》的最佳书籍。

明刻本的价值与特征

非常遗憾的是,自《园冶》传入日本后,国内已无一部完整的原版《园冶》,只有残卷。目前所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所藏明刻本《园冶》是海内外唯一一部原刻全本,堪称正宗,弥足珍贵。

该藏本为三卷三册,开本长约28厘米、宽约17厘米,封面标有“园冶”二字,封二有“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的楷书阳文圆印、“扈冶堂图书记”的篆书阳文方印;卷一包括《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等篇,正文前有阮大铖《冶叙》(崇祯七年)与计成《自序》(崇祯四年),而无郑元勋《题词》(崇祯八年),可知该版当于崇祯七年(1634年)刊行;卷二全册为《栏杆》部分;卷三内容则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篇。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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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刊: 失传三百余年的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明刻本来了!

早在2013年,曹汛先生就曾提议重刊明版《园冶》,并试图托请日本友人代为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寻找明版《园冶》并获取影印件,其后因查明该图书馆所藏为抄本非明刻本且手续复杂而作罢。2015年因建工出版社制作《园冶注释》(第二版)(重排本),为咨询原版图式情况而请教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傅凡老师,得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有明版《园冶》全本,并转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周宏俊老师帮忙联系复印该书。

几经周折,于2016年3月获得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明版《园冶》电子版。经由周宏俊老师联系日方获得首肯,经建工社王莉慧副总编辑在社内积极争取选题立项。2018年4月,本书终于得以重刊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

内容编排和书籍设计

本书的主要部分为冶叙、自序、卷一至卷三的明刻本影印内容;书后收录了孟兆祯院士等国内专家的三篇专题文章。

正文采用带涂层的特种纸。各卷之前采用草浆纸作为隔页,并分别引用1847年刊《鸿雪因缘图记》中的“无锡寄畅园”、“南京随园”和沈复所绘“如皋水绘园旧址图”,作为隔页插图;图皆印金,文字烫白漆片。前、后两部分之间设水墨画拉页,印元代倪瓒的《容膝斋图》。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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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的雕版十分精美,为了更好地呈现原书内容,并使之与新排的内容(总目录、各卷隔页和正文后的三篇文章)有明显区分,正文采用黑、专两色印刷。将明版的内容衬以10%专色,新排的内容则不施底色、直接排印于正文纸上。图式部分为专色,文字部分为黑色,层次感立现;专色的设色既鲜明,又不过分出跳。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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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装帧精美,封面于特种纸外裱丝光棉,布面以白漆片烫《鸿雪因缘图记》的“无锡寄畅园”图。函套采用特制加厚瓦楞纸制作,其外裱超感纤维纸并模切梅花窗图式,梅花窗的位置恰好露出寄畅园图局部。封面书脊处和函套正面均以黑漆片烫“园冶”二字。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对日本造园学、文学和美术领域影响深远

本书试图以现代的设计手法、制作工艺和纸张材料,完美再现明版《园冶》精美的雕版效果及其典雅内敛的古书韵味。

出版意义

本书的出版乃是我国园林界的一大幸事,读者自此可以一窥明版《园冶》的原貌。学界大家积极襄助,中国科学院傅熹年、常青两位院士为本书撰写推荐信,争取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惜未能入选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工程院孟兆祯院士撰写《书垂世范》一文附录于书后。时值中央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次重刊将会助推中国园林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的国际传播。同时,此举也将谱写《园冶》传播史、研究史的新篇章。较之八十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努力,真正是“得复此书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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