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形成賭埠，與周邊環境有密切關係。
在19世紀中葉前，廣東官府遵循《大清律例》對聚眾賭博者懲罰較嚴。雖然不能杜絕民間私賭，公開的賭館卻無人敢開。廣東賭博不方便，於是一些賭商就跑到澳門來開賭，一些大豪客也專門跑到澳門參賭。澳葡當局對賭博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致使賭博商業化，變成特殊的行業。
賭城
1842年英國強佔香港為其海外殖民地。由於香港地理條件比澳門優越，英國又是當時世界最強盛的國家，香港發展很快，澳門的許多洋人洋商紛紛遷往香港，澳門的對外貿易地位一落千丈，蕭條景象令人愴然。 那時很多廣東農民和工匠遷移到香港，也把賭博的陋習帶到香港。1844年港英當局頒佈《禁止賭博條例》。香港禁賭，澳門便開賭——澳葡當局於1847年宣佈博彩業合法化，對已經存在的賭博以法律形式肯定下來。這樣，因為商貿蕭條致使稅餉銳減的澳府，又開闢了新的財源：賭業專營權歸政府，招商承辦，政府向賭館徵收賭餉。 1852年，香港怡和洋行“皇后號”客貨輪行走港澳間。1865年以英商大股東的省港澳輪船公司也加入港澳間的客運。這些客輪加強了港澳間的聯繫，也方便了香港來的賭客。
賭檯
不過，香港禁賭後，地下賭檔總是禁不絕。1867年麥當奴港督對賭業採取“寓徵于禁”的政策，對賭館發牌並課以重稅，致使賭館難以生存而逐步減少或消失。這個政策反而促使賭博氾濫。英國政府知悉後，責令香港當局嚴厲禁賭，1872年港府宣佈新禁賭令，由新港督堅尼地親自督促執行。 這是香港歷史上最嚴厲的一次禁賭，從此香港成為比較乾淨的“無賭”城市。從此，香港的賭客只有往澳門跑，這個“慣例”一直延續到今天。
籌碼
澳門賭業的繁榮，也與廣東有相當的關係。
廣東地方當局於1861年準開圍姓，以後陸續準開山票、鋪票、白鴿票等彩票類博彩，傳統賭博只有番攤一種，最受歡迎的骰寶直到清朝滅亡也未獲準開。並且，廣東的公賭時開時禁，禁賭時，廣東的賭商賭棍紛紛逃到澳門避風，極大地充實了澳門賭業的實力。 1887年，廣東巡撫吳大澄在給清朝總理衙門的奏章中，對澳門的現狀有一段概述：澳門“官無善政，商無善賣，工無善藝，惟借賭館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規，為自然利。”這裡的“收受陋規”，是指澳門當局向鴉片、娼妓、賭博等偏門行業徵餉。
賭王爭霸
1896年，葡萄牙政府頒佈禁賭令。法令在葡國和多數海外殖民地得到執行，但在澳門，政府只是宣佈了事，並沒有執行。 1930年，澳門政府對賭業重新實行專營管理。盧九、範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大賭商霍芝庭等人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牌照。 1937年，廣東南海籍的深圳賭商傅老榕，聯合港澳押業大王高可寧投得澳門賭牌，賭博公司名曰“泰興娛樂有限公司”。 1961年10月，以何鴻燊、葉漢、葉德利、霍英東等為首的香港財團，投得澳門賭場專營權，持牌子公司為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何鴻燊任董事總經理直至今天。
何鴻燊
在何鴻燊和葉漢的打理下，澳門賭場煥然一新，賭客逐年增多，除香港客外，日本、臺灣、東南亞、歐美澳等國家和地區的賭客也紛紛來澳門觀光或賭錢。古老的賭埠澳門，漸漸成為世界著名的賭城。 毫無疑問，在澳門的歷代賭王中，對博彩業貢獻最大的是當代賭王何鴻燊。
霍英東
賭王仍是未來賭城的天王巨星
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明確了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 澳門的資本主義與香港式的不同，香港是金融、證券、地產、航運、製造、貿易等高度發達、自由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競爭力在資本主義世界名列前茅；澳門是以旅遊博彩業為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博彩業，沒有一項在世界或亞洲排名前列的產業。無論過渡期還是迴歸後，香港澳門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模式、生活方式都有個延續性。
葉德利
1993年通過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18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 1997年7月23日，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總經理、澳門馬會主席何鴻與澳門政府簽署了新訂的博彩及賽馬合約，兩項專營合約均經中葡聯絡小組達成共識，澳督韋奇立主持簽署儀式。兩項專營合約均延續到2001年12月31日。博彩合約跨越了1999年，這意味著迴歸後的澳門，博彩業可以合法存在。 但是，合約屆滿後，澳門的博彩業是繼續為何鴻領導的娛樂公司繼續壟斷，還是引進競爭機制，將賭牌授予多家財團？ 這要看怎樣做對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安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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