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渠》即将于8月3日14:30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首映仪式，小编将电影编剧韩炜的创作心得整理出来，也算是小小的剧透了~
电影《天渠》的剧本创作，是我编剧生涯中最为荣幸的一次经历。
黄大发，这个生活在贵州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的老人，有着58年党龄，当了46年村干部，前后花了36年，带领群众，在贵州大山的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这样的事迹，这样的人物，对于任何一名影视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弥足珍贵的题材。同时，商业院线市场的巨大压力，极其有限的创作周期，以及这类题材作品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无法预估的难度，也不免令人敬而畏之。
我们来到这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位置的仡佬族山村，跟随老人上山下坡、走门串户采访干部村民，这个过程中，我已然被老人旺盛的活力和近乎亢奋的激情感染。村民们只要见了他就亲切地称呼他“黄老支书”，而老人一边高亢地给我们讲述着修渠的壮举，一边引领我们来到村里的角角落落。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修渠失败的废弃涵洞，听到了建于全村中心位置的村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们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通渠前全村人赖以生存的土井，也走进了老人住了一辈子的老屋……最终我们登上蜿蜒在大山绝壁上的“大发渠”，在我们发出阵阵的惊叹的时候，我看到了老人平静、淡然而自在、喜悦的神情。他说：这条“大沟”，是我们的命，是我们的血管！那一刻，我深切地体察到老人内心的那份幸福感。眼前这个绿水青山的小村子，就是老人的自由王国。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灵魂的洗礼”这个说法。壮观的山区景象无限拓展着我久居逼仄都市的视野，山民的淳朴厚实让我对比出喧嚣繁华背后的局气。一种从未产生过的创作激情充满胸臆：不管有多难，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山里的村子，把眼前这些可爱的村民以及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介绍给外面的世界。这是一种创作者的冲动，也是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职责。
带着这份创作激情和使命感，开始了六个多月的《天渠》剧本创作。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又该如何凝聚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应该用一种怎么样的类型题材去组织散落在各种时空中的素材细节，并在有限的制作条件下还原事件、塑造人物和表达主旨？作为一部故事电影，又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尺度？作为一部将要进入商业院线序列的大电影，如何吸引当下的观众碎片化的注意力？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又如何与通行的宣教视频有所区别？
带着诸多创作的困惑我再次来到了草王坝村。这一次，我见到了老人的儿子，至今已做了祖父的他曾经伴随着父亲修渠，曾经因为生活所困离开村子进城打工，之后又被父亲从打工的工地强拉回来担任村小学代课老师，我倾听了他对父亲的“怨言”以及发自内心的敬佩。我也通过了老人的外孙拿到了大发渠修建过程中几乎所有文件的扫描件，包括后来我写进剧本中的那份手写的修渠报告。我了解到黄大发老人一直避而不谈的二女儿的往事，那个名叫黄彬彩的女孩没能看到村里通水的那一刻，长眠在村子后山一片当地叫“羊舌条”的灌木丛中。至为神奇的是，再次来到老人的老屋，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我依稀记得曾经在漫无边际的网络资源里看到过一张老人与自己的妻子、儿女的合影，这张拍摄于老屋前的彩色照片中，黄大发年轻美丽的女儿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粗毛衣，笑容如山花般素净淡雅。可是此后我再也找不到那张我记忆中的网络图片，问询了很多人，都回答说这张照片并不存在。后来我固执地将这张照片写进了剧本，我坚持认为这个老人最疼爱的女儿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曾经有过这一张美丽的照片，有过这样一个美好而温馨的合家欢时刻。
2017年11月17日，我通宵完成了剧本的修改，打开网络，微博上刷屏的竟然是一段新闻联播上的画面，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一届的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当他看到其中的两位老人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他挪开前排的凳子，将老人请到身边入座。其中一位，正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黄大发。
作为创作者，我只能自愧因为制作周期的限制，没能用更多的时间去深入贴近故事的主人公，去触摸体会那些跟随黄老支书改天换地的可爱可敬的村民的日常，自愧自己有限的创作高度和创作能力，不足以更好地表现这些平凡人物身上的不平凡故事。
由此，我深感这次电影剧本的创作是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次荣幸，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美好际遇。
电影《天渠》编剧：韩炜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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