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放、包容、務實，基本可以概括廣州的文化基質，而這些基質的形成，總體上服從地理環境決定論。
先說自由。胡適曾做過一次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他在其中說道：“秦朝統一以後，思想一尊，因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處於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環境中，要想自由實在困難，而依然有人在萬難中不斷追求。”此話不假，但廣州卻並非“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南嶺橫亙於北部，導致嶺南與中原之間交流艱難，儒家自西漢以來“思想一尊”，卻對嶺南影響較弱。作為嶺南中心的廣州，因此素有“遠儒”傳統，人們不受單一思想桎梏。
開放也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正因與內陸交通困難，人們只能將目光投向海外，形成了對外貿易優勢。漢代，廣州是絲綢之路起點；唐代，已是世界著名商埠，與50多個國家有經濟文化往來；宋時，廣州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到了元代，已與140多個國家有貿易關係；清朝閉關鎖國時期，廣州依然是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世界兩大陣營對立，中央仍然在1957年把第一屆“廣交會”（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放在廣州，至今已有60年曆史。
包容則是開放的邏輯產物，可從內外兩個維度打量。內部維度是北人南遷，秦始皇遣50萬人征伐嶺南，作為副將的趙佗和主將任囂進入廣州，漢人與土著的百越民族開始了交融歷史。秦亡之後趙佗割據嶺南，自稱南越王，努力穩定族群關係。此後客家人歷次南遷，以及貶官、罪囚南來，形成嶺南的天涯淪落人雜處之所的地位。
外部維度則是對外開放，六朝時期就有外國僧侶到廣州傳教、建寺；唐朝國力強盛，廣州更成為外國使節、商旅集中登陸地點，今天光塔路一帶的“蕃坊”，居住著12萬外國商人及其家屬；宋代及以後，“萬國衣冠，絡繹不絕”。對於這樣一個容納內部不同地域和民族百姓、外部不同國籍身份客商的城市而言，包容幾乎是唯一出路，無可選擇。學者考據認為，粵語（廣州話）就是北方古漢語與百越土著語交匯的產物。人人皆知廣州人愛花，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花其實是語言不通的異質人群之間交流簡化、表達善意的符號。
最後，務實其實全然是商人的特質，不尚空談，注重實惠，是2000年的商貿歷史裡經濟理性長期積澱影響社會文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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