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道儒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關公崇拜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形成以及演變過程當然脫離不了三教對它的深刻影響；而關公崇拜也得到了釋道儒三教各自的認同，納入了各自的體系之中。正如清代關廟有一副流傳甚廣的楹聯，其上聯所述：“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正是反映了這種狀況。
佛教和道教在關公崇拜形成發展歷程中，曾起過非常關鍵的作用。一是將關公“請進”了宗教的門檻，為以後的逐步神化奠定了基礎；二是在關公被神化的過程中，以濃墨重彩予以誇飾，對關公最終走上神壇的高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三是在關公崇拜的民間流佈、擴散和普及過程中，宗教也發揮了傳播介質的作用。
佛教是最早參與神化關公活動的宗教，它們通過一個出自陳隋年間的“關羽顯聖”的傳說，率先將關公引入了佛家的門檻，使之成為佛教護法伽藍。“關羽顯聖”現知最早的記載為802年(唐貞元十八年)董促《重修玉泉關廟記》(載《全唐文》卷六六四)：“陳光大中，智顫禪師者至白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雲：‘願舍此地為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虢。前劈巨嶺，後堙澄潭，良材叢僕，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宋代張商英在《重建關將軍廟記》中，對這一事件也進行了描述。至宋，天台宗名僧志磐所著《佛祖統紀》首次將“顯聖”之說編入佛教典籍。佛教名著《佛祖統紀》及《高僧傳》言，隋開皇初天台宗智顫和尚參禪玉泉山，一夜忽有一美髯神將與一俊秀少年顯靈聽講道而皈依之，智頡乃表奏文帝，封為佛教護法“伽藍”尊者，與韋馱共侍佛殿。在宋人編纂的《釋氏要覽》一書中記述，佛門伽藍神原有18位，關公成了第19位。元代，世祖尊崇佛教，用漢關壯繆為佛教監壇。另一個較早實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別是禪宗。“關羽顯聖”之說亦得附禪宗流佈。《歷代神仙通鑑·卷一四》記述：“(唐儀鳳末年)神秀至當陽玉泉山，創建道場。鄉人祀敬關公，秀乃毀其祠。忽陰雲四合，見公提刀躍馬。秀仰問，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為本寺伽藍。自此各寺流傳。”
宋元之時，在民間專門供奉關公的關帝廟大量湧現的同時，佛教寺廟中為“伽藍神”關公立廟者已出現，如建於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的山西平遙慈相寺中有關真君廟；建於宋代的東隅仇香寺也有關公祠。明清時期，佛教寺宇供奉關公為伽藍菩薩者日漸普及。據《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記載：“禪林道院中有護法日‘伽藍’。或當戶而立，或拱侍於旁，神不拘一。而以關帝作伽藍者大概十八九。”迄今為止，五臺山顯通寺、北京雍和宮、杭州靈隱寺、九華山肉身殿、蘇州西園寺、開封大相國寺等都供奉有關公作為“伽藍”的神像。
道教是參與關公造神運動最為積極、對神化關公發揮作用最大的宗教，在抬高關公的地位、促進皇家崇奉與普及民間崇拜方面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在關公去世不久的一段時期內，道教就認為他是天界北極紫微宮的朱衣神，尊稱他為“翊漢天尊”。宋元時期，道教迅速發展，社會影響空前巨大。北宋初，太祖、太宗、真宗諸帝秉承了周世宗“滅佛興道”的餘緒，轉而向道教尋求庇佑皇權的神靈法寶。道教也不失時機地抬出深受民間敬奉的關公，為鞏固他們的政治地位、壯大自身實力、進一步擴大道教影響服務。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炮製出張天師請關公“解池斬蚩尤”的顯靈故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義勇武安王”篇記載：“‘鹽池自古生鹽，收辦宣課。自去歲以來，鹽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聞奏。’帝遣使持詔至解州城隍廟祈禱焉。使夜夢一神告日：‘吾城隍也，鹽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殺之於此地鹽池之側，至今尚有近(遺)跡。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蚩尤大怒，攻竭鹽池之水。’颯然而覺，得此報應，回奏於帝。帝與群臣議之。王欽若奏日：‘地神見報，當投祭以禱之。’帝遣呂夷簡持詔就鹽池禱之。祭畢，是夜夢一神人戎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日：‘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來此鹽池，於民有功，以國有益。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於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鹽池水，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鹽池如故。若不從，竭絕鹽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為邊境之患。’言訖而去。夷簡颯然而覺，(將)其夢中之事回奏於帝。帝亦夢之。王欽若奏日：‘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信州龍虎山詔張天師，可收復此怪。’帝從之，乃遣使召天師至闕下。帝日：‘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蚩尤怒，涸絕鹽池之水，即今之患，召卿斷之。’天師奏日：‘臣舉一將最英勇者，蜀關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關將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帝雲：‘蚩尤竟絕鹽池之水。’將軍奏日：“陛下聖命，敢不從之!臣乞會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有陰兵，盡往解州，討此妖鬼。若臣與蚩尤對戰，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願陛下先令解州管內戶民，三百里內，盡閉戶不出；三百里外，盡示告行人，勿得往來，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後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帝從之。關將軍乃受命而退。遂下詔，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風陰暗，白晝如夜，陰雲四起，雷奔電走，似有鐵馬金戈之聲，聞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鹽池水如故，皆關將軍力也。其護國祚民如此。”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錢曾《讀書敏求記》、王世貞《弁州續藁》等書也有類似的記載。
關公“解池斬蚩尤”的傳說使道教更受皇家的重視。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賜修關聖廟，宋徽宗於1104年(崇寧三年)，封關公為“崇寧真君”等，一定程度上受到道教“降神”作法的影響。
明清兩代，道教繼續抬高關公的地位。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萬曆皇帝朱翊鈞應解州崇寧宮道士張通源之請，賜解州關帝廟日“英烈”。至今，山西解州關帝廟內東西兩廂仍保存有相當規模的道教官觀。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張通源又奏請將關公晉封為“帝”。萬曆皇帝遂賜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並在正陽門關帝廟舉行了為期3天的盛大醮典。儀典上，還請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設壇供安，鎮靜方隅，肅清中外。
明清時期，道教門徒還假託關公名義頒降、編制了大量經讖和勸善書，極大地渲染、誇飾了關公的神秘和萬能。其中一部分被確定為道士日常誦讀之經，收入《道藏輯要》的主要有《忠義忠孝真經》、《帝君誥》、《忠義護國翊運真經》、《正一衝玄孚感靈章》、《護道彰感誓章》、《濟世消災集福忠義經》、《窮理窮性命上品說》等。另一部分則是民間廣為流傳的俗本，主要有《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帝明聖經》、《返性圖》、《訓教法語》、《戒世子文》、《洞冥記》等。《關聖帝君全書》(十卷)及《乾坤正氣錄》(八卷)等，則是彙編流行善書的文集。善書俗本中的《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因傳播廣、影響大、註釋多，被稱為與《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齊名的“善書三聖經”。經讖、善書進一步提高了關公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關公從此成為“管天地人三才之柄，掌儒釋道三教之權，上司三十六天星辰雲漢，下轄七十二地土疊幽豐，考察諸佛諸神，監製群仙群職”(清咸豐《武帝明聖經·聖帝寶誥》)的道教最高神祗。民間影響巨大的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在關公的神光閃耀下，作了輔配。善書、經讖的廣泛傳播也進一步推進了關公崇拜的民間化、世俗化和普及化。
儒家遵行“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因而沒有把關公神化，而是把關公“聖”化。儒家除天地君親師之外，只有五種情況可奉而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禮記》)儒家接受並推崇關公的主要著重點，在於關公喜讀《春秋》，是儒家始祖孔子“《春秋》大義”的踐行者。所謂《春秋》大義，首先是效忠正統王朝。關公封金掛印，棄功名與厚祿如敝屣，效忠復興漢室的劉備，是“大忠”。關公身系蜀漢事業安危成敗，為“興復漢室”殉國捐軀，是“大義”。關公的“忠義”與儒家崇尚的價值觀和倫理標準恰恰合拍。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儒學發展影響甚大的宋代名儒朱熹在《修後漢通鑑考辨》中，以孫權“襲取關某之類”事例論定：“學者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實際上就是對關公“復興漢室”志向的充分肯定。鄭鹹所撰《元解州重修關廟記》稱：“而侯之忠主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在後，不可奪也。”就是對關公踐行倫理綱常，抗強扶弱，維護正統的高度頌揚。儒家在朝野之間，以自己區別於佛道兩教的特定視角和方式，歷經數朝數代，終於將關公塑造成了集綱常禮教、倫理道德典範與神奇勇武、扶佑正統於一身，與文聖孔夫子比肩的“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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