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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在深圳打工二十年，但她現在同時是一名演員。在戲劇舞臺上，她將自己真實的經歷演了出來：輟學、流產、無休止的體力活。與她同臺的女工們自導自演，在舞臺上重現了自己的人生。
性別議題在她們的故事中反覆出現。女工們曾因性別失去教育機會，在婚姻中遭受暴力，在試圖改變境況的時候被家庭責任所困。困境橫亙在那裡，但戲劇藝術讓她們獲得了表達的可能。說出這些問題，就是新的一步。
從流產手術檯上下來，朱朱全身都在痛。她癱倒在出租屋的床上，盯著天花板。小腹依然在痛，房間空無一人，天花板上一片空白。
鑰匙轉鎖發出聲響，下班的丈夫推門而入。
“做飯了嗎？”他脫鞋、換衣裳，瞥一眼廚房。
“沒呢。”
丈夫的語調又抬高几度：怎麼衣服也沒洗啊？
她說醫生囑咐不能碰冷水。
“要我洗啊，那我娶老婆回來幹嗎？”
朱朱從床上爬起來：“你不知道我剛做完流產手術回來，我不舒服嗎？”
丈夫笑了：“不就流個產嗎？又不是生小孩，怎麼這麼嬌氣啊。”
他穿上鞋，開門出去吃飯。“你一個人餓死算了。”
門“砰”地關上了。
兩個女人在臺上演了這場戲，劇本來自朱朱的真實經歷。扮演丈夫的演員叫丁麗，是組織戲劇的公益機構的創始人。
上面這場對話演完，其他演員紛紛上前，一邊往“妻子”和“丈夫”身上貼各色貼紙，一邊念出紙上的句子：
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家保姆／要愛護好自己身體／男人也可以做家務／要尊重女性，男人也可以共同承擔。
朱朱今年32歲，做過18年女工。頭7年在流水線上，之後她做過酒店服務員、營業員、保險銷售、幼兒園生活老師。丁麗16歲來深圳打工，後轉做公益，2015年11月創辦深圳唯一為女工服務的草根公益機構“綠色薔薇”。
朱朱
她與朱朱相識十餘年，去年9月邀請朱朱加入機構做社工。機構開辦戲劇工作坊，丁麗組織七八個女工，自編自導自演戲劇《她們說》，讓每個女工出演自己的真實故事。
一塊紅布
上海草臺班的吳加閔擔任戲劇指導，他和女工們共同構思，用一塊紅布穿起整部戲劇。演遺棄女嬰時，紅布被捲成一個襁褓；母親逼婚的劇情裡，演員被裹在紅布里抬走，它成為束縛的象徵。
工廠場景中，紅布在舞臺上攤開，鋪成一條流水線。朱朱站到前面，講述打工生涯：她13歲來深圳打工，進過磁帶廠、玩具廠、塑膠廠、印刷廠、電子廠。她背過身，雙手在紅布上做出轉磁帶的動作，紅布另一頭的演員演她的上司：“你，不要睡死了！”她轉向觀眾笑笑：“真的好凶哦。”
“16歲，我在一家玩具廠做噴漆和裝配。”演領導的演員又發話了：“提拔你做物料員吧，工資高還輕鬆呢。”朱朱喊：“我不幹！”她嗓門大，聲音劈裂。去年聲帶出了問題，她嫌50塊一盒的藥太貴，沒有堅持吃，也沒再去醫院，至今沒治好。
我問朱朱，說“我不幹”是什麼意思？升職你怎麼還不幹？朱朱哈哈笑幾聲：“因為我根本不想打工啊，我是被迫輟學的，我只想回去上學。”
朱朱小學五年級輟學，家裡把上學的機會留給弟弟。來深圳一年後，她給家裡打電話，要求用自己賺的錢回家上學，被拒絕了。她去上夜校，免費試聽兩晚電腦課，但她看不懂26個英文字母，跟不上，只好放棄。
流水線7年，她始終在做廉價勞動。21歲那年，她離開工廠去酒店，想通過接觸不同的人改變命運，但她只認識了後來的丈夫。當兒子要上幼兒園，她又跑去幼兒園做生活老師，直到兒子畢業。
去年9月，她去“綠色薔薇”活動室玩兒，被丁麗勸來加入。當時，丁麗的第一個搭檔剛走，人手緊缺。朱朱沒有更好的選擇，覺得做社工至少比廉價勞動地位高、有價值。
朱朱和丁麗十幾年前就認識，那時她們在同一家公益機構做義工。朱朱在康樂小組，負責搜索深圳什麼地方好玩，組織踏青。而丁麗在文學小組，同時參與工人權益保護。
丁麗只在流水線上待過四年，18歲的時候，她進入公益機構工作，幫助工人保障權益。白天，義工們騎車到工業區普及勞動法，去醫院瞭解工傷。有時晚上回到宿舍，十來個人在大陽臺上打通鋪，男男女女躺成一排，“聊的都是我們工人工作的理想。”夏天的夜裡，涼風吹進陽臺，困的人睡了，沒困的人還在聊，地上滿是啤酒瓶和滷味罐。
演員飯飯記得十年前，第一次在公益機構見到丁麗，她話不多，很靦腆，臉上有甘肅女孩特有的兩片紅。十年過去了，當我在活動室見到丁麗，她皮膚白皙，身材修長，穿著輕薄的綢裙，說話語速很快，聲音清脆，耳墜隨著講話輕輕地晃。
採訪中，她頻繁和我談權利：“你採訪我，問題都是你決定的。我是跟著你的思路走，我沒法說出我想表達的東西。”
她質疑媒體報道和文藝作品，把底層苦難放大成熱點，在中產的圈子裡傳播，“是不是在消費工人？”
我問她，這些理念和想法從何而來。她說從書上，有些也來自她對打工經歷的思考。她家的書架上，《美麗的權利》、《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一類的書擺了兩排。她說，很早進入公益圈讓她接觸到大量資源，才有機會快速成長。“如果機會給了別人，她們也一樣能做得很好。”
在戲臺上，丁麗站在紅布後面等待出場。她露出半個頭，從布後面繞出來，彎腰做出拾掇麥子的動作。這是14歲的一天，她正在麥場上勞作，媽媽突然告訴她，家裡不能供她唸書了。
丁麗
丁麗把紅布捲成包裹，當作書包抱在懷裡，她在臺上自白：“每每看到穿著校服的同學，我心裡有很多渴望和無奈。但我也只能回宿舍，默默寫起了日記。”
輟學後，丁麗在打工的廠裡發現了一個圖書館，晚上藉著宿舍走廊的燈，通宵看書。她那時看《簡·愛》，記住了裡面的一句話：“我貧窮，卑微，不美麗，但當我們的靈魂穿過墳墓來到上帝面前時，我們都是平等的。”
圍城內外
第一次上臺時，朱朱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該往哪兒看。社區的小會議廳裡坐著近100位觀眾，她說著臺詞，眼神一會兒放在牆角，一會兒放在觀眾的頭頂以上，最後定在沒人坐的最後一排。
她演流產手術後爭吵的戲，“心裡沒底”，擔心“觀眾會不會鄙視我？”她曾對女工友講起，對方用怪異的眼神看著她：“你這女人怎麼這樣？不都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嘛。”但當表演結束，掌聲淹沒了會議廳。女觀眾上臺，因想起自己的相似經歷而失聲落淚；男觀眾上來冷靜反思：“有老婆呢，才有這個家。愛老婆就等於愛這個家。”
朱朱最喜歡這個環節。“是壓抑後的釋放，釋放了心裡輕鬆很多。”
8年前，朱朱在產下第一胎六個月後再次懷孕。她不想生，懷胎三個月時去做流產手術。術後她常常腰痛，做體力活非常吃力。婦科病長期困擾著她，去年要做兩個婦科手術，但她交不起住院費，手術最終沒做成。
她21歲在酒店做客房服務員，認識了負責酒店物業的男同事，開始戀愛。朱朱說，家裡催著結婚，長輩們讓她找個有技術的男人。男同事會做招牌和電工，比工廠裡的男性能養家。但婚前，對方因為她不買早點給了她一耳光。計劃分手時，她發現懷了對方的孩子。
“總有一天給你打回來！”朱朱告訴我，她選擇結婚，但從此和丈夫一有爭執就動手。為了離婚，她和丈夫鬧到法院。沒離成，朱朱改變了策略：丈夫回江西老家，她一個人留在深圳，和離婚感覺差不多。
我向朱朱索要她丈夫的聯繫方式，被她拒絕了。“他不會理你，還會怨我。”她說丈夫從不願接觸她的工作和朋友圈。一次她把“綠色薔薇”的微信推文發到婆家群裡，丈夫問她：“你瞎發什麼？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說起“單身生活”，她開心地在床上蹦：“她們都羨慕我，說你怎麼活得這麼瀟灑呀！我就告訴她們，有什麼想不開的？想開了就什麼都好了！”
13歲來深圳，她看著其他女孩為賺快錢站街，染了一身病。夏夜裡，工廠附近的草地上總有男女抱著翻滾。一切都讓她把性和骯髒聯繫起來。“我不想糟蹋自己的身體。”
22歲，她和現在的丈夫發生關係後，認為這輩子不能再和其他男人做同樣的事。“如果有的選，我不想結婚，不想談戀愛，也不想發生那種事。”
流產落下婦科病後，她去醫院看。醫生問她有沒有性生活，她羞於承認，但從此又把性和婦科病聯繫起來。
“沒談戀愛，沒發生性關係之前，我身體都很好。”採訪中，她向我說起現在沒什麼性生活，表現得如釋重負，似乎沒有是種解脫。
她聲稱自己從不想戀愛，卻時常羨慕早戀的中學生。她讀過瓊瑤，追《流星花園》，《大魚海棠》她也很喜歡，覺得男孩女孩跨越兩個世界的愛情太感人。我問她，你就是喜歡這種愛情故事啊？她臉紅著低頭笑。過一會兒又對我說，那都不是真的。
流產後的爭吵戲演完了，朱朱退場，留下丁麗繼續演自己生子的片段。她上前一步，站到舞臺中心：“當小孩從我身體裡出來，我覺得女人的身體太神奇了！”後面的一排演員張開雙臂，跟著她重複：“太神奇了！”丁麗說：“她有手！”演員們紛紛揮著雙手；“她有腳！”大家晃晃自己的腳。“她有眼睛！”大家指指自己的眼睛。
“可是神奇過後，她對我身體的限制也越來越多。”丁麗頓了頓：“我要上班。”一個演員撲上來，把她的肩膀壓歪了；“我要做家務。”另一個把她的腰壓塌了；“小孩生病了，我要帶她去醫院。”第三個壓得她蹲下來；“小孩上學，要我上環。”最後一個把她撲倒在地板上。
幾秒後，演員們一個個站起來，丁麗最後也站了起來。採訪中，我向她問起這個情節。“這是表達我們共同的願望，”丁麗說，“想從束縛中掙脫。”
丁麗對性的最初認知來自電線杆上的處女膜修復廣告，上面教育她們保持貞操，婚後初夜必須見紅，但她很快通過公益講座瞭解到了正確的性知識。有一天淋浴，溫熱的水流滑過，她突然察覺到身體某種異樣的感受。她很驚喜，開始探索身體，發現女性也可以取悅自己。她把性看作婚姻中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婚前測試是否合拍。
兩年前，她註冊“綠色薔薇”，沒和丈夫商量，之後為機構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丈夫既不滿她為工作奔忙，也不理解她倡導的女權思想。婚後，丁麗同時負擔工作和家務，丈夫很少幫忙，她覺得不公平，要求丈夫為她的家務勞動付費，洗一次碗至少20塊，丈夫覺得匪夷所思。一次丈夫衝孩子發火，她擔心丈夫打孩子，直接報警了，丈夫因為這事一個月沒和她說話。初次採訪一小時後，她就告訴我，由於價值觀不合，她和丈夫離婚了。
土耳其家園
在戲劇結尾，演員們在臺上拉起手，邊跳邊唱《我想》，第一句是“我想有個家”。
歌由她們集體創作，靈感來自一個女工的一組照片：她剛來深圳時，第一次去的每個地方，包括大海、蓮花山……深圳給了她很多第一次，給了她憧憬，她想紮根在這裡。觀眾被拉上臺加入舞蹈，整個劇場迴盪著“我想有個家”的大合唱。
丁麗回憶起自己的青春期，10年前，在公益機構下了班，她和同事們跑去橫崗大廈唱歌，在一個投幣KTV，一塊錢唱一首。大家唱到深夜，出門走在橫崗最繁華的大街上。她們穿過成片商品房，一個人突然喊了一句：“是我們勞動者創造了美好的大廈！”大家亢奮起來。另一個人對著高樓一指：“看我們勞動者勤勞的雙手！”有人起了個調，大家開始邊走邊唱《國際歌》。唱完又唱《美麗的朝霞》，唱到“在這林立的高樓大廈，哪裡是我的家”，眼前剛好又是一座高樓大廈，她們激動地在路上亂跑。
深圳給了朱朱一個在瘋玩中度過的青春期。她跳出了同鄉打工者的圈子，和“比較開放”的四川、湖南姑娘去歌廳蹦迪，去冰場學溜冰，一次摔得連班都上不了。一個call機99塊，其他打工女孩捨不得買。朱朱每月攢幾十塊，兩個月就去買了一臺。有call機以後，她玩得更瘋了，因為她隨時能用call機找到玩伴。
“我在深圳比在老家還久，整個青春給了深圳。”我跟著朱朱坐車回老家時，她突然感慨：“現在年紀大了，沒準兒哪天深圳一腳把我蹬走。”
流水線上的工作不招收30歲以上的女工，朱朱32歲了，覺得自己老了。她考慮過回老家生活，但回家路上，她一直嘟嘟囔囔：“還回家嗎，要不別回家了。”
我讓她給家裡打個電話，告訴他們帶我一起回家。
“不用打，沒人管。”
我再三要求，她終於翻開手機通訊錄。“哎，我怎麼都沒有我媽電話啊。”
朱朱的媽媽生了五個女兒，第六年生了兒子。家裡父母各一個房間，弟弟一個房間，五姐妹共用一個房間。嫁出去的女兒哪個回來了，就臨時住在這間小屋裡。
屋裡堆滿全家的雜物，四處是灰。朱朱把床上的雜物搬下來，掀開席子，一隻蟑螂倉皇逃竄。天氣又悶又熱，朱朱坐著扇蒲扇。家裡只有父親和弟弟的房間裝了空調。爸爸早出晚歸，兩天裡，我只看到他的一個背影。
朱朱是家裡第二個女孩，3歲還不會走路、說話，經常發燒，吃什麼都吐，連累家裡更窮更難。朱朱說，媽媽總衝她抱怨：我也不想過這麼窮的生活，我也不想要這麼窮的家庭。可你知不知道，生不出兒子，全村人都不給我好臉！當初真想把你丟了。要是把你送人了，我就不會是今天這副窮樣子。
朱朱聽了立刻反駁：那你為什麼不把我丟了？你把我丟了，說不定我還能趕上個好人家。我就能上學了，也不用被你逼婚了，我就不是今天這副德行了！
房子正對著小賣部，門口一張麻將桌，一群男人圍著桌子閒聊、打麻將，嘈雜聲持續到凌晨三四點。
“我每次回來，只聽到男人的聲音，聽不到女人的聲音，女人都在下地幹活。”我和朱朱躺在床上，朱朱熱得睡不著，床板硌得她難受。她坐起來盯著天花板，屋子裡除了雜物和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空牆壁。“你看，生活就是這麼無聊。”
天還沒亮，雞鳴就此起彼伏。客廳的擺鐘響過8下，朱朱騎上電動車，在晨霧中出發了。她帶我穿過老家城區，一路給我指兩邊的房子。“這棟是我表哥的房。”騎出幾百米又指著另一棟：“這是我姐的。”半小時車程，她指出了全家所有人買的房。她至今住在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裡，月租600塊。“只有我沒房。”
2002年，深圳房子均價幾百塊。那時她16歲，看中一套5萬塊的小房子。她和家裡商量，每年將近一萬的工資，能不能不寄回家了？存下來就能買套房。家裡拒絕了她，問她是不是太自私了。
現在她沒家可回，覺得自己沒有歸宿。為參加公益活動，她去過北京、廈門，但她不喜歡這些城市，“那都不是給我這種平民百姓的。”
在幼兒園做生活老師時，她聽一個家長說起去土耳其旅遊的經歷。聽上去，土耳其很窮、很破，怎麼努力都好不起來。“就像我一樣。”她不知道土耳其在哪兒，只查了那裡的經濟狀況。網上講得不清楚，她辦了護照，想去旅遊看看。
我問她，中國也有窮的地方，為什麼非要跑去土耳其？
“我想不出中國哪裡窮。中國現在經濟發展多快呀，哪裡也不會比土耳其更窮。”她說土耳其應該是個原始世界，不像有錢人的世界，天天勾心鬥角。“我覺得好累，我想看看土耳其是不是不用這樣。”
她向我講起老家總有人爭土地，工廠裡總有人為升職互相舉報。她說自己思想簡單，搞不定這些，只有土耳其這種原始社會適合她。但土耳其簽證要求存款五萬，她拿不出來，最終沒有去成。
學不會的函數
朱朱是“綠色薔薇”裡除丁麗外，唯一的正職人員。丁麗很忙，手指在鍵盤上飛舞，不時打電話對外聯絡。朱朱常常蹲在地上哄孩子，出門取文件，和城中村的街坊聯絡感情。總有人路過活動室，隔著很遠就喊朱朱的名字，讓她幫個小忙，比如複印文件。
丁麗現在代表新銳女性和伊能靜同臺做TEDx演講，去北京和崔永元合作主持《打工春晚》，獨立撐起一家公益機構，靠自己的事業在深圳安身立命。
丁麗和朱朱在“綠色薔薇”辦公室，帶著城中村裡女工姐妹的孩子們做活動
但朱朱在“綠色薔薇”工作一年了，覺得自己成長太慢。“沒有職業操守，腦子裡沒這方面智慧。”她將“職業操守”解釋為女性主義之類的理論框架。實際操作中的障礙也難以克服。她用一種辦公軟件寫東西，始終不太明白怎麼用。做完文件保存了，第二天又找不到。
朱朱意識到自己需要改變。去年，她在老家廣西貴港的廣播電視大學報了一個大專，學工商管理。作為成人教育的一種形式，電大以網絡遠程教育為主，週末開設函授課。她期待學到本領，畢業做文秘。
我和她一起去聽了次課。從深圳到貴港，要坐四小時動車，中途在廣州轉車。她說回貴港學習比在深圳便宜3000塊，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須從3000塊工資裡拿出250塊。
40多人的教室裡，除了三四個男生，其餘都是女性，從20到40多歲不等。一些媽媽帶著孩子來上課，小孩在教室裡四處亂跑，老師的講話總被打斷。
這是一節經濟數學基礎課，講授函數和微積分，但老師一直在教大家把答案對應填入網上的作業提交系統。姑娘們盯著電腦屏幕抄答案，朱朱突然舉手：我想知道那個函數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老師看了她一眼：“哦，這很複雜，這裡面的問題太多了。”
另一個姑娘舉手：“老師，你能不能真的教會一個人給我們看看。”
全班大笑。老師嘆口氣：“難道這裡有人能學會嗎？”教室裡一陣沉默。
下了課，朱朱跑去加老師微信，以備請教實際工作中的數學問題。
老師年近40，扎著馬尾，表情嚴肅。她瞥了朱朱一眼：“那我也未必知道。我們這個課，就是教你一個數學思維。”
“我知道是這個思維，但那個實際問題我也要會解決啊，像求導啊解析啊這些。”
“你打算用多長時間學函數？你知道我學了多久嗎？”老師抬高聲調：“我大學學了四年啊！學函數要有始有終，你這種學不會的。”
朱朱走出教室，跺了下腳，衝著樓道喊：“哼！我怎麼就不能有始有終了？”
我問她，做文秘需要懂函數嗎？
“可是你既然學了，你把它學會了不好嗎！”
她反覆向我強調，函數是她的愛好。她常在出租屋的陽臺上寫數學練習冊。她學《西方經濟學》也非常認真，教材上用不同顏色的熒光筆畫滿重點。課堂上，老師講到“消費者均衡”這一節，書上寫著均衡條件公式：
Px·Qx+Py·Qy=M
MUx/Px=MUy/Py=MUm
她突然忘了P、Q、M和x、y分別代表什麼，翻到前幾頁去找，看懂了就興沖沖地給我講一遍。
下午的課程包括管理學課和公共關係課，但因為發錯教材和突然斷網，都沒上成。4點，無課可上的朱朱提前回家。她在路上感嘆：“我總結自己的一生，就是學習的一生。”
“其實是因為沒文化，什麼都要從頭學，沒辦法專門積累哪個方面。”她說，“這些年我就是在晃。”
她在戲裡也說了這句話：“我一直都在瞎晃。”吳加閔說，這說明朱朱對過去的經歷有判斷，她不是傻呵呵地就這麼過去了，她覺得一切都沒意義。
眼下，朱朱很快又打起精神，期待明年3月的畢業證。
走到校門口，她筆直站好，表情嚴肅，讓我退後一點，給她和破落的學校合張影。
謝幕之後
演出告一段落，一個上午，我和丁麗、曹昂湊在朱朱家。曹昂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博士後，關注性別議題，為課題長期跟蹤機構活動。初見時她告訴我，戲劇的目的在於把個人經驗上升為社會議題，但朱朱糾結於個人瑣事，很難從社會角度看待兩性不平等。她對婚姻不滿，卻把問題歸於“沒嫁好”，內心還是想有個男人可依靠。
在朱朱家，我問曹昂：現在戲是演完了，但女性在現實中能怎麼掙脫？她們的生活，不就是困在個人瑣事裡嗎？
“她一個人的力量肯定不行，要有更多機構支持她們。”曹昂站起來，在狹小的空間裡來回走動：“信息上的，傳播性知識和勞動法；情感上的，大家分享自己的經歷，鼓勵彼此要自立；物質上的，做社工至少比廉價勞動收入高吧。”
“個人意志也很重要。”丁麗說，“就算現實改變不了，至少我內心解放了，不是為別人活著了。”她驕傲地舉例：她如果哪天累了不做家務，不會覺得是罪過。
三個人圍著小桌激烈討論，從女性主義理論談到相關文獻，彷彿在逼仄的出租屋裡開學術研討大會。朱朱把炒好的空心菜端上來，拎個板凳坐到陽臺上，一言不發。
第一次見丁麗時，我們談戲劇對女工的意義。“戲劇是一種自主發聲的工具，發聲是一種建構歷史的方式。”她說，戲劇還可以讓理念內化。《她們說》講述性別議題，演員們能從中認識到性別不平等的普遍性，爭取自我解放。
我問她，女工們能理解這些東西嗎？
“不理解也沒關係，至少她們覺得自己的故事有價值，自己這個人也有價值。”她舉例：研究生、博士生來機構做調研，從前她們對學生是仰視，覺得文化人比自己高一等，現在能隨口讓學生幫她們帶孩子。
“這不就是改變嗎？”
那天，朱朱始終顯得沉悶。下午，丁麗和曹昂告辭，朱朱接一個老鄉來家裡，我們又聊起朱朱的婚姻困局，老鄉笑她看不慣老家男人大男子主義，找個外省的，結果也一樣。
朱朱說：“能找個靠譜男人就好了。找到了就一起留深圳，或者我帶他回老家。”
我鼓勵她：再找要找個尊重女性的。
朱朱和老鄉衝我苦笑：你覺得我們這個階層，能找到這種男人嗎？
朱朱說，她曾經很為自己打離婚官司而驕傲。“我是接觸過公益的人了，我有維權意識了，至少要離婚帶走兒子。”但她最終又放棄了，認為自己不可能離婚。
她沒房沒存款沒保險，離了沒處養老；兒子跟著她，在深圳沒法上學。
我走進朱朱的臥室，床上放著很多毛絨玩具：兩隻兔子、一隻熊、一隻貓和一隻熊貓。她說一個人睡感覺床太空，放上它們會好得多。有時她在床上練習彈尤克里裡，“它們都能當我的觀眾。”
床頭牆上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心形貼紙，是她手寫的短句子：
我生病沒有人照顧，高興沒有人分享/被雨洗後的春天，你知道我在想你嗎？被風吹過的夏天，你知道我的愛嗎？/我不是傻子，你不會愛我的。
邊緣處的貼紙是英文的：I must leave you. Forever now. Love cannot live with mistrust. 我問她這條英文什麼意思，她讓我把貼紙翻過來，背面是對應的中文：我現在必須永遠離開你了。沒有信任是不會有愛的。她先想到這句中文，又去網上查了英文翻譯，把英文那面衝外貼著。“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
牆上還貼著她兒子的大幅照片，旁邊寫著：依然想念兒子，寶貝，媽媽想你啦！她畫了一個微信裡嘟嘴親親的表情。兒子今年8歲，因為沒有深圳戶口，去年回老家上小學。此前的8年，朱朱一直把孩子帶在身邊，現在她每兩個月跑一趟江西看孩子。在城中村的圖書館，她懇請館長送她幾本書：《論語》、《孟子》和《莊子》，她要拿回去教育兒子。她曾告訴我，兒子的成長是她現在最看重的事。“不能再讓他像我一樣，晃了20年一事無成。”
她從不承認自己需要情感陪伴，但她在鼓浪嶼只買了一樣紀念品，是三個木頭做的貓咪掛鏈，上面分別刻著她名字的三個字：朱、麗、琴。她發朋友圈曬掛鏈，配文“最美好的禮物”。有個朋友留言索要，朱朱回覆：我特意買了三個，就想我、老公、小孩各一個，這是我送他們的禮物。
她一個人住，出租屋門口貼著自己寫的春節對聯。上聯：張燈結綵迎新春；下聯：歡天喜地度佳節。橫批：家庭幸福。
告別
見到朱朱的最後一天，我們去找戲劇的音樂指導黃小娜，路上經過朱朱打過工的廠子。工廠已倒閉多年，工人宿舍變成了派出所。旁邊是她和丁麗十年前一起做過義工的公益機構，辦公室變成了洗車廠。
黃小娜和丈夫董軍同在重D音樂隊，幫助女工做戲劇。我問他們作為觀眾的感想，董軍說，他想到自己的伯母，一輩子沒走出過村子，在廚房裡打轉兒。“我覺得好悲哀。”
“我不認同董軍說的悲哀。”黃小娜帶我走進裡屋，把門關好：“女性做一輩子家務沒價值嗎？只有外面的世界精彩嗎？康德一輩子都沒走出過小鎮，可人家寫出了自己的哲學。”
關於這場爭論，我後來去問朱朱的看法，她說她既嚮往外面的世界，也想顧好家，但她覺得自己哪樣都沒做到。
那天在小娜的排練室，朱朱告訴我們，她準備回江西，和老公一起過日子了。
我很驚愕：不是說要掙脫婚姻嗎，怎麼又要回去了？
朱朱說：兒子在老家等著我，我在深圳也沒有一個志同道合的男人。
關於朱朱的這個決定，我離開深圳後多次聯繫她討論。她一會兒說接觸公益讓她堅信女性要獨立，只要內心有堅持，環境不會干擾她；一會兒又說回去了不知道會怎樣，眼前一片茫然，不行就“入鄉隨俗”。最後她問我：“我為什麼這麼矛盾呢？”
我問：你會不會覺得，回去還是一種妥協？
她反問：那我還能怎麼辦呢？
我把這個問題拋給小娜，她沉默了一會兒，對我說：“也許是改變不了什麼，但你不能說這個過程對她沒有價值。”
小娜從政法大學畢業後，在工人公益機構做了十年社工。最近，他們回訪當年幫助過的一批工友，發現十年過去了，工人們其實沒什麼變化。現實的問題複雜纏繞，遠非一時的覺醒就能解決。當年社工灌輸的種種理念，他們現在大部分都忘了。唯一記得的是，在打工的艱難歲月裡，機構給了他們一個溫暖的家。
我在深圳的最後一晚，姑娘們湊在一起，在城中村的一家大排檔給演員飯飯過生日。再過幾個月，飯飯也要離開深圳，和丈夫回老家定居。一齣戲總有謝幕散場的時候，但飯飯說，那是“很重要的、美好的回憶”。
夜裡飯局散了，大家三三兩兩走回家。我對丁麗說，我要走了，明天回北京。
走在前面的朱朱突然回過身，隔著很遠衝我喊：“走啦？”
我點頭。
路燈底下，她停了一會兒，舉起一隻手臂向我揮了兩下，轉身消失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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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 / 洪蔚琳
攝影 / 吳恙
視覺 / 張楠 王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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