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事實證明，是改革開放的力量而非計劃生育，才讓我們走到了今天。但如果再不放開生育，我們如何應對已至改革深水區的明天？
2007年，旅美學者易富賢在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了《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
易富賢自2000年起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問題，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當《大國空巢》在香港面世之後，有人在人民網的“強國社區”上發文說，大國空巢，是個典型的偽命題。
文章說：計劃生育一胎制比較起來是最科學和人道的減少人口規模的措施，即使在執行過程中有過於強硬等弊端，但不能因此否定方向的正確性，要改善的只是貫徹執行過程的科學性靈活性。
全文的結論也非常簡單：一胎制應至少再堅持30年。
但隨後的政策變化，從現實層面說明了國家的選擇。
2011年11月，中國實施雙獨二孩政策；
2013年12月，中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
2015年10月，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
《大國空巢》簡體版
2013年，《大國空巢》的簡體版也終於在內地出版，上市一個月便加印數次，當時書商用的宣傳詞是“第一禁書解禁”。
如今，不僅全面放開生育的呼聲日漸高漲，像遼寧這樣已經陷入老齡化危機的省份，明確提出了獎勵生育的計劃。
另據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已組織專家研究獎勵生育的可能性，測算對不同孩次家庭給予獎勵。
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讓重新喚起年輕人生育的積極性？攜程網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說：起步價，2萬億。
那是為什麼，人口問題會在40年前被如此決絕的被控制，又在40年後被如此強烈地要求被放開呢？
一切都得從200年前的英國說起。
1．
談到計劃生育，有一個肯定繞不開的理論：馬爾薩斯陷阱。
托馬斯·馬爾薩斯
這一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在200多年前發表。其理論的核心是：技術進步可以產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長，然而，收入的增長很快會導致人口增加和農業生產率下降，最終將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長。
馬爾薩斯說，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
在馬爾薩斯的年代，“消滅”人口的方式是戰爭、殖民、推動工業革命，而到了中國，這一理論的最終結果，便是計劃生育。
著名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深受馬爾薩斯影響，他說：“勞動的自然價格就是必須使勞動者能夠共同生存，即使人類不增不減永世長存的價格”。李嘉圖的這一論調被稱為 “工資鋼鐵定律”，併為馬克思所接受，成為剩餘價值學說的主要成份之一。
馬爾薩斯的觀點還影響著生物學的研究。達爾文說他讀過《人口原理》，該書為他的進化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環節。
在中國，馬爾薩斯理論最早的傳播者是嚴復。他曾提出“奢民說”和“教育妨生說”，也就是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增長越慢。
孫中山卻對馬爾薩斯的理論不以為然，指出：人口是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強人口的日增，中國人口不增甚至減少，有亡國滅種的危害；中國只有增加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質量，解決人口分佈的不平衡，才能避免這一危險。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總人口5億多，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看好新中國，就以馬爾薩斯的理論為依據，認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
對此，毛澤東非常氣憤，寫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加以駁斥。在文章中，毛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創造出來。”
2.
建國之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著名教育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在1955年提出要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
馬寅初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
馬寅初指出，中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並從工業原料、促進科學研究、就糧食而論等方面論證“非控制人口不可”。
這一觀點在當時並不合時宜，不僅沒有被官方所接受，馬寅初本人還遭到了嚴厲的批判。《新人口論》被批為“仇視勞動人民”、“利用人口問題向黨、向人民進攻”。
隨後，中國經歷了又一輪生育高峰，總出生人口達3.2億。
後來，《光明日報》對馬寅初這段故事的結論是：“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
1970年，意識到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後，周恩來做出指示：“計劃生育屬於國家計劃範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
計劃生育海報
1972年，衛生部在《計劃生育工作調查報告》中，將城市的生育控制經驗總結為“晚、稀、少”。所謂“晚”，指男女雙方在25歲以後結婚；“稀”，指婚後生育間隔長一些；“少”，指一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
70年代後期，我國人口已近10億。1978年，國家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表明要進一步嚴格控制人口的態度。
同年3月，計劃生育第一次被憲法條目提及，措辭相對模糊：“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1979年7月，已98歲的馬寅初得到平反，中央組織部門正式發文稱：“實踐證明，您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
1979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辦公室在成都召開會議。時任副總理陳慕華在會議上提出：“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是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著重點轉移。過去我們說,‘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現在提出來‘最好一個’，後面那個‘最多兩個’沒有了。”
1980年2月13日，新華社公佈了宋健、田雪原等人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
報告指出，如果按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後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中國人口也要到2050年達到15億後，才能停止增長。
宋健開創的人口控制論，被稱為“結束了從馬爾薩斯以來長達200多年的激烈爭論，把人口學變成一門精確的定量科學”。1987年，宋還因為這套理論獲得了國際數學建模學會的最高獎“艾爾伯特·愛因斯坦獎”。
1980年9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
1980年9月，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標誌著獨生子女政策全面實行。
1982年9月，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正式寫入憲法。
200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標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被納入法制軌道。而在200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佔10%以上，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
從發端到鋪開，從理論到國策，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出生人口萎縮了整整33%。
“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不僅成為一句家喻戶曉的口號，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
3.
2009年，時值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年，“計劃生育之父”田雪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名為《中國人口政策回顧與展望》的文章，提醒決策者這一國策已到轉型之際，並明確提出了“雙獨二孩”、“單獨二孩”等建議。
在此之前，宋健“人口控制論”中對中國總人口的預估，已被人口普查的結果所證偽，當初報告中“不必擔心勞動力不足”、“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40年後出現”等論斷，也很快被殘酷的人口現實所推翻。
按照易富賢的測算，到2018年，計劃生育使中國少生了3.98億人，比整個美國的人口還要多。
可以說，計劃生育取得了空前的效果，但中國社會的發展卻完全沒按馬爾薩斯預測的那樣走。
計劃生育政策出臺的初衷，確實是擔心中國承受不了這麼多人口的消耗——直白點說，害怕每個人連飯都吃不飽。
1980年發佈的《公開信》中，就曾寫道：“現在我國每人平均大約兩畝耕地，如果增加到十三億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將下降到一畝多。在目前條件下，在這樣少的土地上，要生產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糧食，還要生產出足夠數量的經濟作物，是相當困難的。”
如今，中國不僅極少人餓肚子，還擁有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國民總體生活水平在全球都還算不錯。
中國的人口沒有像馬爾薩斯所預言的那樣爆炸式增長，中華文明沿襲數千年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觀，也被計劃生育徹底改變。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模式，也都是圍繞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進行的。
是的，馬爾薩斯低估了科技進步和社會理念轉變的力量——當然這也不能怪他，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為何會如此篤定地執行這個200年前的，誕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學說？
事實證明，是改革開放的力量而非計劃生育，才讓我們走到了今天。但如果再不放開生育，我們如何應對已至改革深水區的明天？
中國靠著“4→3→2→1”的人口金字塔，在短時間內積聚了年輕人的發展優勢，但從長遠來看，這一代年輕人的養老負擔則是“1→2→3→4”的倒金字塔形，“未富先老”局面已然形成，這意味著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夢想有可能會因此而成為鏡花水月。
中國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金字塔
遼寧之所以率先提出要鼓勵生育，就是因為當年東北本就是把計劃生育國策落實得最為徹底的地區。如今，遼寧不僅老齡化程度遠超全國各省，少兒人口也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到2020年，每4個遼寧人中，就有1人年齡超過60歲。
易富賢說過，要是一個國家的主流家庭不願意生或者養不起三個孩子，標誌著這個國家已經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窘迫如遼寧，不得不喊出了“鼓勵老年人自主創業”的口號。
美國經濟學家哈瑞·丹特在《人口峭壁》一書中指出，人口下降將是中國債務、房地產泡沫加速破滅的根本原因。中國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在人口，在於改變人口全面下滑的趨勢，認識不到這一點，將非常可怕。
丹特的預言並非危言聳聽，放眼全球，還沒有一個國家在擁有了類似今天中國這樣的人口結構以後，還能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問題在於，即便現在全面放開生育，中國的生育率，早已低於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正值生育旺季的年輕人們，也都不太想生了。
時代，成了最好的避孕藥。
這個藥劑的引子，是現代社會文明下，個人意識的覺醒與發揚，而直接發揮藥效的，是房價、教育、醫療這三大核心要素。
年輕人本來就不想生，但凡動了點心思的，一看到高昂的房價、高昂的育兒成本、高昂的醫療與保健支出這“三高”之後，很難不打退堂鼓。
“毒奶粉”、“紅黃藍”、“假疫苗”的三連擊，更讓年輕人對生育這個話題退避三舍。
用梁建章的話來說，在中國養育小孩的痛苦指數太高了。
所以梁建章才提出，至少要用GDP的2%到5%來獎勵生育，並輔以配套的減稅措施，才有可能夠把中國的生育率提升到一個相對較好的水平。
按照中國的GDP總量，這意味著2-5萬億的財政支出——但即使這個政策能得以落實，留給中國人口的時間窗口，也已經所剩無幾了。
人口的“生產”不比投資“鐵公基”，本身帶有滯後性，在這方面政策與配套措施的制定與推出，是完全不能指望“臨時抱佛腳”的。
或許，我們將在計劃生育的第40個年頭，迎來決定性的改變。
不然，就真的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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