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邪教案件，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4年前的那起新聞事件，也就是 5·28山東招遠涉邪教故意殺人案。
2014年5月28日晚上9點多，山東省招遠市一麥當勞餐廳裡，兩男四女6個人圍著一名倒在地上的女子，一名光頭男子大罵倒地女子“惡魔”“永世不得超生”，用拖把猛擊該女子，毆打過程約2分鐘。有圍觀的群眾想要上前制止，打人者放言“你們誰管誰死”。民警接警到達現場後，當時行兇者仍然在毆打被害人，手段十分殘忍。被害人最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起案件中的罪魁禍首就是臭名昭著的“全能神教”。
該案中的六人為了發展邪教組織成員向被害人索要電話號碼遭拒絕，即指認其為“惡魔”，殘暴地將其毆打致死。最終，三人被法院判處故意殺人罪、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數罪併罰，其中兩人經最高院核准，被判處死刑。但即使到了法庭上，幾名邪教組織成員依然對殺人行為毫無愧疚，對所謂的“全能神”深信不疑。
本文擬從辦案實務的角度，談談從對這類邪教案件的一些想法：
一、與常規刑事案件完全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們
辦案多年至今，可以說，我從未見過一個到案後會悔罪的邪教犯罪嫌疑人。所有的邪教案件犯罪嫌疑人被“洗腦”的程度完全超乎了我們社會大眾人士的想象。
從被公安機關抓獲到批捕到起訴，甚至在法庭上，嫌疑人始終保持著對邪教教義的深信不疑，拒絕回答辦案人員的問題，拒絕在訊問筆錄上簽字，在提審過程中甚至還向辦案人員宣揚邪教的“好處”，這幾乎是這類案件的共性了。
邪教對人的精神意識的侵害真的太可怕了。
2017年出臺的兩高關於邪教案件的司法解釋，規定了邪教犯罪的退出機制：即對於真誠悔罪，明確表示退出邪教組織、不再從事邪教活動的犯罪分子給予從寬處罰。
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這個罪名一共規定了三檔量刑：情節較輕的，三年以下；情節嚴重的，三到七年；情節特別嚴重的，七年以上到無期。只要犯罪嫌疑人願意退出邪教，就可以降一檔再進行處罰。但是實務中，如此寬大的政策精神，卻很少有嫌疑人願意配合。正如招遠案中的那個主犯在法庭上揚言，判處死刑也要打死那個“惡魔”。
二、如何確定是不是邪教
司法解釋明確了邪教組織的內涵，按照該解釋第1條的規定：
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佈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應當認定為“邪教組織”。
實務中常見的“邪教組織”主要就是“FL功”和“全能神教”了。
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頒佈《關於取締FL功研究會的決定》，宣佈“認定FL功研究會及其操縱的FL功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取締。”同日，公安部發布通告，宣佈“六個禁止”。同年7月29日，公安部發布通緝令，通緝李洪志。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
從最新司法解釋確定的內涵來看，也進一步明確了全能神教、FL功的邪教組織性質。
三、常見案件多為宣揚、傳播邪教宣傳品的行為
“民警在巡邏時，發現一中年女子手中拿著宣傳紙質品，腰間也夾帶著各類宣傳冊及宣傳光碟等物品，並強行向群眾散發，民警見到後立即向前盤問，該女子神色慌張，民警隨即發現該女子手中的宣傳製品為邪教宣傳品，民警立即將該女子控制，並現場繳獲宣傳單、宣傳冊、宣傳光碟及印有邪教字眼的人民幣若干。”
司法解釋中對於這一類行為的數量標準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一）以貨幣為載體宣揚邪教，數量在五百張（枚）以上的；
（二）製作、傳播邪教宣傳品，達到下列數量標準之一的：
1.傳單、噴圖、圖片、標語、報紙一千份（張）以上的；
2.書籍、刊物二百五十冊以上的；
3.錄音帶、錄像帶等音像製品二百五十盒（張）以上的；
4.標識、標誌物二百五十件以上的；
5.光盤、U盤、儲存卡、移動硬盤等移動存儲介質一百個以上的；
6.橫幅、條幅五十條(個)以上的。
（三）利用通訊信息網絡宣揚邪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製作、傳播宣揚邪教的電子圖片、文章二百張（篇）以上，電子書籍、刊物、音視頻五十冊（個）以上，或者電子文檔五百萬字符以上、電子音視頻二百五十分鐘以上的；
2.編髮信息、撥打電話一千條（次）以上的；
3.利用在線人數累計達到一千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組成員、關注人員等賬號數累計一千以上的通訊群組、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宣揚邪教的；
4.邪教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數達到五千次以上的。
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達到上述標準的五分之一就達到了本罪的立案追訴標準，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常見的案件中，一般是犯罪嫌疑人在散發宣揚邪教內容的傳單、書籍等被公安機關抓獲到案，對於這幾個標準，承辦人員應當做到心中大致有數。
下面附幾個已判決案例：
1、案號：（2017）遼03刑終78號
被告人劉某餘於2016年6月28日13時20分許，在海城市響堂管理區荒嶺回遷樓，被公安機關從二人攜帶的揹包內查獲印有F功標語的人民幣共317張（劉某餘203張）。
認定被告人劉某餘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2、案號：（2013）靜刑初字第51號
被告人趙某某明知“F功”系邪教組織，仍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在住所內，使用個人電腦等工具下載並製作“F功”宣傳光盤。公安民警接群眾舉報後將被告人抓獲，當場查獲投放的宣傳光盤1張、隨身攜帶的同類光盤2張及印有“F功”內容字樣的人民幣53張，“F功”塑料護身符8張。在住處內查獲自制同類光盤155張、LHZ照片1張以及用於製作宣傳光盤的電腦、打印機、空白光盤等物。
被告人趙某某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悔罪,依法從輕處罰。判處被告人趙某某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四、辦理案件中需要注意的犯罪形態的認定
針對實務中比較常見的製作、傳播邪教宣傳品的行為。司法解釋作出了規定：
1.邪教宣傳品是行為人制作的，以犯罪既遂處理。
2.邪教宣傳品不是行為人制作，尚未傳播的，以犯罪預備處理。
3.邪教宣傳品不是行為人制作，傳播過程中被查獲的，以犯罪未遂處理。
4.邪教宣傳品不是行為人制作，部分已經傳播出去的，以犯罪既遂處理，對於沒有傳播的部分，可以在量刑時酌情考慮。
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屬於行為犯，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法定的行為，就構成本罪且達到犯罪既遂，但這並不意味著本罪就沒有未完成形態，在行為的進行過程中是完全可能存在犯罪未遂、中止、預備等未完成形態的。在具體認定其犯罪形態時，首先要區分邪教宣傳品是否系行為人所製作。
五、辦案實務中應注意的問題
邪教案件由於前述的特點，犯罪嫌疑人多為零口供，因此對於客觀證據的及時固定和整理就極為重要。對於涉案的宣傳品要嚴格按照程序規定做好扣押、記錄、辨認等手續，必要時可以進行取證同步錄音錄像，以便於在犯罪嫌疑人口供缺失的情況下進行定罪量刑。
利用通訊信息網絡宣揚邪教的，如：利用自動撥打電話軟件大批量撥打手機、發微博、網站、微信群微信公眾號、電子書、電子圖片等等，要藉助電子證據鑑定及時整理、固定好證據，以便於犯罪數額和犯罪形態的準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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