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率領的起義軍，其實是一群烏合之眾，如果他們紀律嚴明，不至於一攻破咸陽就爭先恐後地在宮府搶奪金銀財寶。我們不知道混亂的局面是怎樣平息下來的，我們只知道只有蕭何一人在收拾秦帝國的法律條文、地理圖冊、戶籍檔案等文獻資料。烏合之眾只會隨機貪圖一己之私，蕭何的視野顯然比他們開闊得多。我們已不可能知道蕭何收集的這些材料在劉邦的政治生涯和漢帝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建設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第一手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情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蕭何追隨劉邦伊始，就出手不凡，立了大功。
蕭何是劉邦的後勤部長，同時也是鎮守後方根據地的全權代理人。作為地方總管，他治理關中井井有條，免除了劉邦前方征戰的後顧之憂；作為後勤部長，他總能及時給劉邦提供軍需補給。在楚漢相爭的倥傯歲月，蕭何忠於職守，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角色，主觀原因恐怕主要不是出於對劉邦的忠誠，而是源於他的責任意識。他在沛縣擔任下級小吏，因表現出色而得到秦朝御史的賞識，他謝絕御史的推薦，放棄升遷的機會的原因無人知曉，但他的工作能力與責任意識顯而易見。蕭何不會因服務於不同的對象而有不同的表現，不管誰是他的領導，他考慮的是自己的份內事，兢兢業業，忠於職守。責任可以獨立於政治，蕭何作為一名稱職的秦帝國的地方小吏不妨礙他投身於抗秦的歷史潮流。
劉邦重用蕭何，但並非絕對信任。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微妙，無論在劉邦稱帝之前還是在稱帝之後都是如此。在楚漢之爭最艱苦的歲月，劉邦自顧不暇之際多次派使者安撫蕭何，忠誠老實陋於知人心的蕭何感到意外，他的謀士鮑生卻一眼看出了劉邦的不良用心，慰問是假，試探蕭何是否另有圖謀是真。因為只有後方的人士慰勞前方的將士，倒過來就不合常識。不合常識的行為難免讓人懷疑，只能換一種角度理解。鮑生的看法可能基於這樣的推理：天下大亂，機會主義風靡的時代沒有誰會對朝秦暮楚當回事。操守失去約束性，隨時準備背叛就是經常發生的事，也是見風使舵的最佳策略。他人背叛最終容易發生在自己虛弱的時候，而劉邦正處在這樣的危險時刻。劉邦表面上匪夷所思的舉動證明他心有餘悸，他苦於不能明說，他需要準確把握蕭何的動向，慰問的全部秘密在這裡。
消除劉邦的疑慮的最好辦法就是用事實證明劉邦可以放心。蕭何於是聽從鮑生的建議，把自己的子孫昆弟數十人派往前線，這樣既可以表明蕭何政治立場的可靠，又可以讓劉邦把蕭何一家作為人質攫在手中，雙重保險讓劉邦徹底消除了疑心，他大喜過望，當然在情理之中。
越是與重大利益相關的懷疑對象，越需要儘快查個水落石出。排除個人氣質這一因素，地位越高權勢越大財富越多的人，越容易起疑心，正如揣上一萬塊錢的人比揣上一塊錢的人更緊張。劉邦不是對蕭何人品的懷疑，而是對人性的懷疑，對人性的懷疑就是對一切人的懷疑，換一個比蕭何更忠於職守的人劉邦同樣會懷疑。劉邦登基後兩次故技重施，一次被召平識破，一次被不知名的說客識破，問題既在劉邦疑心重，也在蕭何單純。蕭何與劉邦相交數十載，劉邦的氣質、德行、視野，蕭何應該知道，但事實證明蕭何並非完全清楚。他把劉邦的試探看成是善意的表達，把誘餌看成是實實在在的封賞，需要別人提醒才恍然大悟。劉邦多疑，但事出有因。他可以不顧群臣的反對，憑個人意志重賞蕭何，不擔心群臣的不滿會構成對他的威脅，此一時也。他處於危機時刻就會緊張，陳豨謀反、英布謀反他就可能想到蕭何也會謀反。蕭何以為自己忠心耿耿劉邦就不會懷疑不必懷疑，這一點恰恰證明他一廂情願。他多次被劉邦試探而不明就裡，只能說明他的單純出於無知。蕭何在說客的提醒下識破了劉邦的不良用心，但他依然一味屈己從人，不是因為蕭何苦於可意會的事不能出口，而是因為他軟弱。
時勢造英雄。沒有秦末戰亂，蕭何終其一生只能是秦帝國默默無聞的刀筆吏。劉邦起兵反秦給蕭何脫穎而出提供了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個青史留名的機會。蕭何不是戰場披堅執銳的驍將，但他在後勤保障與供給方面具有天賦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他多次在劉邦處於軍事劣勢軍心渙散之際及時提供軍需的必要資源，讓劉邦化險為夷，他成功地為劉邦輸送後備部隊讓劉邦轉危為安，功莫大焉。劉邦消滅項羽論功行封，蕭何成了最大的贏家，是劉邦一手操控的結果。論功行賞從來都是麻煩的事情，誰的功勞最大，往往不能形成統一的看法。因為一是可比的因素多，二是種種因素未必有可比性。曹參遭遇創傷七十年餘處，出生入死，攻城略地，功勳卓著，是眾望所歸的第一人選，但劉邦看好蕭何。曹參與蕭何沒有可比性，沒有可比性不妨礙劉邦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劉邦偏向蕭何就必須壓倒周圍的輿論。劉邦用“功人”與“功狗”比喻蕭何與眾將的區別：衝鋒陷陣的將士只是捕殺野獸的獵狗，而蕭何是獵人，他能發現野獸出沒的蹤跡，發出攻擊指令。獵狗與獵人的功勞不在一個水平上，人與狗的作用不同，決定功勞的大小，蕭何於是功蓋群雄。劉邦既然已經認定蕭何功勞最大，那麼蕭何得到封賞的食邑最多就順理成章。一場久而不決的封賞之爭到此結束。隨後蕭何錦上添花，各列功臣第一，只是餘緒而已。
劉邦的比喻其實不恰當。蕭何沒有參與軍事決策，也不是戰爭前線的軍事指揮，不能算“功人”，能配“功人”之稱的是韓信。劉邦喻蕭何為“功人”，實則指錯了對象。群臣的默認也許是他們糊塗，看不出劉邦比喻的破綻，更可能是，劉邦既然已經定調，就不容群臣爭辯，整個封賞過程操縱在劉邦手中，他可以使用否決權，讓群臣啞口無言，他也可以順水推舟，讓符合他心意的建議順利通過。一場論功行賞的民主協商論會已經徒有其表，變成了劉邦獨斷專行的權力遊戲。
蕭何當年慷慨解囊，以500錢資助劉邦，這一事實可以看成是後來蕭何追隨劉邦的標誌；劉邦還是一介布衣時，蕭何屢屢設法護衛劉邦，這一事實證明蕭何對劉邦有明顯的感情傾向。劉邦借論功行封巧妙地回報了蕭何。劉邦是“為天下者不顧家”的冒險家，戎馬生涯的艱難歲月讓他無暇顧及過去的私人情誼，他有理由把蕭何的小恩小惠忘到九霄雲外，過去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劉邦之所以在重大利益分配之時提及蕭何早年對自己的經濟支助，既是為自己的決定找到另外的理由，又順便顧念了舊情。
蕭何低調，張揚外露遭人忌恨是蕭何選擇低調的理由。他不造豪宅，不購良田，他相信簡樸是長久的持家之道，外露是招禍之源。他知道世事無常，顯赫的家族最容易因種種不確定因素，成為首當其衝的掠奪目標，因此以低調處事，儘量收斂自己的慾望是明智的。他知道榮華富貴對人的誘惑，同時他知道榮華富貴的負面影響，他犧牲了表面虛榮卻成功地躲避了嫉妒的眼光。蕭何的子孫不乏敗家之徒，酇侯的爵位幾度喪失最終又憑藉他的功勞與名望得以恢復。蕭何蔭護了自己的子孫，部分原因是他低調處世的先見之明。
韓信死於蕭何與呂后的合謀。如果蕭何看出呂后謀殺韓信的用心，主動賣身投靠，積極出謀劃策，他就可能難免小人之嫌；如果他屈從於呂后的脅迫，被動性地參與配合，他也許就是一個懦夫。蕭何是一位出色的技術官僚，他忠於職守不等於他光明磊落。他如果像王陵那樣敢於冒犯呂后，也許謀殺韓信就不會發生。忠於職守往往出於職業習慣，正常情況下基本沒有風險，瀆職的風險從反面可以證明。陳平不是因為巧舌如簧，不是因為劉邦機會主義的用人策略，他一定會因為受賄而遭罪。明哲保身者說公道話是因為沒有風險，有風險就可能痛苦地昧著良心做事。蕭何說不定就是這種人。蕭何的良心可能是在呂后的淫威面前泯滅了，他才會把韓信騙到長樂宮。這位過去的伯樂，讓曾經馳騁戰場的千里馬走上了不歸路。無論出於主動還是懾於被迫，蕭何的行為是不光彩的，欺騙指向謀殺，剪除謀反者是蕭何說得出口的理由，但恐怕是良心有虧心有餘悸的藉口。
不管蕭何與呂后合謀誘殺韓信出於何種動機，這一事實證明蕭何已經充當了呂后的鷹犬。
蕭何屬於循規蹈矩的利己主義者類型，這種人在和平時期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有滋有味，他們缺少冒險精神，他們在外在的壓力下最有可能變形，但他們的軟弱與居心不良者的奴顏不能等量齊觀。
於民雄：
1950年12月生。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學士學位，198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曾任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2010年元月退休。有《孔子與先秦諸子》《道教文化概說》《情與理》等作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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