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朋友，但同时又是柏拉图思想的有力批判者。这件事，对亚里士多德说来不是十分轻松的，但毕竟真理控制了他。他曾说过这么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讨论这个学说使我们感到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既是热爱智慧的人，为了维护真理，即便推翻我们自己的主张也是应当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而胜于爱朋友了。(《尼各马科斯伦理学》)
这段话浓缩以后，就成了那句千古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抉择。
于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到了亚里士多德手中就变成了对客观世界比较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传统的希腊哲学认为，诗和哲学有着不同的工作范畴和对象。诗描绘的是一个变化中的、五光十色的、哲学的思辨终将予以扬弃的世界，而哲学揭示的则是一个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传统诗人笔下的境界无法与之媲美的世界。
在哲学上，柏拉图创立了一种以“形”论为核心的本体论。
在他看来，一座具体的房屋，一朵具体的鲜花，都不是完全的，都有不美的因素掺杂其间；只有一般的、空洞的所谓“房屋”、“鲜花”的理念，才有绝对纯粹的意义；而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则都是摹仿“美的理念”制造出来的摹本，是“美”这个概念的影子。
公元前五世纪末以来，诗与哲学处于抗争的形势下，此时，寄情于冥想中的“理想国”的哲学家柏拉图，对诗展开了激烈的批评——
他认为，诗的性质是非理性的，诗人是“无知”的。诗人靠灵感写诗，而灵感是神赋予的。诗人们完全听凭于灵感的驱使和摆布。
柏拉图寄情于冥想中的“理想国”，并由此浸染到诗学思想、美学观，致使他漠视客观事物的具体性，一味地追慕抽象“理念”。 柏拉图把现实世界看作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艺术又是现实世界的摹本，因此艺术变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艺术模仿是对“形”的两度离异。“形”论在高视阔步地行走，把卑微的诗远远抛在后面。
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这种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似乎除了个别的房屋之外还有什么一般的房屋”。日常生活中的美丰富多彩、有生有灭，假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美的理念”来，只能遁向虚幻。
亚里士多德的不以为然，脱离了柏拉图的思想窠臼，于是，一个判然不同的美学结构由此而生：
柏拉图把现实世界看作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艺术又是现实世界的摹本，因此艺术变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既然已否定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理念世界，于是只承认一个摹仿，就是艺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此其一；
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世界不是什么“摹本”和“影子”，而是真实的，于是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应具有客观真实性，此其二；
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把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分割开来是没有意义的，“理”存于“事”中，于是也便承认现实世界所固有的“理”即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要求艺术在摹仿现实世界时也不能只是抄袭表面现象，此其三；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和戏剧理论，就这样对其师柏拉图构成了“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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