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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三星堆的問題非常多，可能是因為有神秘色彩，可以吸引眼球。提到大禹和三星堆，有些人就特別亢奮，但研究證明“大禹是四川汶川人”是個冷笑話，其次“三星堆文化未超出華夏文明體系”的結論讓喜歡神異的朋友失望。
考察四川的歷史，就要先說說四川的山川地理，四川盆地在農業社會鼎盛時代被稱為天府之國，同樣江漢平原是漁米之鄉，長江中下游太湖兩江地區供養中央政權一半以上的賦稅，為什麼在戰國（2500年以前）這些地方是荒蠻之地呢？要強調的還是氣候，氣候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因為在農業革命以前人類是自然生態鏈的一環而已，到了原始農業和農業社會成熟以後，人類還是要靠天吃飯。東亞季風暖溼氣團的北部邊緣所到達地區，對中國的人類活動的影響是“老天爺”級的，在這個氣團的北側，四季分明降雨適中，非常適合農業生產，而在此線的南側，降雨豐沛，氣候溼熱，植被茂密，對於沒有金屬工具的遠古人群生存困難極大。
東亞季風氣團的邊緣在9000年前到達渭水、汾河、燕山、遼河一線，這是渭水、赤峰、幽燕、遼東、冀中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或說在7000年以前，人類活動非常活躍並領先其它地區的原因。6000年前東亞季風的北緣南移到了巫山、伏牛山、淮河一線，所以此階段淮河以北的廟底溝、大汶口、薛家崗、大溪等文化區域開始活躍。3000年前季風北緣回撤到長江以南南嶺一帶，所以到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吳越、兩湖、四川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四川的氣候在這個大趨勢下還有其獨特的地方，四川的降水一直到3500年前以後才逐漸從豐沛轉到適中。從考古看，在5000年前寶墩文化有很小規模的村鎮遺蹟，而到3500以後農業生產開始發育，社會形態有較大的發展和進步，文化形態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四川的古人類活動受到氣候影響的同時，受四川盆地的地形影響也很大。四川是中國第二級階梯的一個盆地，是世界最大高原冰川的洩水通道，大江匯聚之地。自1.8萬年前大理冰川期後，四川盆地就成為青藏、雲貴、川北高原冰川融水的洩水盆地，而且1萬年前一直到3500年前基本為水量豐沛期，加上三峽河道狹窄，洪水頻發，大部分時間四川平原為一片澤國，甚至是一個季節性的大湖。岷江上游的若爾蓋草原，在紅軍過草地時還是沼澤，3千年以前四川的湖沼形態可以想見。樹木繁盛對於現在人來說是生態好的表現，在沒有金屬工具前，在這裡的人類生存下來是十分困難的。3500年前降水開始大量減少後紫壤逐漸發育，2300年前李冰建都江堰後，成都平原才真正成為適合農耕居住的天府之國。
回來說四川的人類活動發展。從現在四川的考古看，四川最早的舊石器遺址是阿壩茂縣岷江流域的營盤山遺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主要是5000年左右，出土器物有明顯黃河流域文化的印跡。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桂園橋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存，距今約5000年左右，這也是成都平原發現的最早的史前遺存。“什邡桂園橋遺址位於成都平原西北邊緣，靠近龍門山，出土的陶器、細石器與川西高原茂縣營盤山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十分相近。”而且與營盤山人一樣種植“黍”，就是小米，只能說明桂園橋人在農業選擇上會選擇降雨少的山地，而不是降水多的地方，而當時適合其地種植的水稻還沒有傳播到成都平原。所以四川平原古居民被認為是來源於岷江流域。寶墩文化遺址處於成都平原河流間的臺地上，被稱為“古城址”（稱為石寨更貼切，而不是貼金），距今4500到3800年左右，現在發現的寨子超過6個（仰韶遺址有五千多個），屬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建築有明顯的防洪意識，沒有明顯的防禦功能，有公共場所，或許有宗教形式存在。從建築和陶器製作看可能來源於營盤山類型的人群，對抗洪水是其到平原生活的關鍵技能。寶墩文化人群已經開始種植水稻，但應該在非常晚的事情，可以看到四川盆地從旱作到稻作的一個發展過程，或能說明長江下游人群向上遊的遷徙與交流溝通。考古發掘顯示，寶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裡，生存技能上沒有明顯的進步，有的只是週而復始的遷徙。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代表性的金沙遺址）被稱為古蜀文化的兩次突變。
下面我引用了很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先生的觀點，因為我與他的結論是相近的。
大約在3700年前，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落，四川盆地東部的哨棚嘴文化和寶墩文化也在衰落。其實全世界的各種文化都在衰弱，哈拉帕文化消失、兩河和埃及動亂，夏朝就是這時候滅亡的，這是因為全球持續300年大旱的結果。考古成果顯示，此後形成的三星堆文化可以觀察到外來文化的入侵和融合的明顯證據，這些文化影響主要有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中，都出土有黑皮陶鐘形圈足豆，與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同類陶器相近。廣漢三星堆出土過玉錐形器，金沙遺址中還發現有良渚文化風格的十節青玉琮，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古蜀文化都繼承著良渚文化的某些觀念和文化傳統。 二里頭文化的三期（夏朝後期）類型，從鄂西沿長江西進，在鄂西和三峽地區都有二里頭文化的遺存。在三星堆文化中也存在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遺物，如今已知的有銅牌飾、牙璋等，而且多反映在社會的上層文化中。
二里頭文化從鄂西沿長江西進以後，形成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分佈到了峽江、鄂西地區。但是二里頭文化的晚期到達長江中游地區的時候，停留時間很短。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晚期，那麼夏文化之後興起的是商文化，商文化在武丁以後很快南進荊楚，佔領了長江中游地區，漢水以東的長江中游都是商文化的勢力範圍，但沒有進入鄂西地區。 而三星堆文化雖然分佈到了鄂西、峽江地區，但是在這裡很弱。
這個期間，鄂西形成了香爐石文化，這個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喜歡使用的陶器是環底器和尖底器，主要的產業是製鹽。但是香爐石文化在商代晚期，突然在鄂西地區消失，與此同時卻在四川盆地找到了其蹤跡，很可能是這個族群的舉族西遷。正是由於巴人的西遷進入四川盆地，川東地區成為巴人的勢力範圍。一部分巴人可能到了成都平原，征服了三星堆文化，並跟三星堆文化的人群發生了融合，所以三星堆文化也就改朝換代，政治中心轉移到金沙，出現十二橋文化。十二橋文化的主要特點就是開始出現大量尖底器。
二里頭文化的南遷與西進有著重大的歷史背景，不得不考查中原的政治活動變化，四川盆地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考古學形態發生了大的突變。這種變化不僅是文化間的交流與影響所能達到的，應該與人群的遷徙與融合有關。三星堆的研究人們老是盯著幾個奇怪的面具和太陽樹看，猜測是不是外星人或西域乃至埃及人的外來文化，這是人們喜歡怪異的習性。歷史是有普通人群無數代自然生息留存的印跡，絕對沒有那麼多的神異怪誕。
首先從四川人認為大禹是汶川人說起。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夏朝由禹的兒子啟建立於2070BC，而大禹出生在2130年前後，禹的父親鯀出生在2150年前後。禹的母親是莘氏女，禹娶塗山女為妻生啟，鯀的封號是崇伯（稱崇山的地方不少，據說這裡指嵩山）。鯀禹不是一個人的歷史存在，必定是一個部族的代表，現代人還把歷史人物看成個體自然人，真是悲哀。鯀被四嶽推薦治水，在之前是歡兜推進共工治水失敗，說明當時鯀的地位與共工相近，而且是陶唐政權的圈裡人，而且必定與共工一樣擅於治水，或者部族就在水患的肆虐地。莘這個地名有兩個說法，一個是堯奪位後封帝摯政權末任帝匡二為“莘候”，在山東聊城附件，一個是說在嵩山伊水之間，據說伊尹出生在哪裡。鯀治水失敗，帝舜“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羽山據說在連雲港（存疑，但必然在山東），參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衛，以變西戎”，鯀是在他自己的地盤被殺的，屬於東夷。鯀治水的區域只能在黃河和岱嶽以南，因為共工在新鄉、而歡兜在睢陽，水患當在黃淮之間，而開封、菏澤、濟寧、商丘一帶均應是黃泛區。大禹在被帝舜重用前，一定在本部落治水，有成績和名聲後，舜不得已才會徵召與自己有殺父之仇的禹。禹治水的核心過程是：以舜帝為後盾，征服了共工和歡兜部落，在洛陽龍門山和孟津一帶在北岸決開黃河大堤（所謂開龍門），向北洩洪，形成現在仍可地質勘測到的“禹貢黃河”河道，對黃淮間的洪水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之後斬荊山（蚌埠懷遠、與塗山隔淮河相望），疏通淮河干流與支流（導熊耳），疏導淮河流域的積水，大功告成後在塗山會盟諸侯，禹會村遺址的挖掘確證了這次大會的存在。大禹活動範圍向西從來沒有超過伏牛山熊耳山一線。治水後，舜禪讓帝位（不得已），禹初期居住在“陽城”（洛陽王城崗遺址），後來啟建立夏朝，定都於此。說這麼多，是說明鯀禹在中原的活動都有部族政治、治水技能和軍事實力為背景，不是一個白丁所能企及的，不管他是天才也好或神仙也好。何況大禹是人，只能做那個生產力水平下和部落聯盟政體的動員能力條件下，可能做到的事情。
山海經中說“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看中國古籍大部分人引用漢代以後編篡的書籍，非常非常的不靠譜，互相引用，一個人出了錯誤全部都出錯，併成為定案，非常可悲。所以不說傳說和古籍了，只說自然規律吧。
鯀如果是一個白丁，會被帝堯任免為全國治水的總負責，把帝國的命運交給一個汶川來的野人？鯀這個字從甲骨文看就是釣魚或用網捕魚的意象，而且應該是族名，到汶川看看，那裡有這種生活方式嗎？4100年以前，汶川地區屬於寶墩文化中期，生產力水平相當於八千年前的老官臺文化，出土的遺址極少，而且都是山地生活的遺蹟，汶川和岷江流域現在都不可能釣魚或網魚，因為水流太急，不可能形成平原治水能力，只能躲避洪水。都江堰後成都平原才開始適合農業，就是水利能力低下的體現，在此地出生的"鯀和禹"怎麼可能掌握水利知識呢，如果掌握了為什麼不好好把寶墩文化社會建設好，跑中原來幹什麼？
鯀的部落如果在東夷或伊洛，他治水13年後被殺，什麼時間生的禹呢？如果在治水之前去四川汶川生禹，那麼他為什麼去那裡呢？是等生完了禹，直接把嬰兒期的大禹迴帶回中原撫養的嗎？還是等禹長大了靠鯀給的導航地圖自己跋涉千山萬水走回來的呢？如果鯀死後生的禹，那就得更不可思議了，是鯀的魂魄到四川下種的嗎？而禹又怎麼來中原的？到了唐代蜀道還是“難於上青天”，能想象4100年前一個人從汶川徒步走到中原嗎？在漢代對汶川人來說都是不可能的。關於大禹出生地可以看這個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efb3630100hg39.html
漢代四川的常琥撰《華陽國志》楊雄搞了個《蜀本紀》，以訛傳訛循環引用，把大禹出生地確定在汶川縣，這個可笑的結論就被封為經典，寫進歷史書（教科書定稿那些人估計是科幻作家，令人鄙夷），這就是中國人的史觀，歷史需要由政府、權威、古人和名人們認證，而不需要符合嘗試、邏輯和考古，現在的讀者你是不是還是這麼研究思考歷史的呢？在古籍的故紙堆裡轉圈，該改一改了。漢代的書都說“大禹生在西羌”，我沒有找到最初的來源，漢代焦贛的《易林》說“禹生西夷”，感覺還靠譜，懷疑西羌是西夷之誤。
我認為，鯀禹的部落在魯西一帶，鯀禹的Y-DNA為M119，屬伏羲族團大汶口文化下游少昊部落，其部族在堯舜禹時代一直在菏澤以南的黃泛區生息。鯀在帝堯時期被封為崇伯，家族來到伊洛嵩山一帶，鯀被處死後，禹應失去鯀的封地回到魯西，並在此地治水。鯀在帝堯時被東夷的四嶽推薦治水、在帝舜時與六安的皋陶、東夷的伯夷聯盟，說明其東夷的勢力屬性，也說明了此時江淮經濟和人口的發展對中原舉足輕重的地位。太康失國時後羿和寒促篡夏的事件，說明東夷的后羿是夏政權依託的核心部落勢力，甚至應該是同族。禹夏政權初期建都“陽城”，在今洛陽王城崗遺址，少康復國後遷都“二里頭”，這些遺址中都有明顯山東龍山的器物和文化體現。
那為什麼四川有很多關於大禹出生的傳說呢？應該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四川開化實際在三星堆文化之後，民智普遍開化形成文化自覺，應該在金沙文化之後。我猜想三星堆遺址的二里頭文化是夏王族後裔逃到四川的結果，理由如下：
《山海經》上說：“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屍。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是記載商湯殺夏朝大將夏耕，耕的部下逃到了巫山，從上文看到二里頭三期代表的夏文化經巴地進入廣漢地區的時間在3600左右，正是商代夏的時間，而只有夏的王室和衛隊才可能把高品級的青銅器、金器、玉器和東夷特色的宗教帶到廣漢，從而將寶墩文化舊石器早期形態一下提升到成熟青銅文化的地步（甚至有稱三星堆有文字符號的，可以與二里頭符合作比較研究了），形成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突變。夏流亡王室的人數有限，而且都是兵士和貴族，所以生產力的促進上比較乏力。從三星堆發掘的青銅器看，一些與中原的青銅器在鉛鋅的比例上完全一致，這些是攜帶過去的，還有很大部分比例差別巨大製作粗糙，說明是照貓畫虎本地嘗試製造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夏王室與衛隊的後人在四川定居繁衍，他們開始為四川的山川命名，來源於山東汶水的夏人命名了汶川，並告訴後代自己的祖先大禹出生在汶水邊，而後人沒有回去過山東，就口口相傳到漢代川人認定大禹生在汶川了（相信祖宗是中國人的習慣，祖宗也沒說錯，兒孫刻舟求劍了）。
夏王族到四川帶去了先進的器物，但並沒有帶去完整的生產技能，在與本地寶墩文化人群的融合中極大地促進了四川原住族群的生產力水平發展，但相對於中原還是落後很多，所以後期三星堆文化族群的生產力水平必然低於與江漢有交通的巴人。夏後裔為統治寶墩文化人群，需要在宗教上融合本地宗教，所以在祭祀上出現有東夷特色的太陽樹、太陽神鳥和區別於中原和東夷的圖騰和形象是必然現象。三星堆文化被巴人征服後，進一步與巴人的文化和生產力相融合形成了金沙代表的十二橋文化。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祭祀坑，表現出的破壞性，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均被人為毀壞後有目的地深埋了，更像一種對敵國重要設施的敵意破壞和銷燬。發生的年代在1100BC前後，這時是商後期，應是敵對的巴人的破壞性行為。巴人佔領三星堆300年後，這裡被荒蕪廢棄。
蠶叢及魚鳧都應是夏人的後裔，帶去了養蠶和捕魚技術，是蜀王系列的開端，而開明、杜宇等蜀王有可能是巴人的後裔。到秦征服蜀地之前，夏王室的後裔成為四川的主要人種來源。
老農華丹
簡單地說三星堆遺址是傳說中堯舜禹集團多次對長江中下游的三苗集團進行打擊後，並將三苗的貴族及工匠們的一部份遷入了堯舜禹集團的後花園即四川盆地後形成的。所以從考古學文化來看，三星堆文化就是個融合形文化，即有良諸影子，也有其它多種文化影子。但統治者是黃帝（西來文化，即氐羌）的後繼者，當然文化已有所改良。
金沙時代應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後，是杜宇集團的產物。杜宇做為三苗之一的苗蠻集團的一個領袖，先是被堯舜禹時代打敗，其中一部份被遷往今昭通鍵為一帶，是為僰人。即所謂從天墜，止朱提。BC700前後杜宇帶領昭通一帶的苗蠻集團攻入成都周邊地區，將三星堆宗廟中陳設的、代表各先祖的（屍）毀滅（就是那些銅人銅面具，屍的意義請去查周禮），即犁庭掃穴。毀滅了三星堆，杜宇的集團統治中心在成都，金沙遺址可能是他們進行宗教活動的地方。杜宇統治時間不長，很快被其或族人或同盟者抑或是被推翻的氐羌民族的反擊，將杜宇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