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振科
古人说“长安中原之龙首”；“经略中原必始于长安”。参考一下战国秦一扫六合，在参考一下战国时期的韩、魏、郑的羸弱。你能说长安的位置不利于控制天下吗？
再说所谓的富裕问题，洛阳盆地面积1000平方公里，关中平原面积3.6万平方公里，是洛阳盆地的36倍，沃野千里，古称天府之国。周、秦、汉、隋、唐均定都于此，汇集天下财富。怎能说不富裕。
那么隋炀帝、武则天为什么想要去洛阳？两个人的问题可以一并回答，其中有很多共性。
1:两人均得位不正，一个弑父，一个篡权。二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人，为什么不敢呆在天下正统地位的长安呢？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政治对手:关陇集团。（对于关陇集团不太了解的可自行百度一下或者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关陇集团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使得得位不正的二人在长安如坐针毡。或想在洛阳躲避，或巡游。一旦有变随时可以东逃或者南下。
3:由于长安数千年来的正统国都地位，人心所向。所以二人或居洛阳或离长安，但是政治上仍然以长安为京师不敢言弃。
总而言之，二人离开长安并非长安不好把控天下，也非长安不富裕，这一切是他们的阴暗面造成的。
天道TD
若回答此问题，首先追溯历史。史祖太史公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也就是说，夏商周皆在洛阳为都的意思。自三皇五帝始，华夏诸族便形成了王者居中的思想。而夏认定天下之中在洛阳，即在此为都，商朝早期也居洛阳，都是有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不用多言。而东周天子居洛，也不需多言。而西周都洛就需要深入阐述，因为有少部分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总是要否认西周都洛的史实。小邦周克大邑商后武王返回镐京，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西周的都城只在镐京，其实不然。正史所载，姬发克商后整日提心吊胆夜不能寐，原因就是害怕天下不服小邦周的共主地位，怎么办？那就想办法增强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是正统的意思。什么办法呢？一是贬殷受，也就是把纣王宣传成一个荒淫残暴的昏君形象，现在某地似乎也是得了姬发的真传，把贬殷受变成贬洛阳。二是寻找天下之中，建立新都，以表明王者居中的正统。不过第二年，姬发就死了，只有遗命姬旦完成。于是周公亲测日影，确定天地之中就在嵩山，于是便卜洛相宅，携成王迁都洛阳，也就是诸侯朝贡道里均，并留丰镐为陪都，还时不时回去看看，不过一回去不是发生了国人暴动，就是弄出个犬戎破关，连天子也命丧黄泉。于是才有了平王东归，从此独都洛阳。汉初刘邦在洛阳称帝建汉，分封诸侯，征讨四方，几乎都在洛阳南宫举行，后来刘邦离开洛阳，司马迁用的是迁都，也就是说无论是刘邦居住洛阳南宫的史实，还是司马迁的主观评断，汉初刘邦都是以洛阳为都的。为什么西迁，因为当时天下形势不安，刘邦的德，也就是统治力还不够。刘邦虽然车驾西迁，但是国家武库与敖仓却没有迁移，也就是说，大汉的军事物资调配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洛阳一直没变。七国之乱的平定，如果没有洛阳的武库和敖仓，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西汉的长安与洛阳，犹如今天的北京与上海。 而且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就不停劝皇帝迁都洛阳，因为在儒家眼里，洛阳才是王者居中的正统圣地。后来王莽作为以儒篡位的第一人，在儒士的鼓动下准备迁都洛阳，不过没来及实施，因其改革失败，引绿林和赤眉轮番暴虐长安，史载堆尸如山。还是洛阳圣天子刘秀出兵将长安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从此大汉长期都洛，迎来风华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并到魏晋两朝一直都洛。后来有北魏都洛，并在最中国的地方进行了全面汉化改革，可见洛阳的中华文化核心的气场。后来，有人搞分裂去了长安分个西魏，立马胡化翻天。后来，隋唐两代，都是先都长安，以图自保，后都洛阳以控天下。具体是隋明帝下诏以迁都的方式都洛，留长安为陪都。唐虽立国长安，但东都洛阳未废，且到高宗时，以诏书的形式称为东西二宅，天子长期居洛。后来，则天称帝前，又下旨，独尊神都洛阳。后来，李聋基归西不返，立马闹出个安史之乱，从此大唐名存实亡。不过，洛阳京都地位未废，李聋基承认李亨做皇帝的条件就是收复两京。后来的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以洛阳为都。
综上，因为洛阳从三代开始就是华夏心中王者居中的圣地，是儒家学者中最理想的都城，直到北洋时期的玉帅作为最后一名儒将长期驻洛，遥控北京和前线。所以隋明帝和武则天为了显示自己万世之功，离开一个割据有余四抚不足的地方，迁都洛阳，以符合王者居中的思想，不足为奇。
石珀天
不仅是题中说到的隋炀帝、武则天，唐高宗也另建洛阳为东都，并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到了武则天以周代唐，改东都为神都，正式以之为首都），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还都长安，但到了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的时候，又屡次东幸洛阳。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洛阳的地理位置比起长安更为适中。
洛阳在古人的观念中，居于“天下之中”，所谓“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古人“发现”夏至日在洛阳附近立圭表，是没有影子的——现代研究者考察发现实际上是影子正好和石表北沿重合看不出来，所以洛阳被认为是日中之地，也就是在太阳升到天穹最顶点时所对应的大地中心。
对于一个管辖覆盖禹迹的大帝国来说，洛阳有比长安更适合作为首都的一面。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洛阳在军事、经济等领域都比长安差，这就是张良不建议以洛阳为首都时说的理由：
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但对于基本消除割据势力的东汉和唐初来说，这一弊病不足为虑。
其次，洛阳是当时的漕运水路之枢纽。
洛阳东南与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相连，进一步直接连通隋唐财赋重要来源江淮地区，特别是江淮地区的粮食可以直接输入到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的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的唐代国家粮仓含嘉仓，比运输到长安少500公里左右，节约资源甚多。
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之所以东幸甚至迁都洛阳，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皇室、臣僚和军队的后勤供给问题。
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漕运办法改进运到长安的粮食增加和二十五年（737）在关中采用丰收年景增价和籴（以做储备）的办法，“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谈古论金
这里是不请自来的守仁君
长安和洛阳自秦至五代，一直是我国历代王朝的首都。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北依黄土高原，南傍秦岭，东南西北又分别有潼关，武关，大散关，萧关为屏障，渭河缓缓贴着长安城流过，灌溉了万顷沃野。可以说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据长安为都者，无法更好掌控天下大势，属于求稳型都城。
洛阳则地处洛河平原，虽然北，西，南有群山阻挡。但是他的东北和北方却是大敞之地，一马平川。且洛阳有伊河，洛河，黄河之利，挽天下之漕运，控天下之枢纽。一但有变，兵马钱粮可朝发夕至！属于进取型都城。
言归正传
武则天定都洛阳，一是为了避开李唐在长安盘根错节的势力，二是武则天作为千古第一女皇，野心勃勃，自然不肯偏安，想做出一份自己的事业。
隋炀帝定都洛阳则是因为隋炀帝志向远大，意图进取。二是隋炀帝沟通南北，营建运河，使得洛阳漕运更加便利。方便隋炀帝收取物资，供其驱使。
其实长安洛阳各有其利，在哪定都，皆看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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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虽然关中平原被称为富庶之地，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或者遇到旱灾就会产生粮荒。这种粮荒，远在秦未统一时就曾出现过。
到了隋、唐的时代，由于历代的战争以及建都的开发，资源已经消耗待尽，所出不足以供给长安。再加上关中平原地方狭小，人口稠密，很难供养大批的官僚贵族。
一旦当关中地区闹饥荒，把东部地区的粮食运到长安，其代价是相当沉重的。隋文帝在公元为了解决关中的漕运，开挖了广通渠。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公元594年的一次灾荒中，隋文帝被迫再次到达洛阳去就食，所以他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逐粮天子”。 
洛阳居天下之中，离东部经济中心的距离较长安近。隋炀帝曾经说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还说“水陆通，贡赋等”。所以，隋朝迁都洛阳。
在隋朝的时候，洛阳周围修建了大量的粮仓，当时洛阳附近的兴洛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其规模远过于长安的太仓。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瓦岗军就是先占领了兴洛仓，把粮食散给百姓，其实力才可能发展壮大，因此也被唐朝的统治者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多次到达洛阳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唐高宗最后一次到达洛阳是在永淳元年四月，当时关中饥荒，长安城中人相食。甚至皇帝的随从也有被饿死的。可以说这是一次大逃难。第二年十二月，皇帝在洛阳驾崩，皇帝临死前还说“若天地神灵延吾一两月之寿，得还长安，死亦何恨！”
到了中宗的时候，关中再次饥荒，大臣们请求皇帝再次临幸洛阳，遭到唐中宗的拒绝，他说“岂有逐粮天子邪？”。可是粮食运到长安，却是以广大民夫的生命为代价的。
在唐德宗的时候，长安再次出现饥荒，禁军没有粮食吃，只得到街头去乞讨，后来粮食到达京城，唐德宗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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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我国历史上法统所在地，迁都洛阳是政权合法化的标志。
从文化因素来看，夏商周三代皆立都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天然首都。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佛学首传于此，儒学光大于此，理学肇始于此，道学渊源于此，玄学发扬于此，经学集成于此，洛阳文化厚重，有利于统治者施政，占有洛阳可以增加政权的合法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 洛阳历来“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又有“八关环绕，天下之最中”的美誉。洛阳土地肥沃，依托广袤的中原腹地，物产丰饶，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外，隋唐的粮仓皆置于洛阳，有唐一代关中饥荒不断，以至于唐朝天子不得不多次来洛阳就食（要饭），并下令允许关中难民来洛阳自由寻食，大运河开通后，洛阳更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经济异常繁庶。
历史因素。历史上的王朝当以洛阳为国都时，西安连陪都都不算，而西安作为国都时，洛阳或以东都（唐朝）或是西京（北宋）的地位存在，这说明洛阳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洛阳参与了大部分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国文化脉络里无处不陈酿着显性或隐性的“洛阳基因”。
刘邦建国初期的是以洛阳为都，后来在民族罪人娄敬的唆使下迁都西安，是西安建都的滥觞（西周的国都大部分时间在洛阳，考古学家并没有在西安发掘西周的宫城遗址），至于隋唐二代建都西安也是有不得已而为之，隋朝篡北周政权，西安自然禅代前朝成为大本营，
隋炀帝迁都迁都正是对建都西安的纠错，隋末天下大乱，诸雄并起，李渊父子晋阳起兵首先占据关中，关中作为李渊父子的大本营就确定下来了，此时洛阳乃隋朝王世充的地盘，夺取洛阳是李渊的首要目的，而此时关中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迁都洛阳已经困难重重，但洛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洛阳虽以东都的身份存在，但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唐玄宗以前，洛阳与长安地位并重，多位皇帝长期在洛阳办公生活，此时长安已经退居次要，有首都有名而无首都之实，这种局面直到唐玄宗执政时才有改变，不过紧接着就爆发了“安史之乱”，长安上演了“国都六失，天子九逃”的闹剧，吐蕃甚至侵入长安扶持了傀儡政权。近代以来，中国山河破碎，中国人便以唐朝为规范样本试图增强民族自信，因此便开始大规模的吹捧唐朝，建国后，西安的地位上升为西北地区的中心，洛阳则降为普通三线城市。加之中国人对唐朝过度吹嘘，造成了一种西安强盛的假象。这种假象是长期以来人们错误的历史观诱导、潜移默化的影视作品的错误濡染的结果，它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中国历史是大一统和分裂割据的有机整体，洛阳是漫长的中国历史的参与者，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这里既有三代（夏商周）渊源，也有思想璀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有风华绝代的魏晋，也有隋唐和两宋的悠久。大一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根基，分裂动荡则酝酿了璀璨的思想文化，“若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有兴有废，文化才厚重，才更具有影响力，更能想象历史的文明进程。洛阳作为“中华首都”可谓名至实归。
隋炀帝和武周迁都洛阳正是对历史的回应。
欢迎讨论。
天水一朝的千年荣耀
政治上我觉得不仅仅是利益之争的问题。应该说隋炀帝短时间内劳民伤财的做法不被关陇集团认同。尤其之前历史有暴秦的前车之鉴。而且这点上看到关陇集团也是判断正确的。隋炀帝短时间内灭亡就是证据。
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高宗和武则天的这种关系不被认同；而且武则天杀死王皇后杀死子女，想篡夺李唐天下，这也不被关中文化所接受，所以干脆迁都洛阳。
这反映了皇都所在地区的文化对皇权的强烈干预，使得皇权不得不远离迁移到洛阳才能避开。但是避开却还要依靠，所以武则天最后才会还都长安。
新生活114501
武则天不敢居住长安所以跑到陪都备胎洛阳去居住，但也从未升级洛阳为首都，一直沿用东都的名字。后来为了和李唐势力分庭抗礼，才搞出升格洛阳为神都，但依然没有首都身份，后来死后又回长安埋了。
洛阳作为陪都备胎，皇帝的行宫，皇帝住行宫几年也很正常。而且武则天住在洛阳也是无奈之举， 武则天去洛阳行宫的原因，1:在长安宫中杀了太多亲人，毒死大儿子李宏，逼儿子李贤自杀，鞭死孙子李重润，孙女李仙蕙，侄孙子武延基，她女儿安定思公主，害死亲姐姐魏国夫人，外甥女韩国夫人，自己两个哥哥，其他高宗妃子的孩子，王皇后，萧妃等妃子武则天心虚，晚上做噩梦，没法在长安住。2：怕猫。3：玩男宠，毕竟长安宫是夫家。另外她在长安出家过，避到洛阳可以放纵。4：篡权夺位，怕京城的李家势力如徐敬业为推举卢陵王举兵欲举兵除掉武则天，所以躲到陪都洛阳的行宫欲与李唐势力分庭抗礼。5：为了迁到陪都洛阳，她大肆宣传洛阳用各种天意的把戏说服百官所以用神都的称号。6:洛阳地理位置好，自古都是出现内乱而避难的陪都备胎。7:在洛阳培养娘家武氏势力不受牵绊。 8:武则天也知道哪里是首都，所以死后埋在长安。
洛阳作为长安的备胎陪都，历史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历史上的皇帝视死如视生，死后都是埋在首都周围的，希望死后依然在冥界享受帝王权利，（除个别特殊原因的亡国之君外）东周的天子和东汉西晋的天子埋在洛阳附近，因为洛阳是，东周，东汉，西晋的首都。而西周、秦、汉、隋、唐的皇帝都是埋在首都长安的。武则天、隋炀帝时的洛阳规格很高，但依然不是首都的身份。
亲爹亲爹
两方面原因：
一、农业。
众所周知，黄河几字形绕开陕西，西安没黄河。
显然渭河水量不足以养活西安关中大量人口，一旦遇到灾年，西安关中往往会出现大量人口饿死的情况。
举个例子：民国18年，就是1929年，西安关中由于没有黄河，饿死两百万人，剩下的逃难逃哪去了？
二、军事。
游牧部落一旦渡过黄河，进攻西安易如反掌。
举个例子：周朝，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后，丰镐（西安）被犬戎杀得片甲不留。
而唐朝，西安（长安）关中地区唐朝年间就被吐蕃攻破，以至于西安（长安）“天子九逃，国都六失”。
因此西安（长安）关中地区被吐蕃占领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洛阳在实质履行国都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