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多年前，古苗人已经培育了水稻，在洞庭湖西畔留下了彭头山文化遗址，与古羌人的大地湾文化、中原古苗人的贾湖文化处在同一时代。随后，彭头山文化发展成为城背溪文化，到7000多年前古羌人的仰韶文化开始时，古苗人的文化依次发展成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分别对应仰韶文化的前期与后期。到4800多年前，比庙底沟二期文化稍晚，比龙山文化稍早，江汉地区的古苗人进入到石家河文化时代。 这5000多年下来，两湖古苗人的文化范围，不断的扩张，他们从最初的三峡到洞庭湖沿江一带，持续往北扩展，逐渐填充整个江汉平原。到了4700多年前，东羌入侵中原苗羌族群的时代，石家河文化还逐渐扩散到南阳盆地，传说中的蚩尤、共工氏的下王岗文化也被石家河文化同化。 而到了4100年前~4000年前之间，石家河文化逐渐衰落，龙山文化尤其是王湾类型龙山文化的因素，在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普遍出现。这一现象与传说记载中的禹征三苗恰好吻合。
而一大部分古苗人迁离南阳盆地，在后世也有迹可寻。这些古苗人从南阳盆地往南方迁徙，他们主要的迁徙方向是鄂西、湘西的山区，在那里，他们开辟山间的峡谷平原，将农业带到山区，淹没山区原先人口稀少的欲裂部落，形成群蛮。 在上古，苗、蛮是同一个词，发音也几乎一样，都接近于孟。蛮在后世还将不断被平原上的中原人同化，最终到宋明时期，剩余的蛮人形成了苗瑶族群，遍布鄂西、湘西、贵州、广西等地。 在今天的苗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些史诗歌曲，比如，“夏人驱赶我们是上高岭，没有田地我们自己砍，没有田地我们自己挖”。再比如《流离迁徙芦笙》中唱到，“我们苗家的天完了，我们不愿意给夏人当奴隶，那些夏鬼，抢光了我们苗家的财物，烧光了我们苗家的房屋，血跟沟流，血跟路流，我们苗家没有住处，我们苗家没有立足之地”，“别人有家，我们苗氏没有家，我们像铁鹞子和燕子去去游荡天涯”。“各个村寨扭成一路，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去”，“手拉着手我们去渡河，手拉着手我们翻山越岭”。 还有一部分古苗人曾经臣服过古崇国，接受崇族人的殖民统治，但是最终无法忍受崇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语言、服装等生活习惯和礼仪，选择了迁离故土，进入山区。这一部分氏族部落，将他们的这段记忆编成史诗歌曲流传下来。 “我们讲苗话，夏人要咒，我们吹芦笙，夏人要骂，我们穿麻布衣服，夏人也要乱叨，苗家穿裙子，夏人也要乱造，我们苗家伸不起腰，我们苗家抬不起啊！” 与之相对应的，是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也就是古崇国人的文化渗透到了南阳盆地的中北部，在淅川、南阳一带留下了几个村社遗址，而且不久后就随着中原的王湾文化演变为二里头文化。这也就意味着，古崇国人的一些氏族定居到了南阳盆地，建立了据点。而这一部分崇国人，试图强迫古苗人改变他们的文化，但终于有引起了古苗人又一轮移民潮。
但是并非所有的古苗人都离开南阳盆地南迁，还有不少人留在了故土，他们以南阳盆地、江汉地区常见的一种灌木作为自己族群的名称，这种灌木名称叫做牡荆，又称作楚。 人们常用楚来制作刑具，鞭打犯人，如同儿时调皮捣蛋后被父母用来教训我们的小树条一样。所以才有苦楚、痛楚等词，提到楚就意味着疼痛和苦难。 所以这些留下来的古苗人，就逐渐被成为楚苗，苗蛮同词，所以楚苗就是楚蛮。这一名称可能反应背后的历史是，古崇国人殖民南阳盆地，把古苗人看作贱民奴隶，一言不合就用荆条（楚条）鞭打，逐渐使楚蛮(苗)成为南阳盆地古苗族群的代称。 但这只是猜测，也有其他可能。比如楚生长旺盛，侵入农田，使得这些古苗人深受其苦，而且开垦新的农田也要披荆斩棘，重点砍伐这些楚，从而逐渐将楚作为族名。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总之，这些被中原部落征服而且留在南阳盆地的古苗人，最终有了新的称呼——楚蛮(苗)。 从4000年前左右开始，楚蛮生活在南阳、江汉地区，他们的文化继承于石家河文化，又被王湾文化-二里头文化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到了3600年前左右，楚蛮各部坐看中原大乱，迎来一支中原迁徙来的逃难部落，他们将组合成中原部落为贵族、楚蛮为平民的新方国，这就是楚国的起源。 那么，3600年前左右的那场中原大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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