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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條件，你還願意再高考一次嗎？
想象一下，6月7日早晨，坐在教室裡，桌上放著准考證和透明筆袋，裡面有2B鉛筆和撕去包裝的橡皮。這時，監考老師開始拆密封袋，白色的繞線“刺啦”劃開封條。
這也許是你揮之不去的噩夢，卻有人願意年年重來。李軍北大畢業，今年她第五次高考。身邊坐著的人從90後變成了00後，她還想一直考下去。
一
6月7日，北京高考第一天，李軍壓著時間點進了考場。她穿吊帶衫、超短褲，妝容精緻，在一群長袖長褲的高中女生中晃著胳膊腿兒。她替她們感到熱，但十幾年前高中時，她也這樣，一年四季都穿秋季校服，恨不得把所有女性特徵藏起來。
李軍29歲，從北大畢業7年，這是她第五次參加高考。
她衝我的鏡頭扮鬼臉，但進了校園後就一臉肅穆。考了幾次，她從不敢在候考的時候和其他考生搭話，怕影響他們的狀態。我只是送李軍考試，竟也感到緊張，前一晚翻來覆去睡不著。
接近早上9點，一位考生家長捧著一本《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低聲誦讀，翻完最後一頁，把經書合在掌中，閉目祝禱。她為了孩子的考試著急上火，嗓子都啞了。旁邊還坐了一位男家長，建議她要多讀《心經》。說完話，她又打開那本經書，從頭誦讀起來。
2007年，李軍和12.5萬考生一起上考場，今年只有一半，6.3萬人。過去的11年裡，北京高考人數逐年減少，這個時間段回推18年，1989-2000，是全國新生人口持續下降的11年。
今年高考的主力軍第一次變成了00後。李軍對00後的印象還停留在10年前，2008年，李軍暑期兼職教小學生英語。一個7歲的小男孩問，“咱們班誰是屬蛇的？”李軍想都沒想就舉起手，孩子們很吃驚，“老師，你也屬蛇的？和我們一年生的？” 李軍呆住了，隨後反應過來，自己竟大他們整整一輪。薩馬蘭奇在電視上宣佈北京獲得奧運會舉辦資格的那一年，這些孩子才剛剛出生。
考場上年輕的面孔讓人羨慕，李軍想這就是自己十年前的樣子，轉念又想，“我十年前長不了他們這麼好”。她那時體重近130斤、長痘、不會打扮。
李軍
如今她瘦到96斤，皮膚也好起來，可在考場上看到年輕學生臉上的青春痘，竟有些懷念自己的高中時代。那時雖然長痘，但不覺得是最要緊的事，也不自卑。除了高考，生活中沒什麼值得擔心的事。
前兩年她去醫院治痘，老中醫安慰說，長青春痘，說明你青春。現在終於不再長痘了，她卻突然有一種恐慌，“是不是我不再青春了？”
二
今年語文考試，李軍忘了戴手錶，監考老師說“還剩20分鐘”的時候她還沒開始寫作文，匆忙提筆，好久不寫字，總是提筆忘字不說，留到3釐米的指甲一直紮在掌心，寫到手發抖。
她明顯感到語文考試逐年增加難度，高中時天天訓練的找錯別字、死記硬背的文學常識，幾乎不再出現。一道古文填空題難住了她，題目要求引用兩句古代詩文作為校慶致辭——金秋十月，天高雲淡，今天大家齊聚一堂，真可謂________，________。 李軍毫無頭緒，只憋出兩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從2014年起，語文考卷取消孤立的選擇題，開頭就是材料閱讀，又增加了微寫作。今年考完語文，一位考生連連嘆氣“好難啊”。我告訴隨後出來的李軍，她點頭，“不像咱們當年啦”。
她身處的培訓行業也在發生變化，今年開始，“提分”、“學霸”、“通關”等和應試相關的詞彙都不允許用作宣傳語，綜合能力更受重視。政策變了，但家長和學生的焦慮仍和十年前差不多，花錢上了課，就盼著下次考試提幾個名次。有時學生壓力大到情緒崩潰，李軍也不知道怎麼安慰，又想讓對方好過點，就拿自己舉例：“誰說高考不能重來呢”。
第一次“重來”那年，李軍25歲，做英語培訓，高考是為了獲取教學資料、拉近和學生的距離。她工作近三年，領導十幾人的團隊。2014年是在線教育元年，李軍所在的線下夏冬令營項目受到衝擊，招生規模持續下降。高考前一週，她未達成季度考核指標，全年第一次得了代表不合格的“小殭屍”貼紙。
那年她高考英語只得了137分，和七年前分數一樣。一個英語老師沒考到145以上，她發朋友圈開玩笑，“太丟人，果斷辭職吧”。沒想到一語成讖，轉過年，老闆向全公司發郵件，宣佈李軍所在的部門被整體裁撤。
兩年後，她拿到長江商學院MBA學位，轉型線上教育。回頭看，當年錯過了風口，錯失了多少機遇。還不及感慨，再看眼前，區塊鏈的風口又快過去了，身邊一些90後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
她回北大旁聽課程，印象中最新最明亮的二教變得灰突突，她正納悶，朋友說，因為你的印象還停留在2007年。那一年，她考上北大，站在新建的二教裡，堅信自己將來能成為人上人。她覺得自己應該抓住時代機遇，但時機一個個來了，她又錯過了。
今年高考第二天，大部分人已經進教學樓，李軍落在後面，看幾個考生急著往裡跑。門口老師喊，不著急，還早呢，卻沒人停下腳步。
三
李軍會在英語考試中挑戰權威——作文刻意寫錯某個詞句，試驗判卷標準；或在口語考試中裝作磕巴，說錯某個“單三”或漏掉“ed”，看考官是否扣分。既積累了教學素材，又可以稍稍“調戲”一下老師，李軍樂此不疲。
但2014年，當她工作後第一次“刷”高考的時候，放棄了數學。
李軍沒辦法忘記高考那年的數學考試。最後一分鐘，監考老師說完“放下筆”，她瞄了一眼卷子和答題卡，突然發現選擇題最後兩道，卷面上按順序寫的是C、D，機讀卡上塗的卻是D、C。腦子“轟”地炸了，是不是看錯了？又看一眼，心想，完了。
她眼看著監考老師收走了卷子，嘴唇在抖，手也在抖。回家路上，淋著雨，李軍一下一下捶自行車把。兩道選擇題10分，一個天安門廣場的人排出去了。到家她就趴床上對爸媽哭喊，“這是一輩子的考試啊，我算是毀了！”
查分時，李軍聽著電話裡沒有感情的電子音一字一句報出，數學137，總分641分。那年北大文科錄取分數線是621。她考上了。如果沒填錯機讀卡，自己的數學應該是147。後來回想起來那場哭，她覺得幼稚，“是你的總是你的。”
我問她，如果真因為那10分而落榜，你還會再去考嗎？她想想，說不知道，只是肯定不會像現在這麼輕鬆。
這些年，李軍總會在朋友圈收到許多驚歎和疑問——新朋友說“你竟然去高考！”，老朋友說“你竟然又去高考！” 他們共同的疑問是“你哪兒來的勇氣？”。李軍不懂，除了考數學可能需要一些勇氣，其餘的不過是一次不計成績的考試而已。
李軍
同樣考上北大的王璇，卻絕不願再重返考場。2005年她在河南高考，全省72萬考生，北大隻招76人。“高考對我來說，不是一次考試，而是整個焦灼的青春的終結。”她說。進入大學，她發現同宿舍的北京同學，有的鋼琴十級，有的去過德國交換，她的第一反應是，“她們哪來的時間？”王璇的高中時代，只有試卷。
李軍關於高中的回憶裡，考試只是背景，她的青春有更生動的主題。她是球迷，一模考試前一晚，她熬夜看歐冠聯賽，喜歡的球隊大比分獲勝，第二天，她第一次考進了年級前十。
後來李軍承認，她反覆高考，甚至有些“上癮”，是種專屬於既得利益者的輕鬆。“你已經得到了它給你帶來的所有好處，你的人生因為高考而轉變……因為你已經獲得了你該獲得的。”
四
6月8日下午4點半，考場外的人群熱鬧起來。家長們湧向校門，又自動分成兩列，讓開中間的過道。有人捧著花，有人舉著相機，還有人鼓起掌來。4點46分，李軍跟在幾個學生後面走出來，一邊舉著手機拍抖音視頻。身後保安輕推了她一把，讓她快點。
我打趣她，不是說好提前交卷，怎麼晚了？她一臉懊悔，“我搞錯時間了，今年聽力分開考，筆試早20分鐘結束。” 英語考試對她來說幾乎沒有難度，以前每次她都第一個走出來，享受家長的注視。有一年一個人問她，難不難啊？她說，特別簡單，so easy！
兩年前李軍去西班牙走聖地亞哥朝聖之路，五天徒步一百公里。她用這趟並不輕鬆的旅程比擬高考前的日子。
她以為這條路的起點會有橫幅標語和歡呼的人群，五天後走到聖城，她以為雄偉的大教堂會讓人熱淚盈眶。可是都沒有。大教堂在裝修，外立面圍著綠網，和北京的某個工地差不多。她嘆一口氣，就像18歲高考完的那一瞬間，沒有預想中撕書，也沒有歡呼雀躍。為之執念那麼久的事情，一下就沒了。那些書，前一天還恨不得在考試前再多瞄一眼，後一天就發現，你不再在意它了。
讓她念念不忘的，反而是途中穿過一片樹林，裹著綠色刺的毛球掉到地上，她用登山杖把外殼戳開，露出裡面棕色的栗子。她第一次見到栗子樹和新鮮栗子。耳機裡播放著《西遊記》主題曲，路邊說法語的大叔拉起布帳子，給來往朝聖者拍黑白照片。
考場外，家長舉著手機，李軍也用手機拍夾道迎接的家長。家長指著她說，你看這孩子還拍咱們呢。高考又結束了。去年英語作文讓她替紅星中學的李華寫信，今年又讓替紅星中學的李華寫一封信。李軍想，李華也該長大了。她有些失落，哎，又是一年，又是一年。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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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 / 於蒙
攝影 / 於蒙
視覺 / 王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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