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在今日头条平台优先发布】
朱朱在深圳打工二十年，但她现在同时是一名演员。在戏剧舞台上，她将自己真实的经历演了出来：辍学、流产、无休止的体力活。与她同台的女工们自导自演，在舞台上重现了自己的人生。
性别议题在她们的故事中反复出现。女工们曾因性别失去教育机会，在婚姻中遭受暴力，在试图改变境况的时候被家庭责任所困。困境横亘在那里，但戏剧艺术让她们获得了表达的可能。说出这些问题，就是新的一步。
从流产手术台上下来，朱朱全身都在痛。她瘫倒在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小腹依然在痛，房间空无一人，天花板上一片空白。
钥匙转锁发出声响，下班的丈夫推门而入。
“做饭了吗？”他脱鞋、换衣裳，瞥一眼厨房。
“没呢。”
丈夫的语调又抬高几度：怎么衣服也没洗啊？
她说医生嘱咐不能碰冷水。
“要我洗啊，那我娶老婆回来干吗？”
朱朱从床上爬起来：“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我不舒服吗？”
丈夫笑了：“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
他穿上鞋，开门出去吃饭。“你一个人饿死算了。”
门“砰”地关上了。
两个女人在台上演了这场戏，剧本来自朱朱的真实经历。扮演丈夫的演员叫丁丽，是组织戏剧的公益机构的创始人。
上面这场对话演完，其他演员纷纷上前，一边往“妻子”和“丈夫”身上贴各色贴纸，一边念出纸上的句子：
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家保姆／要爱护好自己身体／男人也可以做家务／要尊重女性，男人也可以共同承担。
朱朱今年32岁，做过18年女工。头7年在流水线上，之后她做过酒店服务员、营业员、保险销售、幼儿园生活老师。丁丽16岁来深圳打工，后转做公益，2015年11月创办深圳唯一为女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绿色蔷薇”。
朱朱
她与朱朱相识十余年，去年9月邀请朱朱加入机构做社工。机构开办戏剧工作坊，丁丽组织七八个女工，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她们说》，让每个女工出演自己的真实故事。
一块红布
上海草台班的吴加闵担任戏剧指导，他和女工们共同构思，用一块红布穿起整部戏剧。演遗弃女婴时，红布被卷成一个襁褓；母亲逼婚的剧情里，演员被裹在红布里抬走，它成为束缚的象征。
工厂场景中，红布在舞台上摊开，铺成一条流水线。朱朱站到前面，讲述打工生涯：她13岁来深圳打工，进过磁带厂、玩具厂、塑胶厂、印刷厂、电子厂。她背过身，双手在红布上做出转磁带的动作，红布另一头的演员演她的上司：“你，不要睡死了！”她转向观众笑笑：“真的好凶哦。”
“16岁，我在一家玩具厂做喷漆和装配。”演领导的演员又发话了：“提拔你做物料员吧，工资高还轻松呢。”朱朱喊：“我不干！”她嗓门大，声音劈裂。去年声带出了问题，她嫌50块一盒的药太贵，没有坚持吃，也没再去医院，至今没治好。
我问朱朱，说“我不干”是什么意思？升职你怎么还不干？朱朱哈哈笑几声：“因为我根本不想打工啊，我是被迫辍学的，我只想回去上学。”
朱朱小学五年级辍学，家里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来深圳一年后，她给家里打电话，要求用自己赚的钱回家上学，被拒绝了。她去上夜校，免费试听两晚电脑课，但她看不懂26个英文字母，跟不上，只好放弃。
流水线7年，她始终在做廉价劳动。21岁那年，她离开工厂去酒店，想通过接触不同的人改变命运，但她只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儿子要上幼儿园，她又跑去幼儿园做生活老师，直到儿子毕业。
去年9月，她去“绿色蔷薇”活动室玩儿，被丁丽劝来加入。当时，丁丽的第一个搭档刚走，人手紧缺。朱朱没有更好的选择，觉得做社工至少比廉价劳动地位高、有价值。
朱朱和丁丽十几年前就认识，那时她们在同一家公益机构做义工。朱朱在康乐小组，负责搜索深圳什么地方好玩，组织踏青。而丁丽在文学小组，同时参与工人权益保护。
丁丽只在流水线上待过四年，18岁的时候，她进入公益机构工作，帮助工人保障权益。白天，义工们骑车到工业区普及劳动法，去医院了解工伤。有时晚上回到宿舍，十来个人在大阳台上打通铺，男男女女躺成一排，“聊的都是我们工人工作的理想。”夏天的夜里，凉风吹进阳台，困的人睡了，没困的人还在聊，地上满是啤酒瓶和卤味罐。
演员饭饭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在公益机构见到丁丽，她话不多，很腼腆，脸上有甘肃女孩特有的两片红。十年过去了，当我在活动室见到丁丽，她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穿着轻薄的绸裙，说话语速很快，声音清脆，耳坠随着讲话轻轻地晃。
采访中，她频繁和我谈权利：“你采访我，问题都是你决定的。我是跟着你的思路走，我没法说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她质疑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把底层苦难放大成热点，在中产的圈子里传播，“是不是在消费工人？”
我问她，这些理念和想法从何而来。她说从书上，有些也来自她对打工经历的思考。她家的书架上，《美丽的权利》、《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一类的书摆了两排。她说，很早进入公益圈让她接触到大量资源，才有机会快速成长。“如果机会给了别人，她们也一样能做得很好。”
在戏台上，丁丽站在红布后面等待出场。她露出半个头，从布后面绕出来，弯腰做出拾掇麦子的动作。这是14岁的一天，她正在麦场上劳作，妈妈突然告诉她，家里不能供她念书了。
丁丽
丁丽把红布卷成包裹，当作书包抱在怀里，她在台上自白：“每每看到穿着校服的同学，我心里有很多渴望和无奈。但我也只能回宿舍，默默写起了日记。”
辍学后，丁丽在打工的厂里发现了一个图书馆，晚上借着宿舍走廊的灯，通宵看书。她那时看《简·爱》，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
围城内外
第一次上台时，朱朱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儿看。社区的小会议厅里坐着近100位观众，她说着台词，眼神一会儿放在墙角，一会儿放在观众的头顶以上，最后定在没人坐的最后一排。
她演流产手术后争吵的戏，“心里没底”，担心“观众会不会鄙视我？”她曾对女工友讲起，对方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她：“你这女人怎么这样？不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但当表演结束，掌声淹没了会议厅。女观众上台，因想起自己的相似经历而失声落泪；男观众上来冷静反思：“有老婆呢，才有这个家。爱老婆就等于爱这个家。”
朱朱最喜欢这个环节。“是压抑后的释放，释放了心里轻松很多。”
8年前，朱朱在产下第一胎六个月后再次怀孕。她不想生，怀胎三个月时去做流产手术。术后她常常腰痛，做体力活非常吃力。妇科病长期困扰着她，去年要做两个妇科手术，但她交不起住院费，手术最终没做成。
她21岁在酒店做客房服务员，认识了负责酒店物业的男同事，开始恋爱。朱朱说，家里催着结婚，长辈们让她找个有技术的男人。男同事会做招牌和电工，比工厂里的男性能养家。但婚前，对方因为她不买早点给了她一耳光。计划分手时，她发现怀了对方的孩子。
“总有一天给你打回来！”朱朱告诉我，她选择结婚，但从此和丈夫一有争执就动手。为了离婚，她和丈夫闹到法院。没离成，朱朱改变了策略：丈夫回江西老家，她一个人留在深圳，和离婚感觉差不多。
我向朱朱索要她丈夫的联系方式，被她拒绝了。“他不会理你，还会怨我。”她说丈夫从不愿接触她的工作和朋友圈。一次她把“绿色蔷薇”的微信推文发到婆家群里，丈夫问她：“你瞎发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说起“单身生活”，她开心地在床上蹦：“她们都羡慕我，说你怎么活得这么潇洒呀！我就告诉她们，有什么想不开的？想开了就什么都好了！”
13岁来深圳，她看着其他女孩为赚快钱站街，染了一身病。夏夜里，工厂附近的草地上总有男女抱着翻滚。一切都让她把性和肮脏联系起来。“我不想糟蹋自己的身体。”
22岁，她和现在的丈夫发生关系后，认为这辈子不能再和其他男人做同样的事。“如果有的选，我不想结婚，不想谈恋爱，也不想发生那种事。”
流产落下妇科病后，她去医院看。医生问她有没有性生活，她羞于承认，但从此又把性和妇科病联系起来。
“没谈恋爱，没发生性关系之前，我身体都很好。”采访中，她向我说起现在没什么性生活，表现得如释重负，似乎没有是种解脱。
她声称自己从不想恋爱，却时常羡慕早恋的中学生。她读过琼瑶，追《流星花园》，《大鱼海棠》她也很喜欢，觉得男孩女孩跨越两个世界的爱情太感人。我问她，你就是喜欢这种爱情故事啊？她脸红着低头笑。过一会儿又对我说，那都不是真的。
流产后的争吵戏演完了，朱朱退场，留下丁丽继续演自己生子的片段。她上前一步，站到舞台中心：“当小孩从我身体里出来，我觉得女人的身体太神奇了！”后面的一排演员张开双臂，跟着她重复：“太神奇了！”丁丽说：“她有手！”演员们纷纷挥着双手；“她有脚！”大家晃晃自己的脚。“她有眼睛！”大家指指自己的眼睛。
“可是神奇过后，她对我身体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丁丽顿了顿：“我要上班。”一个演员扑上来，把她的肩膀压歪了；“我要做家务。”另一个把她的腰压塌了；“小孩生病了，我要带她去医院。”第三个压得她蹲下来；“小孩上学，要我上环。”最后一个把她扑倒在地板上。
几秒后，演员们一个个站起来，丁丽最后也站了起来。采访中，我向她问起这个情节。“这是表达我们共同的愿望，”丁丽说，“想从束缚中挣脱。”
丁丽对性的最初认知来自电线杆上的处女膜修复广告，上面教育她们保持贞操，婚后初夜必须见红，但她很快通过公益讲座了解到了正确的性知识。有一天淋浴，温热的水流滑过，她突然察觉到身体某种异样的感受。她很惊喜，开始探索身体，发现女性也可以取悦自己。她把性看作婚姻中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婚前测试是否合拍。
两年前，她注册“绿色蔷薇”，没和丈夫商量，之后为机构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丈夫既不满她为工作奔忙，也不理解她倡导的女权思想。婚后，丁丽同时负担工作和家务，丈夫很少帮忙，她觉得不公平，要求丈夫为她的家务劳动付费，洗一次碗至少20块，丈夫觉得匪夷所思。一次丈夫冲孩子发火，她担心丈夫打孩子，直接报警了，丈夫因为这事一个月没和她说话。初次采访一小时后，她就告诉我，由于价值观不合，她和丈夫离婚了。
土耳其家园
在戏剧结尾，演员们在台上拉起手，边跳边唱《我想》，第一句是“我想有个家”。
歌由她们集体创作，灵感来自一个女工的一组照片：她刚来深圳时，第一次去的每个地方，包括大海、莲花山……深圳给了她很多第一次，给了她憧憬，她想扎根在这里。观众被拉上台加入舞蹈，整个剧场回荡着“我想有个家”的大合唱。
丁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期，10年前，在公益机构下了班，她和同事们跑去横岗大厦唱歌，在一个投币KTV，一块钱唱一首。大家唱到深夜，出门走在横岗最繁华的大街上。她们穿过成片商品房，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句：“是我们劳动者创造了美好的大厦！”大家亢奋起来。另一个人对着高楼一指：“看我们劳动者勤劳的双手！”有人起了个调，大家开始边走边唱《国际歌》。唱完又唱《美丽的朝霞》，唱到“在这林立的高楼大厦，哪里是我的家”，眼前刚好又是一座高楼大厦，她们激动地在路上乱跑。
深圳给了朱朱一个在疯玩中度过的青春期。她跳出了同乡打工者的圈子，和“比较开放”的四川、湖南姑娘去歌厅蹦迪，去冰场学溜冰，一次摔得连班都上不了。一个call机99块，其他打工女孩舍不得买。朱朱每月攒几十块，两个月就去买了一台。有call机以后，她玩得更疯了，因为她随时能用call机找到玩伴。
“我在深圳比在老家还久，整个青春给了深圳。”我跟着朱朱坐车回老家时，她突然感慨：“现在年纪大了，没准儿哪天深圳一脚把我蹬走。”
流水线上的工作不招收30岁以上的女工，朱朱32岁了，觉得自己老了。她考虑过回老家生活，但回家路上，她一直嘟嘟囔囔：“还回家吗，要不别回家了。”
我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带我一起回家。
“不用打，没人管。”
我再三要求，她终于翻开手机通讯录。“哎，我怎么都没有我妈电话啊。”
朱朱的妈妈生了五个女儿，第六年生了儿子。家里父母各一个房间，弟弟一个房间，五姐妹共用一个房间。嫁出去的女儿哪个回来了，就临时住在这间小屋里。
屋里堆满全家的杂物，四处是灰。朱朱把床上的杂物搬下来，掀开席子，一只蟑螂仓皇逃窜。天气又闷又热，朱朱坐着扇蒲扇。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的房间装了空调。爸爸早出晚归，两天里，我只看到他的一个背影。
朱朱是家里第二个女孩，3岁还不会走路、说话，经常发烧，吃什么都吐，连累家里更穷更难。朱朱说，妈妈总冲她抱怨：我也不想过这么穷的生活，我也不想要这么穷的家庭。可你知不知道，生不出儿子，全村人都不给我好脸！当初真想把你丢了。要是把你送人了，我就不会是今天这副穷样子。
朱朱听了立刻反驳：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丢了？你把我丢了，说不定我还能赶上个好人家。我就能上学了，也不用被你逼婚了，我就不是今天这副德行了！
房子正对着小卖部，门口一张麻将桌，一群男人围着桌子闲聊、打麻将，嘈杂声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我每次回来，只听到男人的声音，听不到女人的声音，女人都在下地干活。”我和朱朱躺在床上，朱朱热得睡不着，床板硌得她难受。她坐起来盯着天花板，屋子里除了杂物和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空墙壁。“你看，生活就是这么无聊。”
天还没亮，鸡鸣就此起彼伏。客厅的摆钟响过8下，朱朱骑上电动车，在晨雾中出发了。她带我穿过老家城区，一路给我指两边的房子。“这栋是我表哥的房。”骑出几百米又指着另一栋：“这是我姐的。”半小时车程，她指出了全家所有人买的房。她至今住在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月租600块。“只有我没房。”
2002年，深圳房子均价几百块。那时她16岁，看中一套5万块的小房子。她和家里商量，每年将近一万的工资，能不能不寄回家了？存下来就能买套房。家里拒绝了她，问她是不是太自私了。
现在她没家可回，觉得自己没有归宿。为参加公益活动，她去过北京、厦门，但她不喜欢这些城市，“那都不是给我这种平民百姓的。”
在幼儿园做生活老师时，她听一个家长说起去土耳其旅游的经历。听上去，土耳其很穷、很破，怎么努力都好不起来。“就像我一样。”她不知道土耳其在哪儿，只查了那里的经济状况。网上讲得不清楚，她办了护照，想去旅游看看。
我问她，中国也有穷的地方，为什么非要跑去土耳其？
“我想不出中国哪里穷。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多快呀，哪里也不会比土耳其更穷。”她说土耳其应该是个原始世界，不像有钱人的世界，天天勾心斗角。“我觉得好累，我想看看土耳其是不是不用这样。”
她向我讲起老家总有人争土地，工厂里总有人为升职互相举报。她说自己思想简单，搞不定这些，只有土耳其这种原始社会适合她。但土耳其签证要求存款五万，她拿不出来，最终没有去成。
学不会的函数
朱朱是“绿色蔷薇”里除丁丽外，唯一的正职人员。丁丽很忙，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不时打电话对外联络。朱朱常常蹲在地上哄孩子，出门取文件，和城中村的街坊联络感情。总有人路过活动室，隔着很远就喊朱朱的名字，让她帮个小忙，比如复印文件。
丁丽现在代表新锐女性和伊能静同台做TEDx演讲，去北京和崔永元合作主持《打工春晚》，独立撑起一家公益机构，靠自己的事业在深圳安身立命。
丁丽和朱朱在“绿色蔷薇”办公室，带着城中村里女工姐妹的孩子们做活动
但朱朱在“绿色蔷薇”工作一年了，觉得自己成长太慢。“没有职业操守，脑子里没这方面智慧。”她将“职业操守”解释为女性主义之类的理论框架。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也难以克服。她用一种办公软件写东西，始终不太明白怎么用。做完文件保存了，第二天又找不到。
朱朱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去年，她在老家广西贵港的广播电视大学报了一个大专，学工商管理。作为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电大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周末开设函授课。她期待学到本领，毕业做文秘。
我和她一起去听了次课。从深圳到贵港，要坐四小时动车，中途在广州转车。她说回贵港学习比在深圳便宜3000块，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须从3000块工资里拿出250块。
40多人的教室里，除了三四个男生，其余都是女性，从20到40多岁不等。一些妈妈带着孩子来上课，小孩在教室里四处乱跑，老师的讲话总被打断。
这是一节经济数学基础课，讲授函数和微积分，但老师一直在教大家把答案对应填入网上的作业提交系统。姑娘们盯着电脑屏幕抄答案，朱朱突然举手：我想知道那个函数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老师看了她一眼：“哦，这很复杂，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另一个姑娘举手：“老师，你能不能真的教会一个人给我们看看。”
全班大笑。老师叹口气：“难道这里有人能学会吗？”教室里一阵沉默。
下了课，朱朱跑去加老师微信，以备请教实际工作中的数学问题。
老师年近40，扎着马尾，表情严肃。她瞥了朱朱一眼：“那我也未必知道。我们这个课，就是教你一个数学思维。”
“我知道是这个思维，但那个实际问题我也要会解决啊，像求导啊解析啊这些。”
“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学函数？你知道我学了多久吗？”老师抬高声调：“我大学学了四年啊！学函数要有始有终，你这种学不会的。”
朱朱走出教室，跺了下脚，冲着楼道喊：“哼！我怎么就不能有始有终了？”
我问她，做文秘需要懂函数吗？
“可是你既然学了，你把它学会了不好吗！”
她反复向我强调，函数是她的爱好。她常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写数学练习册。她学《西方经济学》也非常认真，教材上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满重点。课堂上，老师讲到“消费者均衡”这一节，书上写着均衡条件公式：
Px·Qx+Py·Qy=M
MUx/Px=MUy/Py=MUm
她突然忘了P、Q、M和x、y分别代表什么，翻到前几页去找，看懂了就兴冲冲地给我讲一遍。
下午的课程包括管理学课和公共关系课，但因为发错教材和突然断网，都没上成。4点，无课可上的朱朱提前回家。她在路上感叹：“我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
“其实是因为没文化，什么都要从头学，没办法专门积累哪个方面。”她说，“这些年我就是在晃。”
她在戏里也说了这句话：“我一直都在瞎晃。”吴加闵说，这说明朱朱对过去的经历有判断，她不是傻呵呵地就这么过去了，她觉得一切都没意义。
眼下，朱朱很快又打起精神，期待明年3月的毕业证。
走到校门口，她笔直站好，表情严肃，让我退后一点，给她和破落的学校合张影。
谢幕之后
演出告一段落，一个上午，我和丁丽、曹昂凑在朱朱家。曹昂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博士后，关注性别议题，为课题长期跟踪机构活动。初见时她告诉我，戏剧的目的在于把个人经验上升为社会议题，但朱朱纠结于个人琐事，很难从社会角度看待两性不平等。她对婚姻不满，却把问题归于“没嫁好”，内心还是想有个男人可依靠。
在朱朱家，我问曹昂：现在戏是演完了，但女性在现实中能怎么挣脱？她们的生活，不就是困在个人琐事里吗？
“她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要有更多机构支持她们。”曹昂站起来，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走动：“信息上的，传播性知识和劳动法；情感上的，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彼此要自立；物质上的，做社工至少比廉价劳动收入高吧。”
“个人意志也很重要。”丁丽说，“就算现实改变不了，至少我内心解放了，不是为别人活着了。”她骄傲地举例：她如果哪天累了不做家务，不会觉得是罪过。
三个人围着小桌激烈讨论，从女性主义理论谈到相关文献，仿佛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开学术研讨大会。朱朱把炒好的空心菜端上来，拎个板凳坐到阳台上，一言不发。
第一次见丁丽时，我们谈戏剧对女工的意义。“戏剧是一种自主发声的工具，发声是一种建构历史的方式。”她说，戏剧还可以让理念内化。《她们说》讲述性别议题，演员们能从中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争取自我解放。
我问她，女工们能理解这些东西吗？
“不理解也没关系，至少她们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价值，自己这个人也有价值。”她举例：研究生、博士生来机构做调研，从前她们对学生是仰视，觉得文化人比自己高一等，现在能随口让学生帮她们带孩子。
“这不就是改变吗？”
那天，朱朱始终显得沉闷。下午，丁丽和曹昂告辞，朱朱接一个老乡来家里，我们又聊起朱朱的婚姻困局，老乡笑她看不惯老家男人大男子主义，找个外省的，结果也一样。
朱朱说：“能找个靠谱男人就好了。找到了就一起留深圳，或者我带他回老家。”
我鼓励她：再找要找个尊重女性的。
朱朱和老乡冲我苦笑：你觉得我们这个阶层，能找到这种男人吗？
朱朱说，她曾经很为自己打离婚官司而骄傲。“我是接触过公益的人了，我有维权意识了，至少要离婚带走儿子。”但她最终又放弃了，认为自己不可能离婚。
她没房没存款没保险，离了没处养老；儿子跟着她，在深圳没法上学。
我走进朱朱的卧室，床上放着很多毛绒玩具：两只兔子、一只熊、一只猫和一只熊猫。她说一个人睡感觉床太空，放上它们会好得多。有时她在床上练习弹尤克里里，“它们都能当我的观众。”
床头墙上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心形贴纸，是她手写的短句子：
我生病没有人照顾，高兴没有人分享/被雨洗后的春天，你知道我在想你吗？被风吹过的夏天，你知道我的爱吗？/我不是傻子，你不会爱我的。
边缘处的贴纸是英文的：I must leave you. Forever now. Love cannot live with mistrust. 我问她这条英文什么意思，她让我把贴纸翻过来，背面是对应的中文：我现在必须永远离开你了。没有信任是不会有爱的。她先想到这句中文，又去网上查了英文翻译，把英文那面冲外贴着。“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
墙上还贴着她儿子的大幅照片，旁边写着：依然想念儿子，宝贝，妈妈想你啦！她画了一个微信里嘟嘴亲亲的表情。儿子今年8岁，因为没有深圳户口，去年回老家上小学。此前的8年，朱朱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现在她每两个月跑一趟江西看孩子。在城中村的图书馆，她恳请馆长送她几本书：《论语》、《孟子》和《庄子》，她要拿回去教育儿子。她曾告诉我，儿子的成长是她现在最看重的事。“不能再让他像我一样，晃了20年一事无成。”
她从不承认自己需要情感陪伴，但她在鼓浪屿只买了一样纪念品，是三个木头做的猫咪挂链，上面分别刻着她名字的三个字：朱、丽、琴。她发朋友圈晒挂链，配文“最美好的礼物”。有个朋友留言索要，朱朱回复：我特意买了三个，就想我、老公、小孩各一个，这是我送他们的礼物。
她一个人住，出租屋门口贴着自己写的春节对联。上联：张灯结彩迎新春；下联：欢天喜地度佳节。横批：家庭幸福。
告别
见到朱朱的最后一天，我们去找戏剧的音乐指导黄小娜，路上经过朱朱打过工的厂子。工厂已倒闭多年，工人宿舍变成了派出所。旁边是她和丁丽十年前一起做过义工的公益机构，办公室变成了洗车厂。
黄小娜和丈夫董军同在重D音乐队，帮助女工做戏剧。我问他们作为观众的感想，董军说，他想到自己的伯母，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在厨房里打转儿。“我觉得好悲哀。”
“我不认同董军说的悲哀。”黄小娜带我走进里屋，把门关好：“女性做一辈子家务没价值吗？只有外面的世界精彩吗？康德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小镇，可人家写出了自己的哲学。”
关于这场争论，我后来去问朱朱的看法，她说她既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顾好家，但她觉得自己哪样都没做到。
那天在小娜的排练室，朱朱告诉我们，她准备回江西，和老公一起过日子了。
我很惊愕：不是说要挣脱婚姻吗，怎么又要回去了？
朱朱说：儿子在老家等着我，我在深圳也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
关于朱朱的这个决定，我离开深圳后多次联系她讨论。她一会儿说接触公益让她坚信女性要独立，只要内心有坚持，环境不会干扰她；一会儿又说回去了不知道会怎样，眼前一片茫然，不行就“入乡随俗”。最后她问我：“我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我问：你会不会觉得，回去还是一种妥协？
她反问：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娜，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也许是改变不了什么，但你不能说这个过程对她没有价值。”
小娜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工人公益机构做了十年社工。最近，他们回访当年帮助过的一批工友，发现十年过去了，工人们其实没什么变化。现实的问题复杂缠绕，远非一时的觉醒就能解决。当年社工灌输的种种理念，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忘了。唯一记得的是，在打工的艰难岁月里，机构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晚，姑娘们凑在一起，在城中村的一家大排档给演员饭饭过生日。再过几个月，饭饭也要离开深圳，和丈夫回老家定居。一出戏总有谢幕散场的时候，但饭饭说，那是“很重要的、美好的回忆”。
夜里饭局散了，大家三三两两走回家。我对丁丽说，我要走了，明天回北京。
走在前面的朱朱突然回过身，隔着很远冲我喊：“走啦？”
我点头。
路灯底下，她停了一会儿，举起一只手臂向我挥了两下，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欢迎关注GQ报道（GQREPORT），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
采访、撰文 / 洪蔚琳
摄影 / 吴恙
视觉 / 张楠 王静仪
閱讀更多 GQ報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