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开放、包容、务实，基本可以概括广州的文化基质，而这些基质的形成，总体上服从地理环境决定论。
先说自由。胡适曾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他在其中说道：“秦朝统一以后，思想一尊，因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处于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环境中，要想自由实在困难，而依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此话不假，但广州却并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南岭横亘于北部，导致岭南与中原之间交流艰难，儒家自西汉以来“思想一尊”，却对岭南影响较弱。作为岭南中心的广州，因此素有“远儒”传统，人们不受单一思想桎梏。
开放也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正因与内陆交通困难，人们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外，形成了对外贸易优势。汉代，广州是丝绸之路起点；唐代，已是世界著名商埠，与50多个国家有经济文化往来；宋时，广州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到了元代，已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清朝闭关锁国时期，广州依然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央仍然在1957年把第一届“广交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放在广州，至今已有60年历史。
包容则是开放的逻辑产物，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打量。内部维度是北人南迁，秦始皇遣50万人征伐岭南，作为副将的赵佗和主将任嚣进入广州，汉人与土著的百越民族开始了交融历史。秦亡之后赵佗割据岭南，自称南越王，努力稳定族群关系。此后客家人历次南迁，以及贬官、罪囚南来，形成岭南的天涯沦落人杂处之所的地位。
外部维度则是对外开放，六朝时期就有外国僧侣到广州传教、建寺；唐朝国力强盛，广州更成为外国使节、商旅集中登陆地点，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宋代及以后，“万国衣冠，络绎不绝”。对于这样一个容纳内部不同地域和民族百姓、外部不同国籍身份客商的城市而言，包容几乎是唯一出路，无可选择。学者考据认为，粤语（广州话）就是北方古汉语与百越土著语交汇的产物。人人皆知广州人爱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花其实是语言不通的异质人群之间交流简化、表达善意的符号。
最后，务实其实全然是商人的特质，不尚空谈，注重实惠，是2000年的商贸历史里经济理性长期积淀影响社会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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