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5日，漆黑的深夜。
東德的兩位年輕人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和克里斯蒂安·高迪安（Christian Gaudian）正在幹一件大事——他們要翻越柏林牆。
按照當時東德的法律，這相當於越獄，可是要掉腦袋的。
更何況，這座舉世聞名的牆可不是想翻就能翻過去的——柏林牆始建於1962年8月13日，目的就是阻止東德人民逃亡西德。牆高4米，上面佈滿了高壓鐵絲網和探照燈，時不時就有士兵巡邏，可謂是戒備森嚴。
柏林牆，又稱“反法西斯防衛牆”
這可不是嚇唬人的擺設——距今為止，已經有200多東德人嘗試翻越圍牆而被射殺。
因翻越柏林牆而被射殺的東德民眾
但格弗羅伊和高迪安卻樂觀地認為他們不會那麼倒黴，畢竟還有5000多人成功呢。
可是，今晚幸運女神不在他們這邊。
格弗羅伊魂斷柏林牆：就在快要翻過最後一道鐵絲網的時候，幾十米外的東德巡邏隊士兵發現了他，在鳴槍示警無效的情況下，子彈朝著格弗羅伊飛來，最終，AK47突擊步槍的7.62毫米子彈將格弗羅伊打成了篩子，格弗羅伊慘死牆頭。
左為因翻越柏林牆被射殺的格弗羅伊，右為紀念他的墓碑
高迪安也被子彈擊中，身負重傷，但所幸不是致命位置。毫無疑問，等待他的將是漫長的牢獄之災。
按照慣例，對於成功阻止翻閱柏林牆的官兵，上級是要給予表彰嘉獎的。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四名巡邏隊士兵英戈·海因裡希（Ingo Heinrich）、安德烈亞斯·奎恩貝（Andreas Kuehnpast）、彼得·施米特（Peter Schmett）和邁克·施密特（Mike Schmidt）都被記功，並且每人還領到150馬克的獎金。
可是，死去的格弗羅伊不知道他將是柏林牆最後一個被射殺者，更不知道的是，圍繞著他被槍殺，一場大審判即將到來。
9個月後，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推倒。
1989年，柏林牆倒塌，大批東德民眾湧向西德
一年後，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
又等了一年，1991年9月3日，統一後的德國法院開始追究這起“最後一次翻越柏林牆事件”。
可是，應該負責的首並不是那些長官或者領導人，而是扣動扳機的那四名巡邏士兵。
這在民眾和法律界引發了軒然大波：
第一，士兵們只是依令行事，如果不開槍，他們會受懲罰，他們何錯之有？
第二，法律最基本的原則一直就是不溯及既往，舊時用舊法，新時用新法，現在追溯怎麼可以用統一後的法律？
第三，為什麼不是東德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領導人受審？他們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有了這麼強的民意基礎和法律常識做保證，四名士兵的辯護律師羅爾夫·博西（Rolf Bossi）對這場官司胸有成竹。
柏林牆犧牲者紀念碑
可是，1992年1月21日，當判決結果出來時，讓所有人大跌眼鏡：
直接射殺格弗羅伊的海因裡希被判處三年六個月的監禁，不得假釋；向高迪安開槍並將其打傷的奎恩貝被判處兩年緩刑；鳴槍示警的另外兩人，被無罪釋放。
主審法官西奧多·塞德爾（Theodor Seidel）在解釋他的判決理由時說過一句著名的“槍口抬高一釐米”：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有法律規定，更有良知。雖然士兵是執行者，開槍是他們的義務，但他們卻有“將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權力，這其實也是他們應該承擔的良心義務，而不是像個屠夫一樣屠殺良知，助紂為虐。
這就是每個人都有的“一釐米主權”。
當你擁有“抬高一釐米”的權力時，你又會怎麼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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