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從自耕農到罪犯，士兵的成分發生變化了
我雖然說皇帝畢竟比這個從草根階層上來的貴族集團有著更多的可以調動的社會資源。但是他為什麼就敢碰這個問題呢？畢竟此時的軍權其實是在衛青手中的。外戚真正之權重，漢興以來，未之有也。漢宣帝也算是英明君主，但是到後來居然不能將漢元帝換了。到了後來的漢成帝和漢哀帝對於沒有軍功的王氏家族卻是毫無辦法，什麼人都在給王鳳、王莽說好話。可見，真正的鬥爭的結果是需要實力來說話的。衛青集團和漢武帝發生矛盾是一碼事，而漢武帝能夠逐漸打擊這個集團卻不影響大局，則是另外一碼事了。
但是這兩碼事又是一碼事，就是自耕農這個社會基層在衰敗。衛青集團其實已經背叛這個階層而成為大貴族，大地主階級。自然也就不能在全面代表這個階級了，不能再真正獲得這個階層的擁護了。即使這個階層還擁護，其影響力也再逐漸下降，因為另一個新興的階層出現了，而且成為漠北大捷之後六年後的軍隊主力——這就是從部分自耕農和從這個階層掉下去的更低一個階級的人群。這才是漢武帝不懼衛青的根源。
《漢書石奮傳》附錄的石慶的傳記介紹：“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這年是衛青去世的前一年，前107年。一個巨大的喪失了和土地等生產資料的階層出現了，引起了社會巨大關注。當時的丞相石慶為此上書請罪做自我批評。
在這之前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帝國其實已經將注意力轉到了這個階層了。為了征服南越，朝廷派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鹹會番禺。”注意，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主力成分是罪人。使用囚犯打仗。而不是自耕農階級的良家子了。嚴格說，罪人和流民還不是一個概念，但是喪失土地，則成為共同特點。這次戰爭是漢帝國戰爭史的一個轉折點，當然也是社會屬性轉變的一個轉折點。衛青是不可能影響這個階層的。這才是漢武帝的底氣。另外，伏波將軍路博德是霍去病手下的，這於衛青即使有關係，也不會太近了。武帝打壓衛青那麼明顯，他還敢上前去拍衛青的馬屁?
徵朝鮮，也是用的罪犯。《史記朝鮮列傳》、《漢書朝鮮列傳》都是記載：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
在朝鮮戰事中，漢武帝誅殺了一個叫“衛山”的特使，他是因為前線兩個將領不協調而被武帝派去與朝鮮君主衛右渠勸降，結果沒有被處理好，耽誤了事，被武帝殺了頭。之後過了一年多，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將軍衛青薨。可能這個衛山是衛青的什麼人，讓衛青晚年受到打擊吧。
其實這不是關鍵的，關鍵的是在這之前，雖然的幾個大的方向的軍事行動，依然有衛霍集團的人在其中起到重要。
但是自此之後，漢武帝才開始扶植第二個軍事統帥，貳師將軍李廣利。李廣利受命征伐大宛，打著去大宛要汗血寶馬的名義，發動了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結果我們知道第一次打敗了，損失極為慘重。第二次，漢朝則使用多達六萬的軍隊再次討伐大宛。通鑑記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這還不算那些自己帶口糧跟隨出征，找機會的。
而到了天漢二年，即前99年，李廣利再次出兵匈奴天山的時候，李廣的孫子居然是帶了五千步兵從居延往北走了千里。步兵行千里戰匈奴，這基本就是送死去了。可見，當年的以騎兵為基本作戰力量的自耕農階層衰落到什麼程度了。據李陵自己跟漢武帝說他帶領的人居然是荊楚一帶的人。這就等於說六郡良家子快到了無人可用的地步了。因為得使用完全不適應氣候的南方人了。
可見，李廣利時期的軍隊成分遠不能與衛青霍去病時期相比了。囚徒自不必說，惡少年，大多都是喪失產業的，沒有正當職業，有違法亂紀行為的年輕人。類似城市無產者或者是鄉村喪失土地的農業無產者階層。使用這個階層的人進入軍隊，是漢武帝晚期軍隊成分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
如果我們說軍事統帥是他身後領導的軍事力量的代表的話，那麼此時的李廣利其實就是代表這批人，總的看是代表了漢帝國近乎喪失產業的這批人，這當然也是缺乏秩序性的一批人。這樣一批別動隊性質的人去打仗，那結果，幾乎不問可知。他們是去找機會的，是為了自己的未來的利益而奮鬥的。這樣的人在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後就出現了，打著漢帝國的旗號去西域討生活。與西方資產階級全球殖民時期的那些在四處冒險的人幾乎完全一樣。
在征伐南越的時候，卜式還代表經濟獨立的下層呼籲大家捐獻財產，但是到了李廣利時期，卜式的人物就消失了。而卜式本人也因為經濟政策與武帝相左而被武帝掛了起來。
如果說在漠北大捷之後到衛青死之前，武帝對衛青集團的力量是限制性使用，那麼衛青之後，則是對他的力量極大限度地不用了。之所以說是極大限度地，是因為還是在使用部分人，比如那個徹底斷送李陵的公孫敖。這個人一直碌碌無為，但是卻依然被使用。而這個讓李陵步兵五千全軍覆沒，導致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就徹底成了當年的自耕農階層解體的標誌。一部分完全成為墮落的大貴族，一部分則分化為無產者。自耕農肯定還是存在的，但是作為影響左右帝國方向的階級，這個階層正在快速消失。威震西域的名將陳湯其實就是類似無產者了。而趙充國幾乎可以說是最後的良家子的代表了。而馮奉世家族到了元帝、成帝時期就是帝王擺放在宮中的忽悠良家子階級的花瓶。當這個花瓶在哀帝朝也被砸碎的時候，漢帝國其實就壽終正寢了。
從矛盾論的角度講這個階段是矛盾雙方既聯繫又鬥爭的階段，而且是鬥爭的方面日益擴大，直到巫蠱之禍，雙方矛盾徹底破裂。這個舊的矛盾體就不存在了——雖然有剝削和壓迫，但是畢竟勞動者和生產資料還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又產生了新的矛盾體，那就是大地主大貴族階級和城鄉無產者兩大基本階級——這個新的兩極在經過大量的中間環節之後構成了新的時代的基本結構。
這種歷史現象出現在文帝時期，但是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階級則是漠北大捷以後，武帝使用罪犯充軍這個時間節點。而這個階級成熟的標誌就是李夫人的兒子，李廣利的外甥劉髆天漢四年，即前97年被封為昌邑王。這一步是對太子的地位影響及其大的。其他的燕王，齊王，廣陵王都沒有掌握軍隊這樣的外部條件。而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強有力的外家支持，其實根本沒戲。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漢武帝扶植李廣利，雖然不一定說就一定要扶植李夫人的兒子，但是去掉太子劉據的決心應該是下了。強有力的外家是太子執政的基礎，而沒有這個基礎，就是在臺上也是坐不住的。衛青死後，漢武帝沒有再繼續扶持出一位衛家集團的人來，就是最好的說明。太子的姨父公孫賀雖然出將入相，但是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過是一頭被武帝養肥了好宰的豬。之所以沒有馬上在衛青死後廢掉太子，那不過是因為條件還不成熟。而大主意，武帝應當是下的了否則不會扶持李廣利。我們說過李廣利是新興的無產者的代表，這是否換太子，是由不得武帝自己的，是時勢所然。
當無產者成為帝國軍隊的重要組成力量的時候，那麼，無產者在其他領域也必然開始產生重大影響。
這時候巫蠱之禍就到來了。
額外補充一句，武帝之後，立太子制度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就是在武帝之前，文帝之後，是皇族對立太子影響最大。惠帝，文帝其實都是軍功貴族扶立的，但那是開國特殊時期。而武帝之後到哀帝，就轉換為朝中大臣，也就是貴族擁立太子了。皇帝不過是最後一道手續而已。
八，巫蠱之禍前的武帝佈局
雖然在第二年正月，以巫蠱的理由殺了公孫敖——武帝幾乎等於切掉了野戰部隊中衛青一脈最重要的力量。注意的是，路博德人家是霍去病的人，與衛青還是有些距離。
這似乎讓太子方面的政治危機立刻變得黑雲壓城了。因為這幾乎是太子最後在野戰部隊，特別是可以抗擊匈奴的部隊中的最後一根稻草。但這根稻草還是被武帝乾淨地、利索地拿走了。
這自然也是對李廣利一派的重大支持。但是，接著是整個以太始為年號的四年，李廣利這邊再也沒有進步。很是奇怪！
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在太始三年，劉弗陵出生，漢武帝給鉤弋夫人的寢宮的宮門起名叫堯母門。也就是說，武帝在李廣利一派之外又安排了一支力量預備著呢。局面不僅複雜了，而且是更為詭異了。因為這不符合漢朝的政治傳統——這是一支沒有外家的預備役。
李廣利這一派的江充在這年擔任水衡都尉，武帝徹底將財政大權交給了這一支。水衡都尉最關鍵的是造錢，直接管控著經濟的 命脈。這實際上就等於斷了太子一脈的財政來源了。因為這之前江充已經得罪了太子了。這是在拿下公孫敖之後對太子一脈的更進一步的打擊。拿下公孫敖是斷了太子的兵源，讓江充當水衡都尉，這是徹底卡死太子的一切行動，相當於將老虎推入地窖之中——沒錢，你什麼都幹不了。這裡就直接點出了公孫敬聲挪用北軍軍費1900萬錢的理由了。來錢的正常渠道沒有了，只能來歪的了。
太始四年，漢武帝祭祀了一次漢景帝。這是在《通鑑》中絕無僅有的一次祭祀漢景帝的記載。通鑑記錄是：“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按照一般的心路歷程，我覺得這應該是跟他老爸獨自進行心靈對話去了。估計是，晚年才感到父親的偉大。安排接班人的事情，只能從他父親那裡吸取政治智慧了。值得注意的是漢元帝晚年想換太子也是參考漢景帝立漢武帝的思路，可惜漢元帝和他老爸想換他一樣，都沒有換動。而漢武帝接班人的安排與漢景帝的安排幾乎非常相似。先安排一個接班人佔坑，然後再慢慢挑選。最為關鍵的是武帝的母親王夫人這一脈其實社會力量很弱。沒有真正的實力。而後來武帝安排的漢昭帝，就更沒有什麼外家的影響了。漢昭帝的外家沒有一個當官的。從人情來看，只有這種時候，才是下大主意的時候。以景帝配高祖，這如果不是去向祖宗的神靈問計接班人的事情，還有什麼呢？這年的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這應該是武帝向傳統的神彙報心中的想法。泰山那裡是決定，和泰山的神彙報，而這還要跟傳統的五帝來彙報。這一年其實就是武帝一個人反覆思考的一年。當向雍的五帝彙報完之後，來年三月借立新趙王的事情吐露出自己立儲君的思想：“無咎無譽。”
通鑑記載：
徵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而多欲，正是汲黯給武帝的評價。可以說至少再太始四年武帝就確立了新時期的指導思想：無咎無譽。而新時期的思想路線確立之後，就開始調整組織路線了。這時候巫蠱之變，就在這年開始了。
九，巫蠱之術，下層人的武器
我們看到操弄巫蠱之術的人其實都是下層人，或者是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因為這些惡毒的害人的東西是見不得人的。巫蠱成禍，在漢代並不少見，但是唯獨巫蠱之禍是帶有普遍性，全局性的，而且是大量的，大面積出現的。因此，與當初的陳皇后和後來的成帝的許皇后案件都不是一個概念，那個是個別，而這個是普遍。而普遍性的東西必然要有現實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就是新興的丞相無產者及其罪犯這個集團。是漢帝國最下面這個承載著無限苦難的階層。巫蠱之術這個滿載著巧妙和惡毒的工具與這個階層的地位是及其吻合的。這是武帝晚期這個巫蠱之禍的特點。
有人從常理推測說，這巫蠱之禍，李廣利應該是參與了，但是從文字記載看，沒有什麼蛛絲馬跡。推測李廣利參與的，也只是從巫蠱之禍後可能獲利的人這裡估計。這種從道德的陰暗面來看問題，其實倒是很有道理。但是這畢竟是一種猜測，而非證據，而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的出身職業與江充的妹妹的職業一樣，則是一個強有力的旁證。而巫蠱之術，恰恰是下層人常用的辦法。
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是娼妓，是唱歌的出身，這當然不是正當職業，是在耕種土地之外的職業。《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兄妹都是音樂人才，這就肯定是非主流家庭出身了。巫蠱之禍的重要人物江充，他的妹妹也是這個職業。《漢書江充傳》：“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可見二人的出身其實都是一樣的。屬於下層社會出身。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產者。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說：“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唱歌的為當時人看不起。李廣利和江充家族的地位不問可知。
而李廣利參與巫蠱之禍的最大證據其實是劉屈犛直接參與了巫蠱之禍的事件。劉屈犛動手在先。漢武帝在答覆田千秋讓他“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時候說：“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人匈奴，有司無所發，令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這是巫蠱之禍結束後的事情了。武帝直接定性巫蠱之禍的真正的發起人是李廣利和劉屈犛：“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這裡已經提到了，當江充沒有什麼發現的時候，這個劉屈犛就親自動手了。而劉屈犛和李廣利是兒女親家！長期以來，我們都把巫蠱之禍的責任推到漢武帝身上，說他老糊塗了，還把責任推到了江充身上，說他奸詐狡猾。而都忽略了李廣利和劉屈犛。而劉屈犛加入巫蠱事件，其目的性是不言而與的，就是要拿下劉據的儲君之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借鍋下面”。這也就是為什麼劉據在殺死江充後立刻衝入丞相府的原因。
劉屈犛幫助李廣利要拿下衛太子這個看法，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鑑論》中明確提到了：
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闢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為解散也，豈繄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為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
可以說巫蠱之禍其實就是漢武帝和李廣利集團互相利用的結果，但是無論如何，消滅衛太子集團則是他們的共同目的。這是下層的無產階級在帝國政壇上試圖成為主宰力量而曇花一現的事件。
我們說過李廣利是無產者的代表，而這剛剛喪失了土地的無產者，在本質上是無序的社會力量。這點反應在教養上就是昌邑王劉賀這個荒唐皇帝的違背禮教的行徑了。這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是一個缺乏教養的爆發戶的後裔。所以，作為類似別動隊——漢代惡少年的代表人的外孫，實在是再能說明他的出身不過了。霍光主持下廢掉劉賀，幾乎沒有引起任何風吹草動，上下一致贊同，這麼大的事情，進行的居然很順利則是極為少見的。說到底，這個短暫的實驗——讓無產者來執政，其實是失敗的。這是一股破壞行動力量，是社會作為一個體系的自身的否定性力量，是漢帝國前進道路上的清道夫、開山斧、破碎機！他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卻不是目的，他只是漢帝國前進的一個環節。從歷史的循環看，這與之前的陳勝吳廣，之後的更始皇帝劉盆子，都是一路之人。
將巫蠱之禍與下層人聯繫起來，真正能說明的則是公孫賀逮捕的朱安世。公孫賀作為丞相因為兒子挪用北軍軍費一千九百萬錢，要用逮捕朱安世來向皇帝贖回兒子。朱安世則告訴他你逮捕我就意味著要滅族了。果然，朱安世從獄中上書控告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和公主私通，然後搞巫蠱之術詛咒皇上。一查真有其事，然後滅族。《通鑑》記載：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徵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俠客是地下世界，是黑色世界，是以暴力的方式維護著社會的道德底線。當人們不能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中找到安全，那麼俠客世界存在的理由就有了。俠客，不過是無產者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而公孫賀要逮捕朱安世，就是要與這個地下江湖的世界開戰了，就是與無產者完全站到對立面了。毫無疑問，巫蠱之術，唱歌的女人，俠客，喪失土地和產業的青年，這幾乎就是漢武帝晚期社會底層的基本顏色了，在這裡還不算奴婢。在這個層面是沒有約束的，只有能與不能，敢與不敢了。偷偷地卻又是大膽地使用巫蠱之術，是非常符合這個階級的特徵的。陰暗而又富有冒險精神。目的未嘗不是正義的，但是手段只能是邪惡的。用卑劣的手段來實現善的目的。
可笑的是現在衛太子的一邊和李廣利的這一邊其實都是處於弱勢的，兩個弱勢的階級卻要進行殊死的博弈，因此，巫蠱之術，雙方完全可以都用。巫蠱在這裡不過是個手段。而衛太子這邊的手段明顯更少。巫蠱之術就成了最為廉價的反擊工具。注意，此時衛太子的錢袋子也沒有了。
另外一個人，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就是那個小黃門蘇文。江充在擔任繡衣使者的時候，就與宮中的黃門官建立了聯繫。
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逾侈。貴戚近臣多奢僣，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這種宦官當然是出身地下了。江充與蘇文建立聯繫是自然的。當武帝讓蘇文幫助江充去調查太子是否搞巫蠱之術的的時候，就是證明了二者其實是一個派別的了。
另外，關於俠客和宮中的關係，《漢書》記載一個叫萬章，字子夏的俠客。在萭章字子夏，在長安城西柳市，很有威望，幾乎是地下世界的頭，號稱“城西萭子夏”。他的職業是京兆尹門下督，有次跟隨京兆尹進內廷某給宮殿，侍中諸侯貴人爭著要給他作揖行禮，都沒有人搭理這個京兆尹了。搞得京兆尹好沒面子，以後再也不敢帶他進宮得瑟了。這個人後來還和內廷元帝、成帝時期的石顯是好朋友。而石顯當時卻是天子身邊最親信和有權力的人。這幾乎讓我們看到縱然是天子也有條線可以通向俠客這個地下世界。
無獨有偶，清嘉慶朝的林清事變其實就印證了俠客和太監的聯繫是有著必然性的。都是底層出身。俠客的能力，此時的俠客絕不是獨行俠，而是集體作案的。
林清事變大體情況是：1813年，清朝爆發天理教起義，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趁京城的兵力空虛，防衛鬆懈。天理教100多人潛入京城，在內線太監的引導下闖入宮中，最終在清廷援軍的圍攻下，被迫撤退。
這樣，我們從俠客階層，內宮宦官，外廷的江充，勾畫出了一個畢竟完整的處於底層社會的比較複雜的社會勢力圈層。這些人還有著支援者，比如宦官黃門姚定漢跟蘇我一起把衛皇后埋了。還有侍中僕射莽合羅和他弟弟。他們織成了一個包圍圈，將太子和衛家的殘存勢力包圍在核心，就等待著時機開始獵殺了。
而這個時機其實就是逼迫太子劉據動手的那一刻。而且他們早就在漢武帝的默許下把手成功地深入了北軍，並獲得了軍心。我們可以看前面的關於江充的材料，他通過懲罰貴族子弟，給北軍輸送軍費數千萬錢。如果看《鹽鐵論》江充的作用更大了，已經成為可以左右帝國財經的人物了。那麼他要是給北軍送錢，那可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為北軍其實就是抗擊匈奴的野戰軍，是朝廷的主力部隊。我們知道誰控制軍隊誰就是這個帝國的主人，而誰控制軍隊的錢袋子，那麼誰就控制軍隊。不幸的是，漢武帝的外甥，公孫賀的兒子太僕公孫敬聲，居然擅自挪用一千九百萬北軍軍費。他將手伸向北軍的錢袋子，是有邏輯的，因為這些錢都是他那幫子貴族狐朋狗友的子弟們不情願掏出的錢，否則就不能出入宮廷。這些傢伙們能嚥了這口氣？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衛太子此時已經沒有錢了，培養自己的勢力，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因此，一面是這些大少爺們背後忽悠，一方面是衛太子窮得叮噹，火燒眉毛。兩股原因，一起發力，結果導致衛家勢力全部覆滅。
當然，軍心其實還是要從民心來。任安鼠首兩端，最終決定背叛太子，其實就是看到了長安城中的百姓反對太子而都聚集在丞相那邊了。利用市井的力量來反擊權貴，讓那些就以被壓制的下層對皇權貴族，腐敗的太子爺及其同黨們來個天翻地覆，長安的人民怎麼會不樂意呢？別忘了現在的長安市井的基層其實是被俠客世界所控制的。而這個勢力階層就是反對太子一系的。
公孫敬聲及其貴族子弟的夥伴們喪失了軍隊的支持，讓軍隊站到了江充那一邊；而公孫賀逮捕朱安世，讓長安的底層社會又佔到了太子的對立面了。這樣，長安其實就沒有什麼人支持太子了。太子徹底被孤立了。
如果我們遙想當年，衛青以大將軍之尊為被移民於關中的大俠郭解說話，就該知道，公孫賀其實是違背了這個集團的一個基本原則：要聯繫江湖而不是得罪這個階層。但是公孫賀終究還是違背了。這不是以他的志願為轉移的，頂級的完全從自耕農這個帝國的中產階層異化的貴族階層，就是吸榨底層血液的，不背叛都不可能。衛青死後，公孫賀自然成了這個集團的核心。可是他是個扶不上牆的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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