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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星堆的问题非常多，可能是因为有神秘色彩，可以吸引眼球。提到大禹和三星堆，有些人就特别亢奋，但研究证明“大禹是四川汶川人”是个冷笑话，其次“三星堆文化未超出华夏文明体系”的结论让喜欢神异的朋友失望。
考察四川的历史，就要先说说四川的山川地理，四川盆地在农业社会鼎盛时代被称为天府之国，同样江汉平原是渔米之乡，长江中下游太湖两江地区供养中央政权一半以上的赋税，为什么在战国（2500年以前）这些地方是荒蛮之地呢？要强调的还是气候，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农业革命以前人类是自然生态链的一环而已，到了原始农业和农业社会成熟以后，人类还是要靠天吃饭。东亚季风暖湿气团的北部边缘所到达地区，对中国的人类活动的影响是“老天爷”级的，在这个气团的北侧，四季分明降雨适中，非常适合农业生产，而在此线的南侧，降雨丰沛，气候湿热，植被茂密，对于没有金属工具的远古人群生存困难极大。
东亚季风气团的边缘在9000年前到达渭水、汾河、燕山、辽河一线，这是渭水、赤峰、幽燕、辽东、冀中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或说在7000年以前，人类活动非常活跃并领先其它地区的原因。6000年前东亚季风的北缘南移到了巫山、伏牛山、淮河一线，所以此阶段淮河以北的庙底沟、大汶口、薛家岗、大溪等文化区域开始活跃。3000年前季风北缘回撤到长江以南南岭一带，所以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吴越、两湖、四川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四川的气候在这个大趋势下还有其独特的地方，四川的降水一直到3500年前以后才逐渐从丰沛转到适中。从考古看，在5000年前宝墩文化有很小规模的村镇遗迹，而到3500以后农业生产开始发育，社会形态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形态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四川的古人类活动受到气候影响的同时，受四川盆地的地形影响也很大。四川是中国第二级阶梯的一个盆地，是世界最大高原冰川的泄水通道，大江汇聚之地。自1.8万年前大理冰川期后，四川盆地就成为青藏、云贵、川北高原冰川融水的泄水盆地，而且1万年前一直到3500年前基本为水量丰沛期，加上三峡河道狭窄，洪水频发，大部分时间四川平原为一片泽国，甚至是一个季节性的大湖。岷江上游的若尔盖草原，在红军过草地时还是沼泽，3千年以前四川的湖沼形态可以想见。树木繁盛对于现在人来说是生态好的表现，在没有金属工具前，在这里的人类生存下来是十分困难的。3500年前降水开始大量减少后紫壤逐渐发育，2300年前李冰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才真正成为适合农耕居住的天府之国。
回来说四川的人类活动发展。从现在四川的考古看，四川最早的旧石器遗址是阿坝茂县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主要是5000年左右，出土器物有明显黄河流域文化的印迹。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桂园桥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左右，这也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史前遗存。“什邡桂园桥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靠近龙门山，出土的陶器、细石器与川西高原茂县营盘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十分相近。”而且与营盘山人一样种植“黍”，就是小米，只能说明桂园桥人在农业选择上会选择降雨少的山地，而不是降水多的地方，而当时适合其地种植的水稻还没有传播到成都平原。所以四川平原古居民被认为是来源于岷江流域。宝墩文化遗址处于成都平原河流间的台地上，被称为“古城址”（称为石寨更贴切，而不是贴金），距今4500到3800年左右，现在发现的寨子超过6个（仰韶遗址有五千多个），属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建筑有明显的防洪意识，没有明显的防御功能，有公共场所，或许有宗教形式存在。从建筑和陶器制作看可能来源于营盘山类型的人群，对抗洪水是其到平原生活的关键技能。宝墩文化人群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但应该在非常晚的事情，可以看到四川盆地从旱作到稻作的一个发展过程，或能说明长江下游人群向上游的迁徙与交流沟通。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里，生存技能上没有明显的进步，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迁徙。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代表性的金沙遗址）被称为古蜀文化的两次突变。
下面我引用了很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先生的观点，因为我与他的结论是相近的。
大约在3700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落，四川盆地东部的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也在衰落。其实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都在衰弱，哈拉帕文化消失、两河和埃及动乱，夏朝就是这时候灭亡的，这是因为全球持续300年大旱的结果。考古成果显示，此后形成的三星堆文化可以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和融合的明显证据，这些文化影响主要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中，都出土有黑皮陶钟形圈足豆，与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同类陶器相近。广汉三星堆出土过玉锥形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有良渚文化风格的十节青玉琮，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蜀文化都继承着良渚文化的某些观念和文化传统。 二里头文化的三期（夏朝后期）类型，从鄂西沿长江西进，在鄂西和三峡地区都有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在三星堆文化中也存在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如今已知的有铜牌饰、牙璋等，而且多反映在社会的上层文化中。
二里头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以后，形成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分布到了峡江、鄂西地区。但是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到达长江中游地区的时候，停留时间很短。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晚期，那么夏文化之后兴起的是商文化，商文化在武丁以后很快南进荆楚，占领了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以东的长江中游都是商文化的势力范围，但没有进入鄂西地区。 而三星堆文化虽然分布到了鄂西、峡江地区，但是在这里很弱。
这个期间，鄂西形成了香炉石文化，这个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喜欢使用的陶器是环底器和尖底器，主要的产业是制盐。但是香炉石文化在商代晚期，突然在鄂西地区消失，与此同时却在四川盆地找到了其踪迹，很可能是这个族群的举族西迁。正是由于巴人的西迁进入四川盆地，川东地区成为巴人的势力范围。一部分巴人可能到了成都平原，征服了三星堆文化，并跟三星堆文化的人群发生了融合，所以三星堆文化也就改朝换代，政治中心转移到金沙，出现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开始出现大量尖底器。
二里头文化的南迁与西进有着重大的历史背景，不得不考查中原的政治活动变化，四川盆地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考古学形态发生了大的突变。这种变化不仅是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所能达到的，应该与人群的迁徙与融合有关。三星堆的研究人们老是盯着几个奇怪的面具和太阳树看，猜测是不是外星人或西域乃至埃及人的外来文化，这是人们喜欢怪异的习性。历史是有普通人群无数代自然生息留存的印迹，绝对没有那么多的神异怪诞。
首先从四川人认为大禹是汶川人说起。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夏朝由禹的儿子启建立于2070BC，而大禹出生在2130年前后，禹的父亲鲧出生在2150年前后。禹的母亲是莘氏女，禹娶涂山女为妻生启，鲧的封号是崇伯（称崇山的地方不少，据说这里指嵩山）。鲧禹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存在，必定是一个部族的代表，现代人还把历史人物看成个体自然人，真是悲哀。鲧被四岳推荐治水，在之前是欢兜推进共工治水失败，说明当时鲧的地位与共工相近，而且是陶唐政权的圈里人，而且必定与共工一样擅于治水，或者部族就在水患的肆虐地。莘这个地名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尧夺位后封帝挚政权末任帝匡二为“莘候”，在山东聊城附件，一个是说在嵩山伊水之间，据说伊尹出生在哪里。鲧治水失败，帝舜“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羽山据说在连云港（存疑，但必然在山东），参看“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鲧是在他自己的地盘被杀的，属于东夷。鲧治水的区域只能在黄河和岱岳以南，因为共工在新乡、而欢兜在睢阳，水患当在黄淮之间，而开封、菏泽、济宁、商丘一带均应是黄泛区。大禹在被帝舜重用前，一定在本部落治水，有成绩和名声后，舜不得已才会征召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禹。禹治水的核心过程是：以舜帝为后盾，征服了共工和欢兜部落，在洛阳龙门山和孟津一带在北岸决开黄河大堤（所谓开龙门），向北泄洪，形成现在仍可地质勘测到的“禹贡黄河”河道，对黄淮间的洪水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之后斩荆山（蚌埠怀远、与涂山隔淮河相望），疏通淮河干流与支流（导熊耳），疏导淮河流域的积水，大功告成后在涂山会盟诸侯，禹会村遗址的挖掘确证了这次大会的存在。大禹活动范围向西从来没有超过伏牛山熊耳山一线。治水后，舜禅让帝位（不得已），禹初期居住在“阳城”（洛阳王城岗遗址），后来启建立夏朝，定都于此。说这么多，是说明鲧禹在中原的活动都有部族政治、治水技能和军事实力为背景，不是一个白丁所能企及的，不管他是天才也好或神仙也好。何况大禹是人，只能做那个生产力水平下和部落联盟政体的动员能力条件下，可能做到的事情。
山海经中说“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看中国古籍大部分人引用汉代以后编篡的书籍，非常非常的不靠谱，互相引用，一个人出了错误全部都出错，并成为定案，非常可悲。所以不说传说和古籍了，只说自然规律吧。
鲧如果是一个白丁，会被帝尧任免为全国治水的总负责，把帝国的命运交给一个汶川来的野人？鲧这个字从甲骨文看就是钓鱼或用网捕鱼的意象，而且应该是族名，到汶川看看，那里有这种生活方式吗？4100年以前，汶川地区属于宝墩文化中期，生产力水平相当于八千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出土的遗址极少，而且都是山地生活的遗迹，汶川和岷江流域现在都不可能钓鱼或网鱼，因为水流太急，不可能形成平原治水能力，只能躲避洪水。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才开始适合农业，就是水利能力低下的体现，在此地出生的"鲧和禹"怎么可能掌握水利知识呢，如果掌握了为什么不好好把宝墩文化社会建设好，跑中原来干什么？
鲧的部落如果在东夷或伊洛，他治水13年后被杀，什么时间生的禹呢？如果在治水之前去四川汶川生禹，那么他为什么去那里呢？是等生完了禹，直接把婴儿期的大禹回带回中原抚养的吗？还是等禹长大了靠鲧给的导航地图自己跋涉千山万水走回来的呢？如果鲧死后生的禹，那就得更不可思议了，是鲧的魂魄到四川下种的吗？而禹又怎么来中原的？到了唐代蜀道还是“难于上青天”，能想象4100年前一个人从汶川徒步走到中原吗？在汉代对汶川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关于大禹出生地可以看这个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efb3630100hg39.html
汉代四川的常琥撰《华阳国志》杨雄搞了个《蜀本纪》，以讹传讹循环引用，把大禹出生地确定在汶川县，这个可笑的结论就被封为经典，写进历史书（教科书定稿那些人估计是科幻作家，令人鄙夷），这就是中国人的史观，历史需要由政府、权威、古人和名人们认证，而不需要符合尝试、逻辑和考古，现在的读者你是不是还是这么研究思考历史的呢？在古籍的故纸堆里转圈，该改一改了。汉代的书都说“大禹生在西羌”，我没有找到最初的来源，汉代焦赣的《易林》说“禹生西夷”，感觉还靠谱，怀疑西羌是西夷之误。
我认为，鲧禹的部落在鲁西一带，鲧禹的Y-DNA为M119，属伏羲族团大汶口文化下游少昊部落，其部族在尧舜禹时代一直在菏泽以南的黄泛区生息。鲧在帝尧时期被封为崇伯，家族来到伊洛嵩山一带，鲧被处死后，禹应失去鲧的封地回到鲁西，并在此地治水。鲧在帝尧时被东夷的四岳推荐治水、在帝舜时与六安的皋陶、东夷的伯夷联盟，说明其东夷的势力属性，也说明了此时江淮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对中原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康失国时后羿和寒促篡夏的事件，说明东夷的后羿是夏政权依托的核心部落势力，甚至应该是同族。禹夏政权初期建都“阳城”，在今洛阳王城岗遗址，少康复国后迁都“二里头”，这些遗址中都有明显山东龙山的器物和文化体现。
那为什么四川有很多关于大禹出生的传说呢？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四川开化实际在三星堆文化之后，民智普遍开化形成文化自觉，应该在金沙文化之后。我猜想三星堆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族后裔逃到四川的结果，理由如下：
《山海经》上说：“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是记载商汤杀夏朝大将夏耕，耕的部下逃到了巫山，从上文看到二里头三期代表的夏文化经巴地进入广汉地区的时间在3600左右，正是商代夏的时间，而只有夏的王室和卫队才可能把高品级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和东夷特色的宗教带到广汉，从而将宝墩文化旧石器早期形态一下提升到成熟青铜文化的地步（甚至有称三星堆有文字符号的，可以与二里头符合作比较研究了），形成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突变。夏流亡王室的人数有限，而且都是兵士和贵族，所以生产力的促进上比较乏力。从三星堆发掘的青铜器看，一些与中原的青铜器在铅锌的比例上完全一致，这些是携带过去的，还有很大部分比例差别巨大制作粗糙，说明是照猫画虎本地尝试制造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夏王室与卫队的后人在四川定居繁衍，他们开始为四川的山川命名，来源于山东汶水的夏人命名了汶川，并告诉后代自己的祖先大禹出生在汶水边，而后人没有回去过山东，就口口相传到汉代川人认定大禹生在汶川了（相信祖宗是中国人的习惯，祖宗也没说错，儿孙刻舟求剑了）。
夏王族到四川带去了先进的器物，但并没有带去完整的生产技能，在与本地宝墩文化人群的融合中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原住族群的生产力水平发展，但相对于中原还是落后很多，所以后期三星堆文化族群的生产力水平必然低于与江汉有交通的巴人。夏后裔为统治宝墩文化人群，需要在宗教上融合本地宗教，所以在祭祀上出现有东夷特色的太阳树、太阳神鸟和区别于中原和东夷的图腾和形象是必然现象。三星堆文化被巴人征服后，进一步与巴人的文化和生产力相融合形成了金沙代表的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祭祀坑，表现出的破坏性，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均被人为毁坏后有目的地深埋了，更像一种对敌国重要设施的敌意破坏和销毁。发生的年代在1100BC前后，这时是商后期，应是敌对的巴人的破坏性行为。巴人占领三星堆300年后，这里被荒芜废弃。
蚕丛及鱼凫都应是夏人的后裔，带去了养蚕和捕鱼技术，是蜀王系列的开端，而开明、杜宇等蜀王有可能是巴人的后裔。到秦征服蜀地之前，夏王室的后裔成为四川的主要人种来源。
老农华丹
简单地说三星堆遗址是传说中尧舜禹集团多次对长江中下游的三苗集团进行打击后，并将三苗的贵族及工匠们的一部份迁入了尧舜禹集团的后花园即四川盆地后形成的。所以从考古学文化来看，三星堆文化就是个融合形文化，即有良诸影子，也有其它多种文化影子。但统治者是黄帝（西来文化，即氐羌）的后继者，当然文化已有所改良。
金沙时代应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是杜宇集团的产物。杜宇做为三苗之一的苗蛮集团的一个领袖，先是被尧舜禹时代打败，其中一部份被迁往今昭通键为一带，是为僰人。即所谓从天坠，止朱提。BC700前后杜宇带领昭通一带的苗蛮集团攻入成都周边地区，将三星堆宗庙中陈设的、代表各先祖的（尸）毁灭（就是那些铜人铜面具，尸的意义请去查周礼），即犁庭扫穴。毁灭了三星堆，杜宇的集团统治中心在成都，金沙遗址可能是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杜宇统治时间不长，很快被其或族人或同盟者抑或是被推翻的氐羌民族的反击，将杜宇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