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月河川道・历史上以产沙金驰名，唐代《六典》上就有汉阴贡金的记载，而黄金在汉之际地位极高，《史记·平准书》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因此，可以这样说，铜钱上涂金，一是表示该地有丰富的黄金资源：二是用黄金来夸耀生前身后的财富”。从而也说明战国时期的汉水之金，确是为楚国带来了经济、军事的繁荣富强。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灿烂夺目的“黄金时代”。但黄金之用，却始终未能超越简单商品经济范围，基本仍继战国而为上用”，“汉承秦制”，“上币”之律，也只是改镒为斤，变动计量单位。黄金在上述交换中，仍不具有真正的货币性质。也正因为黄金在流通中没有取得货币地位，所以一直采用与古代商品价格水平普遍脱节的镒、斤等高额单位，它只适合于“用币”及珍异等价值巨大的交换。因此同战国一样，西汉时期的黄金职能，仍然是用于统治阶层献酎、礼聘、赏赐、馈赠等，如《汉书·食货志》载：“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其次是大量为统治阶层以库藏、窖藏、随葬等方式，用于贮藏和死贮藏，表示对财富的占有。如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金缕玉衣二件，金丝共重1813克，以及大批金饰、金器。其中金饼达69枚。再其次是为统治阶层制作礼器、器饰、佩饰，用于典礼及标志身分等级。如封禅、册命、印玺、冠服及车饰，丧葬中的棺饰等等。以及器用的涂金、金，错金。这最后一种职能，史载甚多，不二一举例，兹就安康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黄金饰物，列举于下：
金龟，紫阳县宦姑乡出土，约13克。
金箸，平利县大贵乡出土，长23厘米，重约30克。
金熊，句阳县小河北出土，高3．3厘米，底宽2．3厘米佩饰。
金蚕，石泉县前池乡出土，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九个腹节，脚均完整。
鎏金水纹带钩，句阳县佑圣宫出土，长7．5厘米，衣饰。
错金青铜剑，安康市张滩乡出土，残长37厘米，刻流云纹
涂金四铢半两，汉阴县月河乡出土，共1000枚。
鎏金吉语钱，石泉县前池多出土，一面文字曰“予天母极”，一面文字曰“宜子保孙
鎏金案器，旬阳县城效出土，长21．5厘米，高7．5厘米，刻流云纹。
鑾金铜泡，紫阳县白马石出土，铜泡四周饰菱形花，棺饰。
可以看出，黄金用于佩饰，或制作饰物、器用，只是贵金属特殊使用价值的体现，拥有这类黄金制品的人，珍视的主要是佩饰、器皿代表的等级地位，而不重视制品的黄金的斤、两和贵金属的价值，因而不把它们“看作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也不存在将它们“重新投入流通”的原始目的。因此，他们与货币职能无关，是贵金属纯粹意义上的“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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