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寶強：從婚變到新片風雲，變成了漩渦中心
我不打算寫王寶強，他的婚變是私人事件，尤其是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從出軌問題上，他的妻子馬蓉似乎應該受到道德層面的譴責，但我們缺乏更多的事實來判斷是非（話說回來，兩口子的是非誰能說清楚？）如果從陰謀論的角度來說，王寶強絕非他表現出來的那般軟弱。是是非非，公共人物的私事，在有限事實的前提下，我們都是吃瓜群眾。
因此，我想談談這次的“吃瓜群眾”，因為這種雞毛鴨血的私事，最後變成了一次公關戰，而很多群眾也不滿足於吃瓜。一個家庭的悲劇，變成了全民的狂歡，無數人討論寶寶的寶寶、寶寶的寶寶的寶寶、寶寶的寶寶是是不是寶寶的寶寶……真是操碎了心，一時間遍地朝陽群眾，要人肉、要捉姦……恨不得披個紅斗篷、再把紅內褲穿到外邊，主持全人類正義的樣子。
所謂吃瓜群眾，很大一部分是“看客”。魯迅先生說得犀利，“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等著圍觀砍頭的看客們，無暇思考那些革命者的主義；嘲笑孔乙己的食客們，亦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聽祥林嫂絮叨的大媽們，就像在看一場免費的悲劇，一直重複也就失去了興趣。我們的課本中，也會將這些看客總結為“愚昧”、“麻木”等等。
於是，我們發現，新時代的看客早已走出了所謂“愚昧”、“麻木”的標籤，變得更有參與性。王寶強微博宣佈妻子出軌當天，熱心的看客們瘋狂湧向他妻子馬蓉的微博，數以萬計的評論（大多數是責罵和侮辱）瞬間刷爆了。然後是各種媒體、公眾人物出來表態，據說連少林寺的釋永信大和尚也表示支持王寶強……大量的媒體和自媒體肯定不能放過這個機會，從女權角度、法律角度、道德角度、社會角度全方位分析。再後來王寶強訴諸法律，說財產被轉移、以淚洗面不能工作、馬蓉回覆王寶強也有出軌……各種細節一輪輪發酵，讓輿論不停地達到高潮。
中國的看客，正在起變化。
1，看客的代入感
明星劈腿的事兒多了，為什麼王寶強會引發這麼大的關注？我想是因為王寶強的特殊身份，與其他明星不同，王寶強是從草根走出來的明星。從河北農村，到少林寺周邊的武術隊，再到《盲井》中的鳳鳴、《天下無賊》裡的傻根，《士兵突擊》讓王寶強真正意義上“紅”起來，隨後的“囧”系列、《hello，樹先生》更讓他一步步成為明星。用俗點的表述，一場完美的屌絲逆襲，也就是完成了一次飛躍式的向上流動。
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當下，這種流動顯然會成為大量底層民眾的希望之光。王寶強的成功，給社會底層提供了無限遐想，這是其他明星無法提供的。尤其是當底層大眾失去上升通道和意義感的時候，對自己境遇的無可奈何，會讓他們更“操心別人的事”，埃裡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中的提到：一個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會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會丟下自己那些沒意義的事，轉而去管別人家的事。
對自身境遇的不滿和屌絲逆襲的標杆，兩個因素成就了王寶強的關注度。他在《士兵突擊》中表現出的簡單主義，以及“囧”系列中的屌絲氣，正迎合了公眾，而真正凸顯他演技的“樹先生”，卻鮮有人注意。
王寶強遭遇婚變，尤其是女性劈腿，這事兒不僅讓王寶強怒不可遏，更點燃了底層大眾的怒火。因為他們對王寶強更容易產生移情：如果女方只是貪圖錢財、背叛寶寶，那就是對寶寶的蔑視和傷害，也就是對寶寶的不認同。如果這段婚姻註定不平等，那麼其實也就意味著，王寶強這種向上流動並沒有最終完成。這會讓很多人產生挫敗感。
很多人將這件事比作武大郎、潘金蓮和西門慶。恰恰反映了這種指涉的內核，西門慶才是那個財雄勢大的人，武大郎不過是個屌絲。可是在這個事件中，經紀人不過是王寶強的打工仔。把王寶強比作武大郎，很多看客的心理上，還是不自覺地將王寶強矮化，其實也是一種內心不自信的表現。
這種代入感產生的受害情結，會讓這次事件中的看客格外情緒化。他們在為王寶強“伸冤”的同時，更是對自己的捍衛。武器就是“直男癌”的傳統道德，這裡要注意，直男的捍衛者不僅僅是男性，男權世界的衛道士也有很多女性，甚至更嚴酷。就像魏寧格在《性與性格》中所說的，“婦女解放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她們喜歡那種對自身的貶低。”要求將淫婦浸豬籠的，往往是為了捍衛自己眼前利益的女性。總之，底層大眾更傾向於用道德美化自己，以此來掩飾自己的無意義感和失敗者心態。而這種大棒揮舞向公眾人物，顯然是廉價且快意的。這就是其他明星婚變，關注者不過是娛樂新聞的觀眾，而到王寶強婚變時，更多的底層人士被喚起、捲入、參與甚至推動。
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戰爭。
2，為什麼看客會撕裂？
但是，這種參與式的看客固然佔多數，卻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諸多公知大V對這件事的分析，似乎走向另一層面，分析王寶強這次公關對孩子的傷害、其中蘊含的男權思維、甚至用陰謀論推測王寶強此舉的高明。總之，顛覆了王寶強的憨厚、耿直、勤奮的“傻根兒”形象。
如果做一個社會調查，我相信持這一觀點的群體，大致為城市白領或更高的階層。在後集體化時代，他們追求個人主義，致力於掙脫道德的規訓。這並非是說他們不講道德，而是不願意被道德規訓，也不願意用道德去規訓別人。無論是自由主義左派還是新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精英的左右兩邊都秉承自由的原則，而將極端保守主義留給了非精英的底層大眾和邊緣群體。
圍繞王寶強婚變的爭論，成為中國撕裂社會的一次集中表現。
巧的是，在王寶強參演的電影《唐人街探案》裡，他飾演的角色正是在新婚時捉姦妻子，於是遠走異國。裡邊他有一句臺詞：“這世上比所有人都瞧不起你的滋味還難受的，就是所有人都同情你。”這句臺詞所顯示的，就是一種精英思維，“瞧不起”意味著某種對抗，而同情則意味著，面對別人的居高臨下卻無能為力。
現實中，王寶強卻選擇了這種選擇的反面，他用公告的方式來宣示自己遭到背叛，並用大段文字來強調自己的無辜。隨後公開的信息，包括他要借錢起訴、以淚洗面等等，都喚起了大量的同情。這種行為帶有很強的中國農村特色，有點像《變色龍》中那個被小狗咬到的金匠赫留金，“把一個血淋淋的手指頭伸給那群人看……就連那手指頭也像是一面勝利的旗幟。”
社會精英是不屑也不願向公眾展示傷口的，無論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這就是為什麼王寶強婚變之後，有很多人拿李宗盛和林憶蓮的離婚聲明來對比，後者顯然更符合精英的價值觀，更剋制、更體面，但前者更有效、更實用。
無論王寶強還是李宗盛，個人選擇的處理方式都無可厚非，王寶強的方式，讓底層大眾的移情激發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但也意味著放棄了精英階層的認同，選擇支持他的陳思誠、釋永信恐怕更多是出於私人關係，甚至還有些不太知名的人想借勢營銷而已，其他公眾人物的表態大多謹慎，對於公號大V們，則不吝惜批判，這些大V的粉絲，也往往是城市白領階層，崇尚個人主義的他們，自然對“出軌”這事兒沒有那麼強的批判，反而是對那些舉著大棒的人全無好感。
看客群體的撕裂，不過是中國社會階層的又一次價值觀分歧。王寶強夾在兩個群體之間，他完成了向上流動，卻沒有完全獲得這個階層的認同，他這種做事風格，恐怕也會讓更多精英階層不屑。但他擁有中國的基層智慧，底層社會可以從他身上得到投射。王寶強的婚變悲劇，被放大到公共群體中，由此變成了一場撕裂社會的鬧劇。
3，圍觀“改變”中國？
蔣方舟在2010年寫過一篇《圍觀能夠改變中國》，樂觀地提到，“圍觀，自動篩選出中國真正有價值的關注點。讓有意選擇性失明的人，不得不正面迎接民意的目光，向那些目光期待的地方做一些實質性的行動，這也許就是微博改變中國的唯一信心所在。圍觀不是浮雲，行動才有力量。”
雖然那一年出現了類似“小月月”等審醜式的圍觀，但微博的興起，讓各種強拆、上訪等不公事件得以曝光，“圍觀”成為一種力量，“弱者唯一的優勢就是數量。這並不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而只是一群已無恆心的人，站在權勢的對岸。於是，這群人緊緊挨著，看牢對方守望著彼此。”那時，我也充滿這樣的信心和期待，圍觀形成的全民監督，成為“弱者的武器”，我們有了可以對抗權力的力量。
然而，6年過去，自媒體時代算是到來，微博的社交需求被微信取代，微博分裂成表演和觀看兩個群體，禁言、銷號、淪陷更是讓公共事件導向發生了變化，任志強被批判，郭於華連續被封超過30個賬號，公知變得激進、被不斷汙名化，民族主義者積累了巨大的力量，五毛和五美分的分裂……這一系列事件讓圍觀演化出一個新詞——撕逼。
此時此刻，我已經無法像當初那樣樂觀地說，圍觀改變中國。或許改變正在發生，然而“改變”的過程是撕裂。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裡說過，由恆產者產生的“士階層”才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定性分子。余英時先生更將“士階層”與中國文化聯繫起來，延伸出“知識人”的概念，可以理解為今天的知識精英，以及追奉知識精英的中產或者白領階層。
在天平的另一端，則是大量的底層大眾，亦是當年我們寄予厚望的力量，被遮蔽的聲音得以釋放，失語的底層找到了表達的通道。可是，硬幣有兩面。長久以來的愚民政策，被遮蔽的不僅僅是弱者的聲音，也遮蔽了他們獲得信息的渠道、禁錮了他們的思維模式。在釋放底層情緒的時候，也釋放了群體的惡。
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中寫到，當理性的個體置於群體之中，“每個人都時不時地被迫服從其主管和上級的決定。他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其朋友、鄰居或者政黨的觀點。他還常常採納周圍人的態度、語言和品味格調。更糟的是，一個人一旦加入一個群體，深陷於一群民眾之中，就可能變得過分暴躁、驚惶、熱情或者殘忍。他的行為舉止與道德良心相牴觸，與其利益也相違背。在這種情況下，他似乎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那就是不斷困惑和驚擾我們的難解之謎。”他提出“中值定理”，意思是群體中的人的思想行為會接近那些最低水準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標準被用來判斷非常普通的事情。
這樣我們大致可以推導出，為什麼網絡中會有所謂的“噴子”。碎片化的媒體提供了極其有限、甚至具有導向性的消息，但網友卻敢於用最武斷的方式和最惡毒的語言，因為在群體中，人們傾向於使用底層方式來交流，咒罵就成為常態。從趙薇事件到奧運會的各種新聞，再到這次王寶強婚變，都是如此。互聯網時代，信息的擴散讓底層大眾的相對剝奪感不斷增強，看似收入水平都在提高，然而中下層的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精英階層，股市房市又在不斷“收割”著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們要麼爬進“成功人士”圈子，要麼又跌落回底層。
圍觀，讓中國日益撕裂。一方面是精英階層的傲慢，他們試圖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影響大眾，然而“知識無用論”和“仇富”的心態，早已經讓中國大眾對精英失去了信心，於是有的選擇了沉默，有的選擇了更加激烈的表達，像和菜頭也開始使用各種汙言穢語，反而加重了彼此的衝突；另一方面，底層大眾的表述日益草根化，使用非黑即白的兩分法，駕輕就熟地承接過“階級敵人”的話語模式，於是王寶強的妻子被描述成潘金蓮，而他們未必明白的是，忽略了潘金蓮在當時的婚姻關係中，是無力用離婚的方式來追尋幸福的，偷漢子或許只是一種反抗，她最大的罪責在於謀殺，而非通姦。在現代社會中，有完善的婚姻法來對馬蓉進行審判，可是很多主持“正義”者，卻直接繞過法律，用潘金蓮和西門慶的罪名來審判馬蓉和宋喆了。
回到關於婚姻和性關係的討論上來，吉登斯曾經寫過一本《親密關係的變革》，他認為女性藉由性與生育的分離而獲得的自主性，以原有的浪漫之愛為基礎，使得她們和男性達成一種純粹關係成為可能，這種純粹關係剔除了權力的控制性因素，是一種民主化關係，使雙方在性和愛方面處於平等的位置，他認為性和愛平等的純粹關係使個人生活的大規模民主化成為可能，並且對於重大群體的民主實踐意義重大。
這是一種近似於烏托邦式的理想模型，但也提供了一種期許。我們的關係被附加了太多條件：嫁給名人、當小三致富的婚姻功利化；還有傳統道德與男權互相糾纏的關係；以及不同階層關於性關係的不同解讀和利益訴求。其背後有兩個陰影：資本和權力。在這兩個龐然大物的影響下，圍觀的看客變成噴子、變成打手、變成“正義”化身，不停交戰，在精神上血流成河，卻沒有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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